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风裹挟绵软而纤细的雨丝，像衣袂飘飘的侠客，点着沸腾如血的浪尖，从浩渺的南洞庭跳跃而来，拂过洲渚、芦苇、藕塘、田垄、街道、屋宇，跃上九都山蓊郁的山头。南县城关所在的南洲镇，这座洞庭水不屈不挠，多年冲积而成的小城，便迷离在如梦似幻的江南烟雨里。
　　我如一个跪登布达拉宫的虔诚信徒，徘徊在九都山弯曲的小径上，听任头顶浓密的樟树披满我一肩的乱花，将馥郁的花香植入口鼻与心魂。伴随花香来的，还有弥漫山间，令天地为之肃然的英雄气。
　　这座明代叫“宋田山”，与整个南洲一道从洞庭湖浪涛里生长出来，年岁尚浅的小山并不高大，至多是突兀在低矮平原上的一堆土岗，却因了一个人的横空出世，而有了泰山般的巍峨，衡山般的险峻，嵩山般的奇崛，甚或珠穆朗玛峰的惊世骇俗。这个人，便是南洲之子，被乡邻们称为火龙的段德昌。吴冠中笔下水墨画般的朦胧烟雨中，那座依山而建的段德昌陵园耸入云天的烈士纪念碑，像漫过堤岸的洞庭湖水，溢满了九都山与南洲的骄傲。
　　我踏着一缕清冷的四月风，循着铿锵的洞庭涛声远道而来，蹀躞在九都山苍翠欲滴的丛林间，便是为段德昌穿透时空的英雄气所吸引。我试图在这个曾经“荆棘莽丛，虫兽遍野，好似湖中荒岛”的地方，寻觅些许段德昌渺远的足印，或者一些尘封已久的旌旗、战鼓踪影和遗落在山间角落的号角声。我知道，哪怕一丝他遗存的气息，也能令一个孱弱者血脉偾张，壮怀激烈，也足以令一个自闭于个人私欲的颓废者，油然而生家国之思与疆场之志。
　　这是一条浑身凝聚洞庭湖灵气的火龙。
　　1904年8月，那个让湖中鱼鳖都闷热得想逃离的日子，八百里洞庭的堤岸还近在九都山的脚边，码头上往来熙熙，人流如织，日夜不歇的涛声拍击着山下九屋场一栋青砖黑瓦的房屋。段德昌枕着金石般的涛声呱呱落地，喜气像湖面蓦然而至的风雨，带给了九屋场一片沁人的清凉。
　　段德昌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国事动荡，神州沉陆之时。外则列强环伺，内则军阀混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数仁人志士怀着“拯民于水火”的抱负寻觅真理，忠于信仰，前赴后继，蹈死不顾。十八岁那年，段德昌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前往长沙求学，接触到了簇新的马克思主义，从此开始了叱咤风云的岁月。
　　他将洞庭湖的灵气带往大潮澎湃的中心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高才生，与后来同样是红军骁将的曾中生、刘志丹和林彪同期同学，却比他们多了一顶醒目的荣誉：给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斥责其“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蒋介石瘦削的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恼怒之下，将段德昌开除了。段德昌带着“洞庭天下水”的豪气，昂然出门，转而进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就读，与早已结识的毛泽东又有了一段新的情谊。
　　他又将洞庭湖的灵气带往英雄的武昌和南昌，成为北伐军中英姿飒爽的师政治部秘书长与南昌起义部队指点江山的团党代表，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扫除幽暗的号角响彻大江南北，震悚了桎梏这个古老民族前行的腐朽与没落。
　　他是一条龙，得水而海阔天空，万里风云尽在脚下。当他裹满洞庭湖的灵气，只身来到同样波光浩渺的洪湖时，将湖水搅了个天翻地覆，激成一层层刺破阴霾的巨浪。
　　1928年初，段德昌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创建了洪湖第一支红军赤卫队，旋即发展为颇有声势的鄂西游击大队。他指挥队伍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屡创强敌。像漫天风雪里滚开了雪球，他的部队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从游击大队发展为游击总队、红军独立第一师、红六军第一纵队。他也相继担任总队长、师长、纵队司令，直至红六军军长，被湘鄂西军民眉飞色舞声口相传，称为“常胜将军”。他如一杆飘荡在洪湖上空的红旗，温暖着湘鄂西老百姓暗夜里的心灵。
　　段德昌敏于行，也敏于思，暗淡油灯下，总结出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等作战经验，与井冈山上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异曲同工之妙。睿智的理论与机敏的实战，令他的对手们大汗淋漓，一脸煞白，在武汉的报纸上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自此无宁日矣。”蒋介石也惊恐不安，夙夜难寐，悬赏5万大洋捉拿这位昔日的学生，死活不论。
　　漫步九都山上，我肃穆的目光穿过薄纱般的烟雨，越过剑一般指向天空的烈士纪念碑，似乎依稀见到了段德昌横枪跃马的英姿，听到了他身边激越如鼓如雷的呐喊声、枪炮声。我想，世人多贪安逸，避风险。如果不是将国家与民族兴亡视为己任，置个人得失与生死于度外，段德昌完全可以做一个隐居九都山下的渔翁，与洞庭涛声朝夕相伴，“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或者“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然而，这已不是作为火龙的段德昌，九都山也将失去颜色而黯然无光。
