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陶瓷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以强烈的生命热望和极大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陶瓷艺术精品，这些陶瓷艺术品记载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包容了中国人深沉婉约、融于自然，却又慷慨激昂、粗犷豪迈的情怀。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中国人与陶瓷艺术品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陶瓷艺术品以自身独特的“泥”的精神，“玉”的品质而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见证。
中国陶瓷艺术在民族性格的作用下，显示了它浓郁的民族情结，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中，中国陶瓷艺术品大多被深深地烙上了祭祀类殉葬品、宫廷用贡品和文人仕大夫的玩赏品的印迹，同时，也成为宗教思想的传播媒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物态显现，在现代陶瓷创作中，中国陶瓷艺术品成为自由灿烂的民族之花，创作主体和自我精神得到充分地实现，从而具备了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
一、祭祀类殡葬品
“厚葬之风”一直风靡于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陶瓷艺术品由于自身材料神秘和永恒的特征，一直都作为主要的殡葬皿器。
历代以来，陶瓷殡葬品的种类繁多，从原始粗陶、彩陶、三彩陶到青瓷、刻划瓷、釉上釉下彩绘瓷等无一不有。众所周知的兵马俑是最有代表性的秦代陶塑殡葬品，秦汉时期出土陶俑皿器的规模之大，品种之繁多在世界上都是罕见。考古发掘证明，作为随葬仪用的皿器陶瓷艺术品在汉唐五代青瓷、隋唐白瓷、宋代青瓷的出土已是屡见不鲜，数不胜数。这种厚葬之风以及在葬仪祭祀中所呈现出的一种民俗风情及其陶瓷用品无一不烙上有我们本民族的情结印记。
厚葬之风虽然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损失和浪费，但同时也是促成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正是中国陶瓷成长的特点之一。
二、宫廷用贡品
儒家“礼”教的等级观念是贡品产生的重要原因。陶瓷艺术品像丝绸、玉器、珠宝等一样，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样式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着向统治阶层宫廷贡奉的礼品。
唐代时期，统治者在当时的越窑曾设官督造瓷器，这就是以后各朝代设的御窑厂或官窑的前身，御窑厂或官窑是专门为宫廷生产贡品瓷而存在的。据史书记载，五代时期，中原多动荡战乱，钱越(今浙江余姚)地区较安定平稳，钱越地区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安定局面，被迫将其特产瓷器向中原各主进贡，且进贡瓷数频繁，“越州烧瓷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秘色瓷”。历史上的官窑还有宋代著名的定、汝、官、哥、钧五大窑系。元代时期，由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与蒙古族崇尚白色的习俗基本吻合，虽然当时景德镇瓷器并非国内最好的瓷器，元王朝还是把当时唯一的瓷局(浮梁瓷局)设在景德镇，洪武三十五年，统治者在景德镇珠山设置了“御窑厂”。此外，由于贡品瓷的需求量大御器厂难以满足，所以部分瓷器往往也由民窑承担。明朝统治者最盛时期在景德镇设立官窑达五十多个。“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这是一位外国人对当时制瓷盛况的描述。
作为贡品的中国陶瓷艺术品的情感表现及艺术属性，虽然受到统治阶层审美标准、习惯的制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封建统治者自唐代以后的各处设置的官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使得中国陶瓷艺术在康熙以前一直称雄世界，无以计数的官窑瓷成为世界罕见的珍宝。
三、玩赏品
陶瓷艺术品由于自身极强的实用功能特性，尤其是瓷器晶莹剔透，光洁如新玉一般质地品格惹人爱煞，很容易成为人们的玩赏物，再加上社会安定局面给人民带来的重视世俗生活的态度对玩赏心理的促成，陶瓷艺术品顺理成章地成了人们的玩赏对象，尤其是深受仕大夫们的赏玩。
陶瓷艺术品的玩赏特性在明清时期表现的尤为强烈，大批量的案头陈设瓷器应运而生，装饰工艺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清初出现了鲜艳的“康熙五彩”，而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康熙时的瓷工还利用国外进口的珐琅彩。专供帝后御用的玩赏品，至雍正时期，瓷工们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了一种新的釉上彩一一粉彩。同时，清代的颜色釉也得到飞跃发展，红釉就有铁红、铜红、金红之分，蓝釉也有天蓝、霁蓝、洒蓝之别，另外还有三阳开泰、花釉茶叶末结晶釉等。
社会各阶层对陶瓷玩赏品的大量需求，促成了清代釉彩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釉彩工艺的蓬勃发展是陶瓷装饰艺术发展良好的先决条件，但是，清“乾隆”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导致了玩赏陶瓷艺术品审美的畸形发展，以不惜工本追求奇巧精异，流行模仿他物成为时尚，繁密琐碎的装饰风格风靡全屋。清代最为著名的《乾隆各色釉大瓶》高达86.4厘米，将红釉、青釉、窑变、钧釉、哥釉等几十种颜色釉和釉下青花、五彩、斗彩等不同的彩绘集中装饰于一身，尽管表现出了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水平，却掩盖不了制作者艺术创造力的匮乏。乾隆时期，“象生瓷”的制作和仿制各类工艺品的制作大为盛行，对他物的模仿造成瓷器本身艺术特色的丧生，这种玩赏心态其结果导致了制瓷工艺走向版面追求形式、单纯玩弄技巧的死胡同。乾隆之后，中国陶瓷艺术一直呈现衰落的趋势。更有甚者，清末到民国时期陶瓷玩赏品发展到了“仿古瓷”阶段，所仿古瓷几可乱真。中国上万年的陶瓷历史所积累的令世界倾倒的精湛陶瓷工艺，在此阶段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光芒，中华民族在陶瓷艺术上所有的能动性，都集中在了对传统瓷器拙劣的仿制上，伟大的创造力频于窒息，导致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包孕文人情结表现的玩赏品的生产几近走入死胡同。
