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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黄耀明坐在录音室那把电影院折椅里，意态悠闲，笔者细细地打量换上自己舒适的卫衣和白底三间复刻版三叶草球鞋的他。现实中的黄耀明的衣着打扮很随意，也不必播着音乐才能培养访问情绪，曾经在台上看到的那个红妆素裹的黄耀明，在这一刻何止不会分外妖娆，简直是别有一种亲和力。
可是坊间总会将舞台上刻意打扮过的黄耀明套在他的音乐上，不免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的年轻人时装潮流出现的两大派系，暗暗一较高下：代表了意大利现代时装为主导的“Mods”和皮革机车外套的“Rockers”。是的，不论摇滚乐也好，流行音乐也好，一直以来都跟时装潮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黄耀明则自由地穿梭其中，无视桎梏。在他眼里，摇滚是皮夹克，是铆钉，是电吉他，也是反战、反思、反霸权。包装不再重要，用什么瓶装酒都可以，说到底，都是爱。
黄耀明看摇滚与时装：接纳与爱
随着时代的不同，摇滚乐本身后来衍生出不同的支流派别，表演者会随着音乐本身定义而决定打扮，音乐和服装的视觉效果同样重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Glam Rock更影响深远，舞台上璀璨的服装与高跟鞋成为一时潮流，七十年代后期的迪斯科风格将浮夸的城市风格融入时装，八十年代的重金属乐队强烈对比的视觉形象，统统都是音乐跟时装挂钩的例子。
九十年代西方流行的Grunge风并没有吹到中国大陆，反而是摇滚这种一向被理解为反传统反主流意识形态，反建制反霸权的音乐，在压抑多时刚刚复苏和解放的中国萌芽，从崔健到黑豹乐队唐朝乐队，摇滚乐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恍惚一下子灿烂地百花齐放，于是我们和黄耀明开始聊到音乐和时装。
《风尚周报》：九十年代，摇滚乐在内地萌芽后，一改当时内地年轻人印象里属于西方社会腐败颓废的现象，在卷曲长发和漆黑皮衣的里头，原来还有积极思想和自由独立的内涵，电音、工业、嘻哈成为了内地摇滚的新形态，这些现象，当时在香港生活的你，会如何理解？对现在的新摇滚，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黄耀明：首先我想讲，摇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而且除了音乐，最主要是摇滚体现一种精神，皮夹克也好，铁链也好，电吉他也好，都是从这个精神演变、伸延出来，不能分割的一个衍生现象。从来，不论内地或者香港的华人社会，我都觉得摇滚的声音是不足够的――事关主流社会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摇滚是反叛，这跟传统华人社会主张的父慈子孝画面是冲突的。实际上让摇滚和反叛划上等号是不公平，因为摇滚的精神是要让人反思――从早期的rock & roll到稍后的punk rock，其实都是循这个大原则来做音乐，所以在不同地方的摇滚，表现方式可能不同，但骨子里想表达的中心思想，都是有迹可循。
所以我相信不但要有“中国好声音”，还要有“中国更多的声音”，不只是站在台上表演，还要容纳不同形式的音乐创作人。
《风尚周报》：在你看来，摇滚给生活带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黄耀明：很简单，一个字：爱。
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中心思想，也是love and peace 这两大元素，写歌词的会从这方面着眼去触及社会上的问题，跟当时西方历史上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譬如年轻人反思越战带来的牺牲 —— 可以举的例子有很多，像Bob Dylan，John Lennon，甚至David Bowie。
所以简单地说摇滚给生活带来的真正含义，我会认为就是爱。