　　银色的雨丝还在九都山的上空飘飘洒洒，似乎刻意将南洲装点出唐诗宋词的意境，我却忽然想到了“云从龙，风从虎”的古语。段德昌像洞庭湖上凌空而啸的一只雄鹰，冥冥中有一段英雄际会的传奇，早早与后来几个安邦定国的重量级人物相识、相知，成为荣辱与共生死相托的战友。风雨中静默的九都山，曾经见证了这一幕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場景。
　　1921年春，江南草长，杂花生树，中共尚需几个月才能在南湖的红船上诞生，段德昌便与前来九都山考察教育的一介书生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在南县的闾巷乡野呆了8天，他作为一名当地活跃的学生领袖也相陪了8天，韶山与九都山两座尚不为世人知晓的山峰聚首波光粼粼的洞庭湖边，两人形影不离，相知甚深。
　　1926年8月，骄阳炙烤着“火炉”武汉，北伐军中的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结识了麾下所属的营长彭德怀。征战途中，两人在当阳县玉泉山关帝庙中的关羽塑像前铺稻草而卧，畅谈了两个小时。门外明月清风，门内幽暗闷热，他枕着稻草，侃侃而谈，引导彭德怀思考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彭德怀的双眼在暗夜中发着晶亮的光芒，心里茅塞顿开，满是由衷的感激与钦佩。两年后，机缘凑巧，彭德怀又来到了段德昌洞庭湖边的桑梓，驻军九都山，与在老家养伤的段德昌惊喜重逢。两位莫逆之交对坐赤松亭，清茶一盏，秉烛长谈，在洞庭湖的涛声里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段德昌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共组织，两人由知交而成信仰一致的同志。 　　1927年，潮起潮落，风云突变。作为国民革命军20军一名团党代表的段德昌，又结识了另外一条人中之龙——军长贺龙，两人一同在南昌高举义旗，打响了从白色恐怖的血泊中崛起的第一枪。三年后，两人又并肩驰骋，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洪湖苏区，旋即南下洞庭湖，聚首九都山，将红旗插遍了南县的土地。枪林弹雨中，段德昌成为贺龙倚重的第一大将，每计必用，两人也成为可以托孤的至交。段德昌牺牲后，贺龙派人千里迢迢赶到南县，将他流落街头的儿子接到延安，悉心照顾，视如己出。
　　然而，与未来的最高统帅和两位元帅的相知，没能挽救段德昌被内部暗箭戕害的悲剧。1933年5月1日，洞庭湖的水波在呜咽里激荡，九都山的樟花泣落如雪，一省之隔的湖北巴东一个小山村的松树坡前，蒋介石悬赏5万大洋而怅然不得的段德昌，被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负责人以“改组派”的罪名蒙冤杀害。临刑前，段德昌镇定自若，依旧有着洞庭湖滔天巨浪的壮气，慨然说：“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对红军事业忠贞不贰的铿锵言语，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令默然在场却束手无策的贺龙和其他将士们泪下如雨。
　　八九岁那年，我在老家冷水江一个叫麻溪的乡村地坪上，与收工晚归的父老们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影片名字是《曙光》。当片中临刑的红军师长岳明华向林寒说着同样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我幼小的心灵竟也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惋惜不已。多年后，这一幕还久久挥之不去。当得知段德昌就是岳明华的原型时，我的崇敬膜拜之情油然而生。每每深夜灯下，读到段德昌的这句话，心内便像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闷闷不乐良久。这也是我终于站在九都山上，踟蹰在崎岖小道的缘故之一。
　　段德昌的头颅被钝刀砍下，年仅29岁，泪水像洞庭湖奔涌的浪花，湿透了夕阳下低垂的红旗，红军的事业也一度跌宕不堪。所幸他的战友们忍痛含悲，背负着他的遗愿在曲折中继续前行，终于将红旗插上了天安门城楼，也将丽日风清与春和景明带回了九都山和洞庭湖。
　　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已成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心旷神怡之时，又想起了方志敏和段德昌这些血染征途的战友们，不禁泪花闪闪，不能自已。在他的提议下，广场上竖起了一座高大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告慰先烈们。1952年8月3日，他又亲笔签署“中共字第零零零一号”烈士证书，授予曾陪伴他走在九都山下的田间地头，而今已长眠地下的段德昌。1955年全军授衔前，毛泽东听取彭德怀等人的工作汇报，说到已不能授衔的段德昌，激动得眼泪直流，哽咽不已，汇报只得中断改期。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换言之，没有个人的牺牲，便没有整个事业的胜利。段德昌将艰难创业中寂寞的死留给了自己，而将成功后的荣耀与待遇留给了战友们。這，或许是毛泽东几度落泪的缘故之一吧？
　　蒙蒙细雨中，我步履沉重地走下九都山，步入段德昌陵园，仰望云霄中凛然矗立的纪念碑，沉思良久。身后不远处的凉亭里，蓦然传来一段悦耳的交响旋律，是一群老人和小孩在摆弄二胡、笛子、长号、手风琴等乐器。听说晴好的日子里，碑前的广场上还时常会有悠闲的大妈大嫂舒展腰肢，翩翩而舞。我紧锁的眉头忽然云开雾散，这一幕幕“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正是段德昌告别洞庭湖，闯荡、流血的终极目标。九泉之下，他应该可以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