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业于福州八中的胡铃心，在母校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学生。还在读高二时，他就独立完成了1万多字的创新设计方案 《21世纪空天飞机展望》，并获得首届福建省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第二年，高考分数低于本一线8分的胡铃心，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破格录取，正是因为这篇方案和他对航天科技的执著打动了南航老师。
促使胡铃心走上航天之路的，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飞豹”战机的设计者——闽籍院士陈一坚。2000年，胡铃心凭借《卓越非凡的超级客机》创新方案，获福建省科技创造一等奖，捧得了陈一坚亲手签名的“飞豹”航模。2001年9月，陈一坚参加福建电视台“院士与青少年对话”节目，对话的对象就是时年19岁的胡铃心。胡铃心和陈一坚因此交上了朋友，陈一坚对胡铃心的鼓励，大大坚定了胡铃心投身航空事业的信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福州籍院士王乃彦还夸奖他是“小小飞机设计师”。
福建省科协一位工作人员说：“胡铃心的成长，与众多闽籍院士在闽传播科学思想紧密相关。而这仅仅是福建省持续10多年举办‘院士专家八闽行’活动成果的其中一个方面。”
“目前全国院士2000多人，其中闽籍院士147人，健在98人，人数居江浙之后，位列全国第三。”据福建省科协院士办主任沙中然介绍，闽籍院士对家乡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助推了福建经济发展，也提升了福建省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例如，汽车设计研究专家郭孔辉院士，先后多次来闽指导福建汽车产业发展；在卢耀如、石玉林等院士的建议下，福建率先在全国启动了“生态省”建设……
参加过6届“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的王乃彦院士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说：“看到家乡快速发展特别高兴。现在福建有很好的核能发展规模，我愿为福建建设核电项目积极鼓与呼，提供有力支持与服务。我希望尽我们院士的微薄之力，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美丽的家乡，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家乡。”
可能在你眼里，院士们研究的东西，都是“高精尖”，与老百姓的生活十分遥远。实际上，这100多位闽籍院士的工作，不仅仅是“两弹一星”这样的国家重大项目，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健康病痛。也许你这会儿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手上用的，就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科技民生
多宝鱼肉质鲜嫩软滑，胶质丰富，是理想的美容和保健食品，很受消费者青睐。然而就在15年前，这看起来十分不起眼的多宝鱼，因产量不高，竟要卖到每公斤800元的天价，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可是名副其实的“贵族鱼”。把它从“贵族宝座”拉下来，并实现产业化养殖的，是海水鱼类养殖学家、宁化籍院士雷霁霖。
多宝鱼的引进，被誉为我国当代最成功的海水鱼类引种范例之一。
早在1980年到英国考察时，雷霁霖就开始关注多宝鱼。他向英国的研究机构提出，想要带些多宝鱼的鱼苗回中国。但当时的物种输出手续十分麻烦，雷霁霖没能如愿。为了把多宝鱼摆上国人的餐桌，雷霁霖一直没有放弃，1991年，他再次到英国为引进多宝鱼的事奔走，一年之后，多宝鱼终于成功引入中国。为此努力了10多年的雷霁霖，也有了“多宝鱼之父”的头衔。
1999年，雷霁霖突破育苗技术，让多宝鱼成功诞出了100多万尾鱼苗。第一批商品鱼上市，一举打开了广州、深圳的鱼产品市场。1999年下半年起，多宝鱼价格一路飙升，从每公斤170元飞涨到320元，最高时达每公斤800元，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此后，雷霁霖与福建省内及国内多家渔业公司合作，推动水产养殖技术的升级换代。多宝鱼育苗和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一度成为我国北方沿海鲆鲽类养殖的主体模式和支柱产业，为3800多户渔农提供了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多宝鱼年产量超5万吨，年总产值逾40亿元。在中国餐饮市场，多宝鱼早已走进了大众消费领域。
民以食为天，“吃”始终是百姓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科学家们不懈钻研的课题。如果说雷霁霖对水产养殖的研究，丰富了国人的饮食，那么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的龙岩籍院士谢华安，则从基础上解决了百姓的温饱。
作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最关心是粮食生产。他说，中国人口多，不管到什么时候，“肚子问题”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看到人多，我就想起吃饭问题。元宵节时，我到福州五一广场，看到人山人海，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人要吃饭啊！”
“让百姓都能吃饱饭、吃好饭”，一直是谢华安的梦想。上世纪70年代，为了开展杂交水稻育种工作，谢华安常年奔波在福建与海南之间，有时在海南一待就是大半年。1980年，谢华安带领团队育成杂交水稻“明恢63”，为我国杂交水稻的更新换代奠定了里程碑。