《风尚周报》：你觉得时尚与摇滚之间的联系为何总是这样紧密？在你看来，除了这些服饰装扮，还有哪些时尚元素与摇滚有关？
黄耀明：是的，两者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密切，原因就是大家都是流行文化，一个是由声音而来的流行文化，一个是由视觉而来的流行文化。
让我举个例，有哪场时装表演的runway会没有配上背景音乐？所以David Bowie的成功，在于同时兼顾到这两大元素，让他的乐迷、观众、粉丝的听觉和视觉都能感到满足。
就算有些很接地气的音乐人，看似没有让时尚潮流牵着走，简简单单的T恤牛仔裤旧球鞋，其实也是一个fashion statement ——不论时尚或者反时尚，都是一种fashion statement。
《风尚周报》：有很多观点都认为黄耀明带领了一代风潮，无论是衣着打扮，曲风音色甚至生活态度――不如说说你觉得自己做过最fashionable的一回事好吗？
黄耀明：最fashionable的一回事……嗯，让我好好地想一想……我想，我的确写过一些fashion statement，是让一般观念上关于某个性别一定要某种衣着打扮的传统观念模糊化，将男女形象模糊成中性，多多少少是一种挑战……（记者：“《忘记她是他》！”）是的，又或者是忘记他是她。
如果将fashionable这个观念概括到时装以外的语境，那么我到现时为止做过最fashionable的一回事，应该是去年的出柜。整件事对我来说，是一种blessing，譬如现在我们很舒服地聊天，就不必因为涉及到某些话题而忽然有所避忌，要兜一个圈去找另外的字眼或者句子去表达大家的意思。
而且我是幸运的，出柜之后接触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友善的，然后发生的事，像成立大爱同盟，都远远胜于出柜这回事，也是当初始料未及。
黄耀明看达明：这是一切的震源
谈黄耀明的音乐，少不了会提到达明一派；提到达明一派，少不了会讲到刘以达 —— 经过周星驰电影的熏陶下，年轻一辈所认识的刘以达是个冷面笑匠，虽则目光不是呆滞就是浮游，但出自他口中，有时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可能高深莫测，只要他元神能对焦肉体准确回归，他跟常人一样，也会讲到抱负展望，甚至快乐与委屈。 1985年到现在，达明一派曾拆伙，曾经reunion，曾经各自发展，亦曾经如去年的演唱会标题那样，“兜兜转转演演唱唱” —— 不是不像《三国演义》第一回论天下大势的那八字真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基于两人的共生共荣，笔者将达明一派形容为“共同体”，在精神要领方面却被黄耀明一句“震源”而打得败下阵来。要知道，宇宙间的风起云涌、潮退潮散、缘起缘灭，都是它。
《风尚周报》：二十八年，说时间不短是骗人的，在今天，2013年初冬的这个傍晚， 明哥会怎样看刘以达？是音乐上战友， 还是一个a long time old friend？
黄耀明：两样都是！坦白讲，现在一切的“震源”都是来自达明一派，我对达明这个组合和阿达的感觉，有时不是三言两语就形容到。
这些日子以来，我和刘以达在音乐上可以做的，可以尝试的，其实都差不多几乎试尽了，所以即使未必再有新的火花，甚至乎未必再有比以前更新颖的common language，但我们有的是“老本”，有的是默契――我想，这一刻我和刘以达是真正享受“玩音乐”的那个“玩”字的涵义和状态，而且我们累积可以玩的老本，一点也不失礼。
《风尚周报》：那么你预计达明一派这个组合还会共同走多远？
黄耀明：有些意见重复好像没有新意，恍惚不是一个好的名词，但我却丝毫不介意，譬如reunion时候我们重温达明历史上的音乐，注入和套入现今世纪的元素，一样很好玩。至于还会共同走多远……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什么时候再会做些什么，但有机会的话，我不会排除在内地举行，这些年来，达明一直没有太多机会和内地的朋友有更多的联系和交流，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而又有机会举办的话，我会全力配合。
《风尚周报》：独立发展后，你会如何形容自己的风格？
