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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作为西方大国，是一片多种思潮竞相迸发与融合的土地，在翻译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学习的优良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在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上。为了研究法国翻译史上译者主体性的不同表现，本论文主要依据来自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成熟度和不同的翻译潮流的涌现来划分法国翻译理论史。希望通过此论文系统考察译者主体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下如何发挥作用，归纳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思考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法国；译者；主体性；含义
一、文化的创始人——译者
翻译是语言的一种转化活动，它既是语言的再现艺术，又拥有很强的科学性。翻译活动对于世界各文明间的沟通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然而，我们一方面承认翻译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往往轻视创造翻译文化的人——译者。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著的忠实，但往往翻译的工作被大众认为是复写，译者被看成是作者的仆人。由于宗教的原因，当时的译者只能选择每节段落逐句进行直译，没有任何地位可言。17世纪的英国诗人、批评家、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将译者比喻成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酿出的美酒自然也就属于主人。18世纪法国艺术理论家夏尔则将译者比喻成仆人，很多人一致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重写。
但是，翻译史上无数例子向我们证明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对于翻译有着重要意义。解构主义否认了原作这种权威地位，强调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可以独立于原作而存在，于是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与原作者平行互补，这样，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译者的身份在整个翻译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明确译者的身份与地位无疑能够帮助翻译学明确自身的定位，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完善。
近十几年来，我国翻译界不断有学者提出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思辨卓著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说，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且尚未提升到理论层次。西方对于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开展早于我国，且研究深度更进一步。法国作为西方大国，是一片多种思潮竞相迸发与融合的土地，在翻译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学习的优良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在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上。
二、追溯法国翻译史的起源
法国翻译起源于中世纪末期。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开始出现，民族情绪开始高涨，中产阶级比较富有，可以买得起昂贵的手抄原本，法语是在通俗拉丁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的法国学者对自己的拉丁文水平充满自信，于是开始翻译拉丁文作品，翻译随之兴起。当时的法国王室雇佣译员为宫廷翻译各种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宫廷译员的代表人物有尼古拉·欧雷斯米、马尔卡劳米、阿尔基洛彼罗等。维尼约于1340年翻译了拉丁文本《圣经》；欧雷斯米于1377年翻译了亚里斯多德的作品；后二人在同一时期翻译了维吉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
这些翻译作品对当时乃至当下法国的翻译界和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时期并未出现论述翻译问题的著述，翻译活动处于一种主观、盲目、孤立的状态，未出现集体性翻译。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翻译活动兴起，当时的翻译理论只存在于单个译者的头脑中或口语中，未诉诸于文字，这并不表明当时的译者对翻译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因此当时的翻译理论还在处于萌芽状态。
三、法国翻译史漫长的发展期
从14世纪至16世纪，称为法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法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翻译家多雷、阿米欧等。16世纪，法国出现了翻译热潮。这一时期，翻译的重点由《圣经》等宗教翻译转向古典文学翻译。宗教翻译恪守“词对词”甚至“字对字”的翻译原则，其目的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以免亵渎神灵。这一点无可辩驳，因此也没多少翻译理论可言。但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新的体裁，翻译起来和之前的宗教翻译大有不同，译者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因此翻译理论便应运而生。多雷和阿米欧是这一时期谈论翻译理论最突出的代表。二者既是翻译家，又是翻译理论家，而后者尤以译作取胜。二人的翻译理论都来自翻译实践，因而有一定的说服力。多雷的著名译作有《翻译五原则》。内容如包括：（一）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二）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三）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四）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五）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这五条原则涉及翻译的“忠实”标准、译者的双语言能力、翻译方法、语体和译文的风格。
阿米欧是法国翻译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被称为“翻译之王”，他的译作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其翻译代表作有：赫利奥多罗斯的《特阿格涅斯和卡里克勒亚》、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普鲁塔克的《道德论说文集》、希库鲁的《历史丛书》等。其中，《名人传》的影响最大，也正是这部译作造就了他在法国翻译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阿米欧并未有专门论述翻译的论文或专著，他的翻译思想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阿米欧在翻译中遵循了两大原则：（一）翻译者必须要读透原文，在翻译的内容上要狠下功夫；（二）译文必须要淳朴自然，符合大众生活，不浮华装饰。（三）一定要忠实原著翻译。