1981年，堪称一代天骄的良种——“汕优63”育种成功。双手捧着“汕优63”金灿灿而又饱满的颗粒，谢华安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要知道，一项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需要8～12年反复不断试验才能得出结果，一旦失败，试验就要重新开始，有些科研人员甚至奋斗一生都没能成功。更重要的是，“汕优63”解决了中国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问题。
自1986年起，“汕优63”推广面积连续16年位列全国杂交稻首位，至今累计推广超过9.4亿亩，增产粮食700亿公斤。东南亚各国大量引种“汕优63”，称其为“东方神稻”。媒体从业者祥子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都吃过‘汕优63’。”
“汕优63”奠定了谢华安在水稻育种乃至农业科技界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1996年，谢华安把目标从土地投向浩瀚的宇宙，开始进行航天育种。航天杂交稻品种“Ⅱ优明86”在云南示范亩产1196公斤，打破了世界水稻单产纪录。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生产国、出口国。目前，我国制鞋业中的胶黏鞋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而95%以上的鞋厂使用的胶粘剂都含有苯，导致工人苯中毒事件屡屡发生，职业病发病率高居不下。福建是制鞋业大省，直接从业人员高达70多万人，如何消除含苯鞋胶对工人健康的损害，减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福建鞋业不得不正视的沉重课题。 2011年4月20日，一项名为“水性聚氨酯胶粘剂的工业化制备技术”的项目成果，通过了6位院士及3位专家的鉴定，这意味着，以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所长、莆田籍院士洪茂椿为首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了无苯鞋胶。如今，走在莆田一些鞋企的生产车间，空气中闻不到一丝刺鼻的胶水味。
出生于光泽县的张俐娜院士，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最高奖——安塞姆·佩恩奖的科学家。她发明了一种环保水溶剂，可将棉短绒、蔗渣、虾壳、蟹壳、豆渣等农业废弃物迅速溶解，直接拉成化纤丝纺成服装，还能制成包装袋、发光膜等各种生活应用品，而这些物品再次废弃后，只需埋入土中2个月，便能被大自然分解得无影无踪，为世界首创。
闽籍院士基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研究远不止这些。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也让科技逐渐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医学百姓
2014年7月17日，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东昕领衔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
“福建省是全国胃癌高发地区之一，尤其莆田的胃癌患者偏多。因为当地人经常吃干货、腌制食物，如腌鱼干、虾油等等，很容易患上胃癌。”沙中然说，“这一次，林东昕院士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合作，目的就是研究癌变机理，帮助当地人摆脱胃癌困扰。”
沙中然说，林东昕的癌变机理研究对莆田当地的癌症病人有很大意义。“这项研究基于对癌症的预防和治疗之间，也就是说，在即将得病的时候，将癌细胞抑制下去，从而减少癌症的发病率。”沙中然打了个比方，“林东昕这项研究，和好莱坞电影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提前切除乳腺是一样的道理。”
此前，朱莉的BRCA1基因被查出存在缺陷。“医生评估认为，手术前我有87%的几率患乳腺癌，50%的几率患卵巢癌。”朱莉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道，获悉这个消息，她马上决定切除乳腺，将患病风险降至最低。
沙中然说：“如果能提前发现癌症病变，医生就可以提前采取措施抑制癌细胞发展，减少胃癌患者患病后的病痛以及经济损失。这样一来，莆田地区的胃癌患者的数量会相应减少一些。”
“福建不仅是胃癌高发区，肝癌的发病率也同样很高，比如福州闽清一带。”沙中然说。6月19日，就在林东昕成立莆田院士工作站的前1个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福州正式揭牌成立。
出生于闽清县的吴孟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尤其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在长达五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每天都在动手术刀，用自己的一双手为13600多名肝病患者解除了病痛。
“孟超肝胆医院成立后，福建患者不用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上海看病，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找到名医进行治疗。”
相比于其他部位的肿瘤，脑部肿瘤不仅手术风险大、死亡率高，手术后也常常发生瘫痪、失语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面对这些世界性难题，中国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古田籍院士周良辅并没有望而却步。执刀近50年，手术逾万例，他一直致力于开展颅脑手术的创新性工作，并把所在医院的神经外科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
巨大脑动脉瘤曾被称为“不治之症”，病死率高达50%。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周良辅在国际上率先创新治疗方案，使其由不治变为可治。到目前为止，周良辅治疗的巨大脑动脉瘤高达436例，死亡率仅1.1%，优良率达95%，远高于国外同期报道。