黄耀明：当初达明一派是两个人的组合，而不是单单一个人，所以我们会尝试一些形态未必固定的事物或者形象――尤其在意境上。这方面，张叔平和Thomas Chan出了很多心思气力替我们筹谋打算――像最早期我的长发和刘以达的平头装，在大碟封面只露出面孔，颈部以下都没有入镜，《石头记》的封面甚至不单是侧面，而且镜头还刻意有点模糊，对我而言，其实可算是down to earth，或者严格地说，真的谈不上一般观念里的“glamorous”，稍后一点的《下世纪再嬉戏》封面更是玩味性质更浓，红头发加尖耳朵，完全是西方传说故事的小精灵造型，寓玩乐于project之中。
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拘泥于一格的人，不同的形象其实都是有趣。英文的“visionary”有梦幻和梦想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我喜欢的字词，而且可以冲击起不同的化学作用，比如《信望爱》的封面事实上也是一个侧面，但在graphic的视觉上就添上丰富画面的元素，又有蔷薇又有希腊雕像，内页还有蝴蝶啊浮世绘鲤鱼啊这些？？也许正是这些画面开始让人有“华丽”的联想。不过继续回忆一下其它稍后的唱片封面，粉红意tone on tone衬衫领带配墨镜，《明日之歌》也是闪亮一点的衣着打扮，还有《风月宝鉴》的衬衣领带长大衣……怎么讲呢？（“英伦风？”）对对对，都是比较有讲究。
所以真要我在“浩瀚的中文词汇里”拣来形容自己风格的话，我想（进入认真的沉思状态），“简单而隆重”是一个颇适合的用词。
《风尚周报》：这些“简单而隆重”的感觉也会在明年3月中举办的“黄耀明演唱会2014”中可以看到吗？
黄耀明：是的。香港的观众，我指懂得来香港红馆看演唱会的观众，已经非常懂得看演唱会了，他们会ask for more！哈哈。
《风尚周报》：Edward（林奕华）这样形容过明哥，大意是你的身上齐集了香港曾几何时一代的文艺青年关于浪漫华丽的自我投射和最终梦想——当然我们都知道“final fantasy”是个很大很广泛的概念，你会如何理解？
黄耀明：Okay，如何理解这个形容。其实我一直都不希望被定型——既然是一个Fantasy，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框架限制？正如达明初期的时候我还是留长头发，其中多多少少是告诉当时身处八十年代的香港人知道，男孩子除了干干净净的短头发外，长头发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一定只有女孩子才能够蓄起长头发，男生和女生的性别观念没有必要划分得一清二楚，界线上模糊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
是的，不但那时候，即使现在，我所做的，也是在改变很多固有的观念，让不同声音可以互相包容。
至于当时香港的文艺青年会做的事，当然我也曾做过：在“进念”进出，往剧场观剧，看欧洲电影，统统都没有遗漏过。不过，我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做这些，像去“进念”会一定认识到Danny Yung（荣念曾）他们，便自自然然会参与起剧场来，一切都是一件事扣着另一件衍生出来，完全没有一份文艺青年必须照做的check-list来跟着做——就像大爱同盟和文艺复兴。老实讲，在我出柜之前，都没有想过会成立这两个组织，一切都是之后开始认识了新的朋友，像立法会的何秀兰议员，还有重新认识也是出了柜的陈志全议员，那时《反性倾向歧视法》的立法咨询未予落实，于是大家才有成立大爱同盟的构想出来。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觉得我们利用名人效应，其实旨在出锋头，但我们实在不想错失任何能够争取平权的机会。
所以回到这条题目上，我不希望被框架限制，但也不介意被人在流行的主流中称做“另类”——要介意也无从介意，但只希望能在流行中多给予大家一个选择，不论那是个浪漫华丽的选择，还是从了“Final Fantasy”的选择。
《风尚周报》：在香港，有些跟你同时期的音乐人似乎比较少像你那么活跃，不少都退居幕后工作，甚至有些已经离开了音乐圈，你是如何做到坚持并能持续发展的？
黄耀明：嗯，这个讲法其实是可以修正一下的，让我随手举两个例子，比如像（林）忆莲，像阿Paul（黄贯中），不但是继续在创作，而且还依然活跃，只不过大家活跃的形式有所不同，让大家看到的也有所不同。