四、法国翻译史的成熟复苏期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法国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均受到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法国翻译史上著名的两派之争。既古今之争与厚今派之争。围绕着准确翻译这一问题，此论争开始展开，争论的起因是于著名翻译家佩罗·德·阿朗古尔翻译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法国家喻户晓，因其文笔优美、通俗易懂而受到法国读者的热烈追捧。但佩罗·德·阿朗古尔的翻译方法是采用的自由翻译法，任意删减原文内容，自由发挥，丝毫不考虑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度，由此引发了翻译界其他学者的猛烈抨击，并对是否应该准确翻译这一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 其中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翻译家梅纳日、乌塞伊、福尔迪艾尔等人。在众多反对声音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翻译评论家梅纳日。梅纳日称阿布朗古尔胆大包天，把阿布朗古尔的译作比作“一个美丽但是却不忠贞的女人”。在当时的法国文学界存在两大截然对立的学派：崇古派和厚今派。有趣的是，阿布朗古尔本人属于古典作品崇拜者，但他的翻译思想却倾向于厚今派：他并未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原著任意删减，把含有古味的原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同样有趣的是，阿布朗古尔本人并未直接参与这场论争。论争的直接参与者为崇古派的波瓦洛等人和厚今派的贝洛等人。崇古派认为对古典作品的翻译应考虑到是否尊重古典作家的作品，他们把不忠实于原作的译者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而厚今派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今人的翻译可以而且应该超过古人，并与原作相媲美。这一论争直接引发了当时翻译文学界对“准确翻译”的辩论。应该说，在当时的法国翻译实践中，不准确翻译是主流，但也不乏极力为“准确翻译”辩护的学者。
梅齐利亚克是17世纪中叶法国的理论家，他是第一位提出“准确翻译”的学者。他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三项原则：（一）不得私自对原著恣意妄为，添加内容。（二）不得对原著内容随意进行删减。（三）不得原著有损害改动。这场论争旷日持久、影响深刻，以致后来有一部分学者，如摩尔鲁瓦、图雷尔等从“不准确翻译”转向了“准确翻译”，这也说明“准确翻译”开始渐渐深入人心，法国的翻译生涯开始从“不准确翻译”向“准确翻译”过渡。
五、法国翻译史上的沉寂睡期
18世纪，法国的国势大不如前，当然文化也得不到辉煌的发展，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一时期的法国开始把目光投向其它强势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为了追寻先进的文化。这一时期的翻译数量陡然剧增，但是翻译的质量确不尽人意。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家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理论家夏尔·巴特。巴特于1747年发表了《论文学原则》一书，书中的一个章节谈到翻译问题，就如何处理翻译中语序的问题，巴特就此提出了12项原则。巴特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18-19世纪的法国翻译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从法国翻译史的长河来看，均处于沉寂期。
六、法国翻译史的全盛时期
20世纪至今是法国翻译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法国翻译的特点是：翻译实践空前繁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翻译理论研究盛况空前，并且产生了在世界翻译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家。
20世纪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法国国力和文化并未因此而削弱。这一时期的法国产生了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家，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的马鲁佐和下半叶的乔治·穆南。马鲁佐的思想在他的译作《论拉丁语翻译》一书中体现。马鲁佐认为，翻译首先是一门技巧，但同时并不反对翻译是艺术和科学，译文必须清晰、生动、易懂，目的指向明确，翻译必须采用活的语，以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
乔治·穆南是享誉世界的翻译理论家，他是法国第一位提出把翻译的语言理论研究纳入到语言学研究范畴的学者，也是法国翻译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颇丰，但为翻译界津津乐道的当属其1963年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穆南作为法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廓清翻译理论研究的界限，特别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翻译的障碍与可行性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法国作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成员，其翻译研究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力的盛衰、文化的强弱而发展变化。纵观法国翻译史，可以看出，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它虽不能跟英美强势文化相比，但总是源源不断，推成出新，力争在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其口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理论在全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具有良好的翻译理论传统，这必将促进其翻译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但愿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法国翻译理论史的源流。毫无疑问，法国的翻译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并且不断推成出新，因此，不存在“消亡”这一阶段。翻译史就像人类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六次翻译高潮，翻译实践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翻译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参考文献：
[1]蒋童. 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
[2]张延祥. 认真对待法学翻译——以对当代中国部分法学翻译的考察为基础[J]. 时代法学，2012.
