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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
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的东北角，有一组恢弘壮丽的建筑群。这座建筑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期馆舍大楼，它是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界的地标。
中国国家图书馆最早产生于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1909年9月9日，清朝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奏请宣统皇帝，请求建立一座国家级图书馆，这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馆址坐落在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
据统计，京师图书馆最早的藏书有善本书880部，阅览书4544部，加上敦煌遗书8662卷。这些藏书基本上至今还都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绝大多数堪称无价之宝。这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两百三十多年历史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和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永乐大典。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图书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由于广化寺条件简陋，面积有限。1917年1月26日，教育部将其搬迁到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此时馆藏图书已经增长到13.6万册。
北伐战争之后北洋政府解体，1928年6月京师图书馆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1月10再次迁址至中南海居仁堂。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馆舍正式落成，揭开了国家图书馆新的一页。文津馆馆舍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专门为其建设的专业馆舍。新馆具备藏书50万件册的能力，可容纳200位读者阅读。阅览室与书库间设有运书机，大书库的书架均是钢架结构，设备在当时堪称一流。著名学者夏曾佑、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曾经在这里担任过馆长。
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已达140余万册，也抢救陛地收藏了不少孤本、善本图书，为保护中国文化做出不少贡献。解放后，北平图书馆被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接管。1951年6月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归文化部领导。
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这个地方一待就是20多年。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平均每年要增加50到60万册图书的馆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再次面临无处藏书的问题。
北京图书馆新址选在紫竹院附近
1973年，北京图书馆向国务院提交了《北京图书馆关于扩建书库的请示报告》。当这份报告上交到周总理手中后，周总理的一句话改变了北京图书馆总馆大楼的命运，总理说：“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另到城外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它成为了日后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最重要的指导方针。
1974年初，国家建委的办公室里却正在火热地开着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会议由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主持，副主任宋养初同志协助。
后来总理交代：“请与万里同志一谈”。1975年万里同志是時任铁道部部长，原来，1958年，万里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曾协助周总理负责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的建设。
虽然身为铁道部部长，但是万里同志听说是周总理交办的事情，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仔细审看着这份北图的扩建报告，并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为工程项目的开始指明了大方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北图新馆的选址问题。当初在规划新馆的时候，关于馆址的选择曾经给出过四个方案，最后一个就是现在采用的紫竹院公园北侧。为什么选择在这呢？万里同志曾说：用地问题要搞一个长远规划，分批分期的建。
在万里同志的指示之下，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建筑用地除了用于新馆舍的7.42公顷之外，还预留了3公顷为将来所用。正是由于这份有远见的方案，我们现在才有了通透立体感十足的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大楼。
1975年4月30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批准北京图书馆进行扩建的通知》。一场覆盖全国的北京图书馆建筑设计征集工作拉开了帷幕。1975年4月，当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的任务下达下去之后，各大设计单位纷纷热烈响应，全都摩拳擦掌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有一次会上，宋养初同志手里仔细翻看着这28个方案的设计图纸，他对这28个方案都不是很满意。
就在这时候，宋养初主任环顾四周，把目光落在了坐在自己不远处的南京工学院副院长杨廷宝先生身上，于是就问：“杨老，你自己的方案呢？”杨廷宝笑笑说：“我自己的方案啊，在我们系里讨论的时候被否定了。”杨廷宝先生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解放前就在我国建筑界威名赫赫，解放后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火车站等等重大工程主要设计者之一。这时，杨廷宝先生从容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32开的图纸。宋养初主任接过图纸一看，果然眼前一亮。这个设计方案恢弘大气，布局合理，有浓厚的汉唐风格，这正是他想要的中国风。
现在的这栋大楼的设计是全国建筑师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它是在杨廷宝先生的这个设计方案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完善起来的。