在世界医学领域，另一个“手术禁区”是颅底手术。周良辅用全新的手术方法，成功突破禁区，解决了颅底肿瘤手术切除难题，被国际权威专家评价为“最精细的颅底外科技术之一”，还有人称他为“东方神刀”。
除了吴孟超、林东昕、周良辅以外，很多闽籍院士在医学领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钟南山抗击非典、夏照帆的烧伤修复技术、陈可冀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做出的成就，无一不让福建人引以为豪。
闽地学风
院士，是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闽籍院士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如福州籍的数学家陈景润、龙岩籍的物理化学家卢嘉锡、厦门籍的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等。
福建之所以出了这么多院士，并不是一种偶然。两个原因，一个是与福建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另一个则是由于福建境内丘陵遍布，良田稀少，早年经济一直欠发达，因此八闽子弟要么漂洋过海谋生，要么读书寻出路。
据史料记载，唐宋年间，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过渡到后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向南迁移。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之一，各地笃学之风盛行，以朱熹最有代表性。
“朱子理学曾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峰，统治中国700余年。而这种传统学风从古至今流传八闽。明清时候，福建人考进士、中状元形成风气。”福建省社科院原院长严正说。
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特级教师王立根说：“‘文革’前，福建的高考成绩全国有名。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福建考生的成绩仍然非常优秀，每年的录取率在全国名列前茅。”
福建这100多位成就显著的院士中，有很多人出自大家之门。例如陈景润和他的3位福州老乡，中国核医学事业创始人王世真、“中国海防导弹之父”梁守槃以及汽车工程专家郭孔辉，都是当地的“大家子弟”：陈景润家族中有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王世真高祖是清朝两广总督王庆云，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的状元，母亲林剑言是林则徐的曾孙女；梁守槃的祖父梁章炬在清朝官居二品，父亲梁敬錞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郭孔辉的堂叔郭鹤年则是“亚洲糖王”“酒店大王”，众所皆知的香格里拉酒店就是郭家的产业之一。
据沙中然介绍，闽籍院士中还常常出现“一门几院士”的盛况。例如被称为“伯侄双院士”的侯德榜和侯虞钧，在化工领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
侯德榜1890年出生于侯官县风尾坡村（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第一学期考试，侯德榜10门功课每门都是100分，轰动一时，以至于毕业时，美国好几所名校都争着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他怀着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回到祖国，揭开了索尔维制碱法的秘密，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并为发展小化肥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侯德榜和华罗庚、竺可桢、茅以升等人一起成为我国第一批院士。他的侄子侯虞钧是我国化工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97年，像伯父一样，侯虞钧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福州的“傅—梁”家族也是如此：傅鹰院士是我国胶体化学奠基人，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1957年，他的弟弟傅承义当选学部委员；1980年，傅鹰的妹夫梁守槃当选学部委员；而梁守槃的妹夫林家翘则是著名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1994年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此外，闽籍院士中还有“父子院士”田昭武、田中群，“父女院士”唐仲璋、唐崇惕，钟南山与骨科生物力学专家戴尅戎则是表兄弟关系，这些都在中国科技界传为佳话。
同时，那些漂洋过海的闽籍华人华侨，衣锦还乡后大都热心捐资办学，以陈嘉庚最具代表性。《陈嘉庚办学记》一书记载，陈嘉庚一生为教育事业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现在约值1亿美元。厦门大学自创办以来，除了卢嘉锡、陈景润，还培养出了物理学家谢希德、经济学家许涤新、遗传学家方宗熙、水生物学家伍献文等众多很有影响力的专业人才。陈嘉庚带动了无数海外华侨回乡办学，很多人的捐资金额都是以千万计之。
闽侯是我国著名的“院士之乡”。位于闽侯南峪镇的旗山，曾经走出6位院士，这在福建，乃至全国都十分少见。院士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南峪镇五都村党支部的一位党员说，现在村里每年都会投入数万元改善教育条件，对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重奖，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还会获得3000元的奖学金。“只要能多出人才，村里出再多钱也是值得的。”