至于离开了音乐圈的，我会看成是一个fact of life，中文所讲的生命常态，不只音乐圈，每一个行业都有这种现象，有人进来，有人离去，加上香港这样一个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一点也不容易。像早前在文化中心“荣念曾舞台如建筑展”的开幕仪式，我们见到七十岁生日的Danny Yung（荣念曾）本尊，还有“进念”的很多元老都有出席，恍惚是很多个坚持着自己理念的活跃“生命常态”又再聚首一堂。
又比如我们人山人海，大家都知道每个成员其实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音乐人，若果不是碰到（林）二汶和Ellen（卢凯彤）这两个小朋友，就不会有at17——完全是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发生，然后又有了Pixel Toy，后来还遇上了黄靖和其他人。否则的话，我们大概还只不过是在音乐制作上多花时间心神，而不是有计划有系统地再把心思用到培植有潜质的新人。而且幸运地，在发生这些事的过程上，大家都享受，大家都开心。
《风尚周报》：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人泄气甚至气馁的事情？
黄耀明：这个当然有，很现实地举个例，现在这个录音室，一样少不了会有加租的困扰，幅度相比下也许未必会跟同区的地铺那么高，但大家都很清楚市值租金是多少，然后我们都咬紧牙关深呼吸一下，昂然地挺过去——固然能够支持我们挺过去的，除了大家的意志毅力魄力外，更感谢幕后股东的信任和投资。
《风尚周报》：不论你自己同意还是不同意，坊间总是把你标签成“魅惑的音色”和“温柔的唱腔”，还有“妖娆的装扮”，你会如何看待这些标签？
黄耀明：是的，所谓标签，其实只是将一个个体里的某些部分放大，作为公众人物，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其实真的没有所谓，因为也阻止和改变不了——事实上我自己并不喜欢一个固定的状变，情愿多一些变化，所以我不会特别标签自己，又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我情愿有更多的标签。
可是坊间总会将舞台上刻意打扮过的黄耀明套在他的音乐上，不免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的年轻人时装潮流出现的两大派系，暗暗一较高下：代表了意大利现代时装为主导的“Mods”和皮革机车外套的“Rockers”。是的，不论摇滚乐也好，流行音乐也好，一直以来都跟时装潮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黄耀明则自由地穿梭其中，无视桎梏。在他眼里，摇滚是皮夹克，是铆钉，是电吉他，也是反战、反思、反霸权。包装不再重要，用什么瓶装酒都可以，说到底，都是爱。
黄耀明看摇滚与时装：接纳与爱
随着时代的不同，摇滚乐本身后来衍生出不同的支流派别，表演者会随着音乐本身定义而决定打扮，音乐和服装的视觉效果同样重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Glam Rock更影响深远，舞台上璀璨的服装与高跟鞋成为一时潮流，七十年代后期的迪斯科风格将浮夸的城市风格融入时装，八十年代的重金属乐队强烈对比的视觉形象，统统都是音乐跟时装挂钩的例子。
九十年代西方流行的Grunge风并没有吹到中国大陆，反而是摇滚这种一向被理解为反传统反主流意识形态，反建制反霸权的音乐，在压抑多时刚刚复苏和解放的中国萌芽，从崔健到黑豹乐队唐朝乐队，摇滚乐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恍惚一下子灿烂地百花齐放，于是我们和黄耀明开始聊到音乐和时装。