很快，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张镈、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戴念慈、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广东省建筑设计院黄远强加上杨廷宝先生组成一个五人小组，专门修改细化杨廷宝的方案。
这五个人堪称当时中国建筑界最顶尖的大师，把他们组合起来修改杨老的方案，这足见国家建委对这第29号方案的重视。后来这套方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五老方案”。
3个月之后，一共提交了9个方案。国家建委经过筛选，留下了三个方案。1976年5月8日，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批复：以第一方案为基础，吸取第二、第三方案的优点并加以修改。至此，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工作终于尘埃落定了。
新国图二期工程已经开馆
新馆建设好事多磨，从1975年决定在紫竹院公园北侧建北图新馆到正式开工，光拆迁工作就进行了7年之久。经过了漫长的等待，1983年9月23日，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终于迎来了奠基仪式。
1987年7月1日，北京图书馆新馆如期竣工。这座崭新的图书馆由13个建筑单体组成，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可容纳藏书两千万册，拥有3000个阅览座位。建筑楼群高低错落，对称严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北京图书馆新馆建好之后，内部装修设计工作就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来完成。
北京图书馆新馆终于建好了，内部装修也完毕了，是不是就能开门迎接读者了呢？还不能，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摆在大家面前，那就是搬家。
1300万册书刊需要逐册除尘、打捆、装箱、运输。80万册开架藏书要按不同的要求逐册加工。10万种中文外借图书目录需要录入计算机。500万张读者目录卡需逐张整理或更新。54000多件家具要安置就位。
当时的搬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87年5月开始，历时半年。主要搬一些普通图书，以保证新馆开馆。第二阶段从1987年10月至1988年7月，历时10个月，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这一批搬的是珍贵的善本书。
这批善本书数量不算多，但是堪称本本是国宝。除尘、打包、装车、运输都要格外仔细。全程由保卫部门负责押送。
1998年5月北京图书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从清末的京师图书馆，到民国时期的北平图书馆，到解放后的北京图书馆，再到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每一个名称更迭的背后都烙印着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变的是一座图书馆对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信念和追求。
2009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在一期预留地上建成并正式开馆，与南区和古籍馆共同构成世界最大的中文文献收藏基地。这一年也是国家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从广化寺那简陋的几间僧房到坐拥25万平方米馆舍，从最初5400多部藏书到如今汇集2800余万册馆藏，从1912年首次对外开馆的读者寥寥到如今日均接待七八干人次，从仅提供阅览到提供以人为本的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图书馆服务，国家图书馆以坚实的步伐，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的东北角，有一组恢弘壮丽的建筑群。这座建筑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期馆舍大楼，它是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界的地标。
中国国家图书馆最早产生于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1909年9月9日，清朝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奏请宣统皇帝，请求建立一座国家级图书馆，这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馆址坐落在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
据统计，京师图书馆最早的藏书有善本书880部，阅览书4544部，加上敦煌遗书8662卷。这些藏书基本上至今还都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绝大多数堪称无价之宝。这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两百三十多年历史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和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永乐大典。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图书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由于广化寺条件简陋，面积有限。1917年1月26日，教育部将其搬迁到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此时馆藏图书已经增长到13.6万册。
北伐战争之后北洋政府解体，1928年6月京师图书馆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1月10再次迁址至中南海居仁堂。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馆舍正式落成，揭开了国家图书馆新的一页。文津馆馆舍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专门为其建设的专业馆舍。新馆具备藏书50万件册的能力，可容纳200位读者阅读。阅览室与书库间设有运书机，大书库的书架均是钢架结构，设备在当时堪称一流。著名学者夏曾佑、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曾经在这里担任过馆长。
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已达140余万册，也抢救陛地收藏了不少孤本、善本图书，为保护中国文化做出不少贡献。解放后，北平图书馆被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接管。1951年6月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归文化部领导。
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这个地方一待就是20多年。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平均每年要增加50到60万册图书的馆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再次面临无处藏书的问题。
北京图书馆新址选在紫竹院附近