[3]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003.
【关键词】：法国；译者；主体性；含义
一、文化的创始人——译者
翻译是语言的一种转化活动，它既是语言的再现艺术，又拥有很强的科学性。翻译活动对于世界各文明间的沟通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然而，我们一方面承认翻译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往往轻视创造翻译文化的人——译者。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著的忠实，但往往翻译的工作被大众认为是复写，译者被看成是作者的仆人。由于宗教的原因，当时的译者只能选择每节段落逐句进行直译，没有任何地位可言。17世纪的英国诗人、批评家、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将译者比喻成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酿出的美酒自然也就属于主人。18世纪法国艺术理论家夏尔则将译者比喻成仆人，很多人一致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重写。
但是，翻译史上无数例子向我们证明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对于翻译有着重要意义。解构主义否认了原作这种权威地位，强调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可以独立于原作而存在，于是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与原作者平行互补，这样，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译者的身份在整个翻译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明确译者的身份与地位无疑能够帮助翻译学明确自身的定位，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完善。
近十几年来，我国翻译界不断有学者提出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思辨卓著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说，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且尚未提升到理论层次。西方对于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开展早于我国，且研究深度更进一步。法国作为西方大国，是一片多种思潮竞相迸发与融合的土地，在翻译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学习的优良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在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上。
二、追溯法国翻译史的起源
法国翻译起源于中世纪末期。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开始出现，民族情绪开始高涨，中产阶级比较富有，可以买得起昂贵的手抄原本，法语是在通俗拉丁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的法国学者对自己的拉丁文水平充满自信，于是开始翻译拉丁文作品，翻译随之兴起。当时的法国王室雇佣译员为宫廷翻译各种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宫廷译员的代表人物有尼古拉·欧雷斯米、马尔卡劳米、阿尔基洛彼罗等。维尼约于1340年翻译了拉丁文本《圣经》；欧雷斯米于1377年翻译了亚里斯多德的作品；后二人在同一时期翻译了维吉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
这些翻译作品对当时乃至当下法国的翻译界和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时期并未出现论述翻译问题的著述，翻译活动处于一种主观、盲目、孤立的状态，未出现集体性翻译。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翻译活动兴起，当时的翻译理论只存在于单个译者的头脑中或口语中，未诉诸于文字，这并不表明当时的译者对翻译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因此当时的翻译理论还在处于萌芽状态。
三、法国翻译史漫长的发展期
从14世纪至16世纪，称为法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法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翻译家多雷、阿米欧等。16世纪，法国出现了翻译热潮。这一时期，翻译的重点由《圣经》等宗教翻译转向古典文学翻译。宗教翻译恪守“词对词”甚至“字对字”的翻译原则，其目的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以免亵渎神灵。这一点无可辩驳，因此也没多少翻译理论可言。但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新的体裁，翻译起来和之前的宗教翻译大有不同，译者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因此翻译理论便应运而生。多雷和阿米欧是这一时期谈论翻译理论最突出的代表。二者既是翻译家，又是翻译理论家，而后者尤以译作取胜。二人的翻译理论都来自翻译实践，因而有一定的说服力。多雷的著名译作有《翻译五原则》。内容如包括：（一）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二）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三）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四）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五）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这五条原则涉及翻译的“忠实”标准、译者的双语言能力、翻译方法、语体和译文的风格。
阿米欧是法国翻译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被称为“翻译之王”，他的译作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其翻译代表作有：赫利奥多罗斯的《特阿格涅斯和卡里克勒亚》、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普鲁塔克的《道德论说文集》、希库鲁的《历史丛书》等。其中，《名人传》的影响最大，也正是这部译作造就了他在法国翻译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阿米欧并未有专门论述翻译的论文或专著，他的翻译思想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阿米欧在翻译中遵循了两大原则：（一）翻译者必须要读透原文，在翻译的内容上要狠下功夫；（二）译文必须要淳朴自然，符合大众生活，不浮华装饰。（三）一定要忠实原著翻译。