《风尚周报》：九十年代，摇滚乐在内地萌芽后，一改当时内地年轻人印象里属于西方社会腐败颓废的现象，在卷曲长发和漆黑皮衣的里头，原来还有积极思想和自由独立的内涵，电音、工业、嘻哈成为了内地摇滚的新形态，这些现象，当时在香港生活的你，会如何理解？对现在的新摇滚，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黄耀明：首先我想讲，摇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而且除了音乐，最主要是摇滚体现一种精神，皮夹克也好，铁链也好，电吉他也好，都是从这个精神演变、伸延出来，不能分割的一个衍生现象。从来，不论内地或者香港的华人社会，我都觉得摇滚的声音是不足够的――事关主流社会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摇滚是反叛，这跟传统华人社会主张的父慈子孝画面是冲突的。实际上让摇滚和反叛划上等号是不公平，因为摇滚的精神是要让人反思――从早期的rock & roll到稍后的punk rock，其实都是循这个大原则来做音乐，所以在不同地方的摇滚，表现方式可能不同，但骨子里想表达的中心思想，都是有迹可循。
所以我相信不但要有“中国好声音”，还要有“中国更多的声音”，不只是站在台上表演，还要容纳不同形式的音乐创作人。
《风尚周报》：在你看来，摇滚给生活带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黄耀明：很简单，一个字：爱。
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中心思想，也是love and peace 这两大元素，写歌词的会从这方面着眼去触及社会上的问题，跟当时西方历史上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譬如年轻人反思越战带来的牺牲 —— 可以举的例子有很多，像Bob Dylan，John Lennon，甚至David Bowie。
所以简单地说摇滚给生活带来的真正含义，我会认为就是爱。
《风尚周报》：你觉得时尚与摇滚之间的联系为何总是这样紧密？在你看来，除了这些服饰装扮，还有哪些时尚元素与摇滚有关？
黄耀明：是的，两者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密切，原因就是大家都是流行文化，一个是由声音而来的流行文化，一个是由视觉而来的流行文化。
让我举个例，有哪场时装表演的runway会没有配上背景音乐？所以David Bowie的成功，在于同时兼顾到这两大元素，让他的乐迷、观众、粉丝的听觉和视觉都能感到满足。
就算有些很接地气的音乐人，看似没有让时尚潮流牵着走，简简单单的T恤牛仔裤旧球鞋，其实也是一个fashion statement ——不论时尚或者反时尚，都是一种fashion statement。
《风尚周报》：有很多观点都认为黄耀明带领了一代风潮，无论是衣着打扮，曲风音色甚至生活态度――不如说说你觉得自己做过最fashionable的一回事好吗？
黄耀明：最fashionable的一回事……嗯，让我好好地想一想……我想，我的确写过一些fashion statement，是让一般观念上关于某个性别一定要某种衣着打扮的传统观念模糊化，将男女形象模糊成中性，多多少少是一种挑战……（记者：“《忘记她是他》！”）是的，又或者是忘记他是她。
如果将fashionable这个观念概括到时装以外的语境，那么我到现时为止做过最fashionable的一回事，应该是去年的出柜。整件事对我来说，是一种blessing，譬如现在我们很舒服地聊天，就不必因为涉及到某些话题而忽然有所避忌，要兜一个圈去找另外的字眼或者句子去表达大家的意思。
而且我是幸运的，出柜之后接触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友善的，然后发生的事，像成立大爱同盟，都远远胜于出柜这回事，也是当初始料未及。
黄耀明看达明：这是一切的震源
谈黄耀明的音乐，少不了会提到达明一派；提到达明一派，少不了会讲到刘以达 —— 经过周星驰电影的熏陶下，年轻一辈所认识的刘以达是个冷面笑匠，虽则目光不是呆滞就是浮游，但出自他口中，有时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可能高深莫测，只要他元神能对焦肉体准确回归，他跟常人一样，也会讲到抱负展望，甚至快乐与委屈。 1985年到现在，达明一派曾拆伙，曾经reunion，曾经各自发展，亦曾经如去年的演唱会标题那样，“兜兜转转演演唱唱” —— 不是不像《三国演义》第一回论天下大势的那八字真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基于两人的共生共荣，笔者将达明一派形容为“共同体”，在精神要领方面却被黄耀明一句“震源”而打得败下阵来。要知道，宇宙间的风起云涌、潮退潮散、缘起缘灭，都是它。