1973年，北京图书馆向国务院提交了《北京图书馆关于扩建书库的请示报告》。当这份报告上交到周总理手中后，周总理的一句话改变了北京图书馆总馆大楼的命运，总理说：“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另到城外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它成为了日后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最重要的指导方针。
1974年初，国家建委的办公室里却正在火热地开着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会议由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主持，副主任宋养初同志协助。
后来总理交代：“请与万里同志一谈”。1975年万里同志是時任铁道部部长，原来，1958年，万里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曾协助周总理负责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的建设。
虽然身为铁道部部长，但是万里同志听说是周总理交办的事情，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仔细审看着这份北图的扩建报告，并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为工程项目的开始指明了大方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北图新馆的选址问题。当初在规划新馆的时候，关于馆址的选择曾经给出过四个方案，最后一个就是现在采用的紫竹院公园北侧。为什么选择在这呢？万里同志曾说：用地问题要搞一个长远规划，分批分期的建。
在万里同志的指示之下，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建筑用地除了用于新馆舍的7.42公顷之外，还预留了3公顷为将来所用。正是由于这份有远见的方案，我们现在才有了通透立体感十足的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大楼。
1975年4月30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批准北京图书馆进行扩建的通知》。一场覆盖全国的北京图书馆建筑设计征集工作拉开了帷幕。1975年4月，当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的任务下达下去之后，各大设计单位纷纷热烈响应，全都摩拳擦掌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有一次会上，宋养初同志手里仔细翻看着这28个方案的设计图纸，他对这28个方案都不是很满意。
就在这时候，宋养初主任环顾四周，把目光落在了坐在自己不远处的南京工学院副院长杨廷宝先生身上，于是就问：“杨老，你自己的方案呢？”杨廷宝笑笑说：“我自己的方案啊，在我们系里讨论的时候被否定了。”杨廷宝先生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解放前就在我国建筑界威名赫赫，解放后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火车站等等重大工程主要设计者之一。这时，杨廷宝先生从容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32开的图纸。宋养初主任接过图纸一看，果然眼前一亮。这个设计方案恢弘大气，布局合理，有浓厚的汉唐风格，这正是他想要的中国风。
现在的这栋大楼的设计是全国建筑师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它是在杨廷宝先生的这个设计方案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完善起来的。
很快，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张镈、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戴念慈、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广东省建筑设计院黄远强加上杨廷宝先生组成一个五人小组，专门修改细化杨廷宝的方案。
这五个人堪称当时中国建筑界最顶尖的大师，把他们组合起来修改杨老的方案，这足见国家建委对这第29号方案的重视。后来这套方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五老方案”。
3个月之后，一共提交了9个方案。国家建委经过筛选，留下了三个方案。1976年5月8日，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批复：以第一方案为基础，吸取第二、第三方案的优点并加以修改。至此，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工作终于尘埃落定了。
新国图二期工程已经开馆
新馆建设好事多磨，从1975年决定在紫竹院公园北侧建北图新馆到正式开工，光拆迁工作就进行了7年之久。经过了漫长的等待，1983年9月23日，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终于迎来了奠基仪式。
1987年7月1日，北京图书馆新馆如期竣工。这座崭新的图书馆由13个建筑单体组成，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可容纳藏书两千万册，拥有3000个阅览座位。建筑楼群高低错落，对称严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北京图书馆新馆建好之后，内部装修设计工作就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来完成。
北京图书馆新馆终于建好了，内部装修也完毕了，是不是就能开门迎接读者了呢？还不能，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摆在大家面前，那就是搬家。
1300万册书刊需要逐册除尘、打捆、装箱、运输。80万册开架藏书要按不同的要求逐册加工。10万种中文外借图书目录需要录入计算机。500万张读者目录卡需逐张整理或更新。54000多件家具要安置就位。
当时的搬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87年5月开始，历时半年。主要搬一些普通图书，以保证新馆开馆。第二阶段从1987年10月至1988年7月，历时10个月，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这一批搬的是珍贵的善本书。
这批善本书数量不算多，但是堪称本本是国宝。除尘、打包、装车、运输都要格外仔细。全程由保卫部门负责押送。
1998年5月北京图书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从清末的京师图书馆，到民国时期的北平图书馆，到解放后的北京图书馆，再到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每一个名称更迭的背后都烙印着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变的是一座图书馆对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信念和追求。
2009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在一期预留地上建成并正式开馆，与南区和古籍馆共同构成世界最大的中文文献收藏基地。这一年也是国家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从广化寺那简陋的几间僧房到坐拥25万平方米馆舍，从最初5400多部藏书到如今汇集2800余万册馆藏，从1912年首次对外开馆的读者寥寥到如今日均接待七八干人次，从仅提供阅览到提供以人为本的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图书馆服务，国家图书馆以坚实的步伐，走过了百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