南峪镇江口村的宋良存在台湾事业有成，目前已为家乡捐资3000多万元，先后兴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在宋良存的带动下，江口村的许多旅台乡亲也都积极为家乡捐资助学，促进了当地科教的发展。
促使胡铃心走上航天之路的，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飞豹”战机的设计者——闽籍院士陈一坚。2000年，胡铃心凭借《卓越非凡的超级客机》创新方案，获福建省科技创造一等奖，捧得了陈一坚亲手签名的“飞豹”航模。2001年9月，陈一坚参加福建电视台“院士与青少年对话”节目，对话的对象就是时年19岁的胡铃心。胡铃心和陈一坚因此交上了朋友，陈一坚对胡铃心的鼓励，大大坚定了胡铃心投身航空事业的信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福州籍院士王乃彦还夸奖他是“小小飞机设计师”。
福建省科协一位工作人员说：“胡铃心的成长，与众多闽籍院士在闽传播科学思想紧密相关。而这仅仅是福建省持续10多年举办‘院士专家八闽行’活动成果的其中一个方面。”
“目前全国院士2000多人，其中闽籍院士147人，健在98人，人数居江浙之后，位列全国第三。”据福建省科协院士办主任沙中然介绍，闽籍院士对家乡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助推了福建经济发展，也提升了福建省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例如，汽车设计研究专家郭孔辉院士，先后多次来闽指导福建汽车产业发展；在卢耀如、石玉林等院士的建议下，福建率先在全国启动了“生态省”建设……
参加过6届“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的王乃彦院士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说：“看到家乡快速发展特别高兴。现在福建有很好的核能发展规模，我愿为福建建设核电项目积极鼓与呼，提供有力支持与服务。我希望尽我们院士的微薄之力，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美丽的家乡，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家乡。”
可能在你眼里，院士们研究的东西，都是“高精尖”，与老百姓的生活十分遥远。实际上，这100多位闽籍院士的工作，不仅仅是“两弹一星”这样的国家重大项目，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健康病痛。也许你这会儿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手上用的，就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科技民生
多宝鱼肉质鲜嫩软滑，胶质丰富，是理想的美容和保健食品，很受消费者青睐。然而就在15年前，这看起来十分不起眼的多宝鱼，因产量不高，竟要卖到每公斤800元的天价，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可是名副其实的“贵族鱼”。把它从“贵族宝座”拉下来，并实现产业化养殖的，是海水鱼类养殖学家、宁化籍院士雷霁霖。
多宝鱼的引进，被誉为我国当代最成功的海水鱼类引种范例之一。
早在1980年到英国考察时，雷霁霖就开始关注多宝鱼。他向英国的研究机构提出，想要带些多宝鱼的鱼苗回中国。但当时的物种输出手续十分麻烦，雷霁霖没能如愿。为了把多宝鱼摆上国人的餐桌，雷霁霖一直没有放弃，1991年，他再次到英国为引进多宝鱼的事奔走，一年之后，多宝鱼终于成功引入中国。为此努力了10多年的雷霁霖，也有了“多宝鱼之父”的头衔。
1999年，雷霁霖突破育苗技术，让多宝鱼成功诞出了100多万尾鱼苗。第一批商品鱼上市，一举打开了广州、深圳的鱼产品市场。1999年下半年起，多宝鱼价格一路飙升，从每公斤170元飞涨到320元，最高时达每公斤800元，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此后，雷霁霖与福建省内及国内多家渔业公司合作，推动水产养殖技术的升级换代。多宝鱼育苗和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一度成为我国北方沿海鲆鲽类养殖的主体模式和支柱产业，为3800多户渔农提供了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多宝鱼年产量超5万吨，年总产值逾40亿元。在中国餐饮市场，多宝鱼早已走进了大众消费领域。
民以食为天，“吃”始终是百姓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科学家们不懈钻研的课题。如果说雷霁霖对水产养殖的研究，丰富了国人的饮食，那么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的龙岩籍院士谢华安，则从基础上解决了百姓的温饱。
作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最关心是粮食生产。他说，中国人口多，不管到什么时候，“肚子问题”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看到人多，我就想起吃饭问题。元宵节时，我到福州五一广场，看到人山人海，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人要吃饭啊！”
“让百姓都能吃饱饭、吃好饭”，一直是谢华安的梦想。上世纪70年代，为了开展杂交水稻育种工作，谢华安常年奔波在福建与海南之间，有时在海南一待就是大半年。1980年，谢华安带领团队育成杂交水稻“明恢63”，为我国杂交水稻的更新换代奠定了里程碑。
1981年，堪称一代天骄的良种——“汕优63”育种成功。双手捧着“汕优63”金灿灿而又饱满的颗粒，谢华安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要知道，一项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需要8～12年反复不断试验才能得出结果，一旦失败，试验就要重新开始，有些科研人员甚至奋斗一生都没能成功。更重要的是，“汕优63”解决了中国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问题。