《风尚周报》：二十八年，说时间不短是骗人的，在今天，2013年初冬的这个傍晚， 明哥会怎样看刘以达？是音乐上战友， 还是一个a long time old friend？
黄耀明：两样都是！坦白讲，现在一切的“震源”都是来自达明一派，我对达明这个组合和阿达的感觉，有时不是三言两语就形容到。
这些日子以来，我和刘以达在音乐上可以做的，可以尝试的，其实都差不多几乎试尽了，所以即使未必再有新的火花，甚至乎未必再有比以前更新颖的common language，但我们有的是“老本”，有的是默契――我想，这一刻我和刘以达是真正享受“玩音乐”的那个“玩”字的涵义和状态，而且我们累积可以玩的老本，一点也不失礼。
《风尚周报》：那么你预计达明一派这个组合还会共同走多远？
黄耀明：有些意见重复好像没有新意，恍惚不是一个好的名词，但我却丝毫不介意，譬如reunion时候我们重温达明历史上的音乐，注入和套入现今世纪的元素，一样很好玩。至于还会共同走多远……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什么时候再会做些什么，但有机会的话，我不会排除在内地举行，这些年来，达明一直没有太多机会和内地的朋友有更多的联系和交流，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而又有机会举办的话，我会全力配合。
《风尚周报》：独立发展后，你会如何形容自己的风格？
黄耀明：当初达明一派是两个人的组合，而不是单单一个人，所以我们会尝试一些形态未必固定的事物或者形象――尤其在意境上。这方面，张叔平和Thomas Chan出了很多心思气力替我们筹谋打算――像最早期我的长发和刘以达的平头装，在大碟封面只露出面孔，颈部以下都没有入镜，《石头记》的封面甚至不单是侧面，而且镜头还刻意有点模糊，对我而言，其实可算是down to earth，或者严格地说，真的谈不上一般观念里的“glamorous”，稍后一点的《下世纪再嬉戏》封面更是玩味性质更浓，红头发加尖耳朵，完全是西方传说故事的小精灵造型，寓玩乐于project之中。
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拘泥于一格的人，不同的形象其实都是有趣。英文的“visionary”有梦幻和梦想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我喜欢的字词，而且可以冲击起不同的化学作用，比如《信望爱》的封面事实上也是一个侧面，但在graphic的视觉上就添上丰富画面的元素，又有蔷薇又有希腊雕像，内页还有蝴蝶啊浮世绘鲤鱼啊这些？？也许正是这些画面开始让人有“华丽”的联想。不过继续回忆一下其它稍后的唱片封面，粉红意tone on tone衬衫领带配墨镜，《明日之歌》也是闪亮一点的衣着打扮，还有《风月宝鉴》的衬衣领带长大衣……怎么讲呢？（“英伦风？”）对对对，都是比较有讲究。
所以真要我在“浩瀚的中文词汇里”拣来形容自己风格的话，我想（进入认真的沉思状态），“简单而隆重”是一个颇适合的用词。
《风尚周报》：这些“简单而隆重”的感觉也会在明年3月中举办的“黄耀明演唱会2014”中可以看到吗？
黄耀明：是的。香港的观众，我指懂得来香港红馆看演唱会的观众，已经非常懂得看演唱会了，他们会ask for more！哈哈。
《风尚周报》：Edward（林奕华）这样形容过明哥，大意是你的身上齐集了香港曾几何时一代的文艺青年关于浪漫华丽的自我投射和最终梦想——当然我们都知道“final fantasy”是个很大很广泛的概念，你会如何理解？
黄耀明：Okay，如何理解这个形容。其实我一直都不希望被定型——既然是一个Fantasy，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框架限制？正如达明初期的时候我还是留长头发，其中多多少少是告诉当时身处八十年代的香港人知道，男孩子除了干干净净的短头发外，长头发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一定只有女孩子才能够蓄起长头发，男生和女生的性别观念没有必要划分得一清二楚，界线上模糊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