四、法国翻译史的成熟复苏期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法国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均受到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法国翻译史上著名的两派之争。既古今之争与厚今派之争。围绕着准确翻译这一问题，此论争开始展开，争论的起因是于著名翻译家佩罗·德·阿朗古尔翻译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法国家喻户晓，因其文笔优美、通俗易懂而受到法国读者的热烈追捧。但佩罗·德·阿朗古尔的翻译方法是采用的自由翻译法，任意删减原文内容，自由发挥，丝毫不考虑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度，由此引发了翻译界其他学者的猛烈抨击，并对是否应该准确翻译这一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 其中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翻译家梅纳日、乌塞伊、福尔迪艾尔等人。在众多反对声音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翻译评论家梅纳日。梅纳日称阿布朗古尔胆大包天，把阿布朗古尔的译作比作“一个美丽但是却不忠贞的女人”。在当时的法国文学界存在两大截然对立的学派：崇古派和厚今派。有趣的是，阿布朗古尔本人属于古典作品崇拜者，但他的翻译思想却倾向于厚今派：他并未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原著任意删减，把含有古味的原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同样有趣的是，阿布朗古尔本人并未直接参与这场论争。论争的直接参与者为崇古派的波瓦洛等人和厚今派的贝洛等人。崇古派认为对古典作品的翻译应考虑到是否尊重古典作家的作品，他们把不忠实于原作的译者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而厚今派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今人的翻译可以而且应该超过古人，并与原作相媲美。这一论争直接引发了当时翻译文学界对“准确翻译”的辩论。应该说，在当时的法国翻译实践中，不准确翻译是主流，但也不乏极力为“准确翻译”辩护的学者。
梅齐利亚克是17世纪中叶法国的理论家，他是第一位提出“准确翻译”的学者。他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三项原则：（一）不得私自对原著恣意妄为，添加内容。（二）不得对原著内容随意进行删减。（三）不得原著有损害改动。这场论争旷日持久、影响深刻，以致后来有一部分学者，如摩尔鲁瓦、图雷尔等从“不准确翻译”转向了“准确翻译”，这也说明“准确翻译”开始渐渐深入人心，法国的翻译生涯开始从“不准确翻译”向“准确翻译”过渡。
五、法国翻译史上的沉寂睡期
18世纪，法国的国势大不如前，当然文化也得不到辉煌的发展，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一时期的法国开始把目光投向其它强势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为了追寻先进的文化。这一时期的翻译数量陡然剧增，但是翻译的质量确不尽人意。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家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理论家夏尔·巴特。巴特于1747年发表了《论文学原则》一书，书中的一个章节谈到翻译问题，就如何处理翻译中语序的问题，巴特就此提出了12项原则。巴特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18-19世纪的法国翻译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从法国翻译史的长河来看，均处于沉寂期。
六、法国翻译史的全盛时期
20世纪至今是法国翻译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法国翻译的特点是：翻译实践空前繁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翻译理论研究盛况空前，并且产生了在世界翻译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家。
20世纪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法国国力和文化并未因此而削弱。这一时期的法国产生了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家，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的马鲁佐和下半叶的乔治·穆南。马鲁佐的思想在他的译作《论拉丁语翻译》一书中体现。马鲁佐认为，翻译首先是一门技巧，但同时并不反对翻译是艺术和科学，译文必须清晰、生动、易懂，目的指向明确，翻译必须采用活的语，以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
乔治·穆南是享誉世界的翻译理论家，他是法国第一位提出把翻译的语言理论研究纳入到语言学研究范畴的学者，也是法国翻译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颇丰，但为翻译界津津乐道的当属其1963年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穆南作为法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廓清翻译理论研究的界限，特别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翻译的障碍与可行性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法国作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成员，其翻译研究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力的盛衰、文化的强弱而发展变化。纵观法国翻译史，可以看出，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它虽不能跟英美强势文化相比，但总是源源不断，推成出新，力争在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其口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理论在全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具有良好的翻译理论传统，这必将促进其翻译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但愿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法国翻译理论史的源流。毫无疑问，法国的翻译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并且不断推成出新，因此，不存在“消亡”这一阶段。翻译史就像人类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六次翻译高潮，翻译实践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翻译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参考文献：
[1]蒋童. 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
[2]张延祥. 认真对待法学翻译——以对当代中国部分法学翻译的考察为基础[J]. 时代法学，2012.
[3]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