自1986年起，“汕优63”推广面积连续16年位列全国杂交稻首位，至今累计推广超过9.4亿亩，增产粮食700亿公斤。东南亚各国大量引种“汕优63”，称其为“东方神稻”。媒体从业者祥子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都吃过‘汕优63’。”
“汕优63”奠定了谢华安在水稻育种乃至农业科技界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1996年，谢华安把目标从土地投向浩瀚的宇宙，开始进行航天育种。航天杂交稻品种“Ⅱ优明86”在云南示范亩产1196公斤，打破了世界水稻单产纪录。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生产国、出口国。目前，我国制鞋业中的胶黏鞋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而95%以上的鞋厂使用的胶粘剂都含有苯，导致工人苯中毒事件屡屡发生，职业病发病率高居不下。福建是制鞋业大省，直接从业人员高达70多万人，如何消除含苯鞋胶对工人健康的损害，减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福建鞋业不得不正视的沉重课题。 2011年4月20日，一项名为“水性聚氨酯胶粘剂的工业化制备技术”的项目成果，通过了6位院士及3位专家的鉴定，这意味着，以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所长、莆田籍院士洪茂椿为首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了无苯鞋胶。如今，走在莆田一些鞋企的生产车间，空气中闻不到一丝刺鼻的胶水味。
出生于光泽县的张俐娜院士，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最高奖——安塞姆·佩恩奖的科学家。她发明了一种环保水溶剂，可将棉短绒、蔗渣、虾壳、蟹壳、豆渣等农业废弃物迅速溶解，直接拉成化纤丝纺成服装，还能制成包装袋、发光膜等各种生活应用品，而这些物品再次废弃后，只需埋入土中2个月，便能被大自然分解得无影无踪，为世界首创。
闽籍院士基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研究远不止这些。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也让科技逐渐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医学百姓
2014年7月17日，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东昕领衔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
“福建省是全国胃癌高发地区之一，尤其莆田的胃癌患者偏多。因为当地人经常吃干货、腌制食物，如腌鱼干、虾油等等，很容易患上胃癌。”沙中然说，“这一次，林东昕院士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合作，目的就是研究癌变机理，帮助当地人摆脱胃癌困扰。”
沙中然说，林东昕的癌变机理研究对莆田当地的癌症病人有很大意义。“这项研究基于对癌症的预防和治疗之间，也就是说，在即将得病的时候，将癌细胞抑制下去，从而减少癌症的发病率。”沙中然打了个比方，“林东昕这项研究，和好莱坞电影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提前切除乳腺是一样的道理。”
此前，朱莉的BRCA1基因被查出存在缺陷。“医生评估认为，手术前我有87%的几率患乳腺癌，50%的几率患卵巢癌。”朱莉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道，获悉这个消息，她马上决定切除乳腺，将患病风险降至最低。
沙中然说：“如果能提前发现癌症病变，医生就可以提前采取措施抑制癌细胞发展，减少胃癌患者患病后的病痛以及经济损失。这样一来，莆田地区的胃癌患者的数量会相应减少一些。”
“福建不仅是胃癌高发区，肝癌的发病率也同样很高，比如福州闽清一带。”沙中然说。6月19日，就在林东昕成立莆田院士工作站的前1个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福州正式揭牌成立。
出生于闽清县的吴孟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尤其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在长达五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每天都在动手术刀，用自己的一双手为13600多名肝病患者解除了病痛。
“孟超肝胆医院成立后，福建患者不用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上海看病，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找到名医进行治疗。”
相比于其他部位的肿瘤，脑部肿瘤不仅手术风险大、死亡率高，手术后也常常发生瘫痪、失语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面对这些世界性难题，中国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古田籍院士周良辅并没有望而却步。执刀近50年，手术逾万例，他一直致力于开展颅脑手术的创新性工作，并把所在医院的神经外科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
巨大脑动脉瘤曾被称为“不治之症”，病死率高达50%。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周良辅在国际上率先创新治疗方案，使其由不治变为可治。到目前为止，周良辅治疗的巨大脑动脉瘤高达436例，死亡率仅1.1%，优良率达95%，远高于国外同期报道。
在世界医学领域，另一个“手术禁区”是颅底手术。周良辅用全新的手术方法，成功突破禁区，解决了颅底肿瘤手术切除难题，被国际权威专家评价为“最精细的颅底外科技术之一”，还有人称他为“东方神刀”。