是的，不但那时候，即使现在，我所做的，也是在改变很多固有的观念，让不同声音可以互相包容。
至于当时香港的文艺青年会做的事，当然我也曾做过：在“进念”进出，往剧场观剧，看欧洲电影，统统都没有遗漏过。不过，我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做这些，像去“进念”会一定认识到Danny Yung（荣念曾）他们，便自自然然会参与起剧场来，一切都是一件事扣着另一件衍生出来，完全没有一份文艺青年必须照做的check-list来跟着做——就像大爱同盟和文艺复兴。老实讲，在我出柜之前，都没有想过会成立这两个组织，一切都是之后开始认识了新的朋友，像立法会的何秀兰议员，还有重新认识也是出了柜的陈志全议员，那时《反性倾向歧视法》的立法咨询未予落实，于是大家才有成立大爱同盟的构想出来。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觉得我们利用名人效应，其实旨在出锋头，但我们实在不想错失任何能够争取平权的机会。
所以回到这条题目上，我不希望被框架限制，但也不介意被人在流行的主流中称做“另类”——要介意也无从介意，但只希望能在流行中多给予大家一个选择，不论那是个浪漫华丽的选择，还是从了“Final Fantasy”的选择。
《风尚周报》：在香港，有些跟你同时期的音乐人似乎比较少像你那么活跃，不少都退居幕后工作，甚至有些已经离开了音乐圈，你是如何做到坚持并能持续发展的？
黄耀明：嗯，这个讲法其实是可以修正一下的，让我随手举两个例子，比如像（林）忆莲，像阿Paul（黄贯中），不但是继续在创作，而且还依然活跃，只不过大家活跃的形式有所不同，让大家看到的也有所不同。
至于离开了音乐圈的，我会看成是一个fact of life，中文所讲的生命常态，不只音乐圈，每一个行业都有这种现象，有人进来，有人离去，加上香港这样一个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一点也不容易。像早前在文化中心“荣念曾舞台如建筑展”的开幕仪式，我们见到七十岁生日的Danny Yung（荣念曾）本尊，还有“进念”的很多元老都有出席，恍惚是很多个坚持着自己理念的活跃“生命常态”又再聚首一堂。
又比如我们人山人海，大家都知道每个成员其实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音乐人，若果不是碰到（林）二汶和Ellen（卢凯彤）这两个小朋友，就不会有at17——完全是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发生，然后又有了Pixel Toy，后来还遇上了黄靖和其他人。否则的话，我们大概还只不过是在音乐制作上多花时间心神，而不是有计划有系统地再把心思用到培植有潜质的新人。而且幸运地，在发生这些事的过程上，大家都享受，大家都开心。
《风尚周报》：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人泄气甚至气馁的事情？
黄耀明：这个当然有，很现实地举个例，现在这个录音室，一样少不了会有加租的困扰，幅度相比下也许未必会跟同区的地铺那么高，但大家都很清楚市值租金是多少，然后我们都咬紧牙关深呼吸一下，昂然地挺过去——固然能够支持我们挺过去的，除了大家的意志毅力魄力外，更感谢幕后股东的信任和投资。
《风尚周报》：不论你自己同意还是不同意，坊间总是把你标签成“魅惑的音色”和“温柔的唱腔”，还有“妖娆的装扮”，你会如何看待这些标签？
黄耀明：是的，所谓标签，其实只是将一个个体里的某些部分放大，作为公众人物，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其实真的没有所谓，因为也阻止和改变不了——事实上我自己并不喜欢一个固定的状变，情愿多一些变化，所以我不会特别标签自己，又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我情愿有更多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