除了吴孟超、林东昕、周良辅以外，很多闽籍院士在医学领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钟南山抗击非典、夏照帆的烧伤修复技术、陈可冀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做出的成就，无一不让福建人引以为豪。
闽地学风
院士，是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闽籍院士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如福州籍的数学家陈景润、龙岩籍的物理化学家卢嘉锡、厦门籍的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等。
福建之所以出了这么多院士，并不是一种偶然。两个原因，一个是与福建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另一个则是由于福建境内丘陵遍布，良田稀少，早年经济一直欠发达，因此八闽子弟要么漂洋过海谋生，要么读书寻出路。
据史料记载，唐宋年间，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过渡到后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向南迁移。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之一，各地笃学之风盛行，以朱熹最有代表性。
“朱子理学曾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峰，统治中国700余年。而这种传统学风从古至今流传八闽。明清时候，福建人考进士、中状元形成风气。”福建省社科院原院长严正说。
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特级教师王立根说：“‘文革’前，福建的高考成绩全国有名。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福建考生的成绩仍然非常优秀，每年的录取率在全国名列前茅。”
福建这100多位成就显著的院士中，有很多人出自大家之门。例如陈景润和他的3位福州老乡，中国核医学事业创始人王世真、“中国海防导弹之父”梁守槃以及汽车工程专家郭孔辉，都是当地的“大家子弟”：陈景润家族中有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王世真高祖是清朝两广总督王庆云，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的状元，母亲林剑言是林则徐的曾孙女；梁守槃的祖父梁章炬在清朝官居二品，父亲梁敬錞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郭孔辉的堂叔郭鹤年则是“亚洲糖王”“酒店大王”，众所皆知的香格里拉酒店就是郭家的产业之一。
据沙中然介绍，闽籍院士中还常常出现“一门几院士”的盛况。例如被称为“伯侄双院士”的侯德榜和侯虞钧，在化工领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
侯德榜1890年出生于侯官县风尾坡村（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第一学期考试，侯德榜10门功课每门都是100分，轰动一时，以至于毕业时，美国好几所名校都争着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他怀着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回到祖国，揭开了索尔维制碱法的秘密，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并为发展小化肥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侯德榜和华罗庚、竺可桢、茅以升等人一起成为我国第一批院士。他的侄子侯虞钧是我国化工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97年，像伯父一样，侯虞钧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福州的“傅—梁”家族也是如此：傅鹰院士是我国胶体化学奠基人，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1957年，他的弟弟傅承义当选学部委员；1980年，傅鹰的妹夫梁守槃当选学部委员；而梁守槃的妹夫林家翘则是著名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1994年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此外，闽籍院士中还有“父子院士”田昭武、田中群，“父女院士”唐仲璋、唐崇惕，钟南山与骨科生物力学专家戴尅戎则是表兄弟关系，这些都在中国科技界传为佳话。
同时，那些漂洋过海的闽籍华人华侨，衣锦还乡后大都热心捐资办学，以陈嘉庚最具代表性。《陈嘉庚办学记》一书记载，陈嘉庚一生为教育事业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现在约值1亿美元。厦门大学自创办以来，除了卢嘉锡、陈景润，还培养出了物理学家谢希德、经济学家许涤新、遗传学家方宗熙、水生物学家伍献文等众多很有影响力的专业人才。陈嘉庚带动了无数海外华侨回乡办学，很多人的捐资金额都是以千万计之。
闽侯是我国著名的“院士之乡”。位于闽侯南峪镇的旗山，曾经走出6位院士，这在福建，乃至全国都十分少见。院士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南峪镇五都村党支部的一位党员说，现在村里每年都会投入数万元改善教育条件，对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重奖，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还会获得3000元的奖学金。“只要能多出人才，村里出再多钱也是值得的。”
南峪镇江口村的宋良存在台湾事业有成，目前已为家乡捐资3000多万元，先后兴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在宋良存的带动下，江口村的许多旅台乡亲也都积极为家乡捐资助学，促进了当地科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