四、宗教思想的传播媒体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至晋更盛，东汉末年在全国广为流行并有了深厚基础的佛教终于被粱武帝定为教。佛教传入和渗透，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了中国的陶瓷艺术，秦汉陶塑中所表现出来的华夏民族与自然抗争的质朴、刚健、豪迈的精神，在以后各朝代的艺术中则相对地减弱。随着外来宗教的深入具有宗教审美标准的陶瓷艺术逐渐发展起来，陶瓷艺术因而成了宗教思想的传播媒体。三国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画佛像为宗教艺术传播开创先河。三国两晋时期青瓷装饰纹样中出现了很多专作，瓷器品种繁多，如佛像、飞天、忍冬纹、观音、弥勒佛、八仙、寿星以及香炉，烛台等各类佛事用具无一不是深深地烙上了宗教的印记。时至今日景德镇、德化、潮州等瓷区仍然有许多“作坊”在进行相当规模的佛教用瓷生产，可见佛教思想对陶瓷艺术的影响很大，以及陶瓷艺术对宗教思想传播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五、中国哲学思想的物态显现
正如西方艺术受“存在”哲学影响产生“真即是美，真即是善”的美学标准一样，中国的艺术一直都受到了本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道”家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道家学说以直觉体验世界，认为万物同 源一体，即“天人合一”，主张“顺其自然”、“虚静无为”，这虽然对人类改造自然，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却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使其形成了强烈的民族特色而被世人关注。中国陶瓷艺术中很明显显现着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从青瓷艺术，唐三彩以及以后的颜色釉的窑变中都可以看到。
青瓷质感如玉，苍翠幽雅，这种富于冷静，给人带来幽玄情趣的色泽正与道家思想所追摹的“虚、空、静”、“以素洁为美”、“澹然无极”和“无为”的境界隐隐合拍，尤其是体现了魏晋玄学的境界和宋代文人追求的“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的审美境界宋代历朝君王对青瓷艺术有着空前的爱好，北宋汴京皇家建隆坊，就设有专门收藏名窑珍品的瓷器库房。从唐三彩陶和以后的颜色釉瓷比如花釉、结晶釉和纹片釉瓷中，都可以看到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毋需多言，此类陶瓷艺术中的审美意趣表现不能不看作是以陶瓷作为一种载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物态显现。
六、中国现代陶艺——民族之花
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一直缺乏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殷商“百工”中国陶器和绘画本身地位相当，由于历代文人对绘画的参与，尤其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号称为“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历代君王几乎都酷爱绘画艺术，特别是宋徽宗赵喆、宋高宗赵构，本身就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绘画的地位。宋徽宗作的花鸟山石人物可入妙品；宋高宗也“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尤其是宋代画院的设立，对文人绘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历史上中国画家、书法家人才辈出，而陶瓷艺术自从“百工”时就一直没有文人的参与，而一直在民间工匠、艺人们那里世代流传，这使得中国绘画和书法成为中国民族艺术的典型代表，而陶瓷艺术品一直没有成为承载创作主体个性精神艺术种类。
由于以上原因的存在，当由现代文人主动参与的现代陶瓷以崭新的面貌在中国出现后，众多的人们对它感到陌生，认为它是西方舶来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见。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这是已经得到世界承认的事实，中国现代陶艺并不象中国现代雕塑，是随着中国留学生对法国、苏联体系的直接引进并在此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洋”味的艺术，陶瓷它本是根基深扎于自己民族土壤之中的，而在今天开出的自由的民族之花。
中国陶瓷艺术品的民族情结主要从以上六个方面表现出来，这是中国儒教、道教及佛教文化作用的效果。尽管明清时期中国艺术刚健强悍的博大精神已经全面衰退，然而，中国陶瓷艺术的工艺发展却仍然生机勃勃、充满生气，展示了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执着的追求。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现代陶艺以它崭新的形式返照着它的源泉，并使这个源泉产生一种新的意义，这也正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
中国陶瓷艺术在民族性格的作用下，显示了它浓郁的民族情结，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中，中国陶瓷艺术品大多被深深地烙上了祭祀类殉葬品、宫廷用贡品和文人仕大夫的玩赏品的印迹，同时，也成为宗教思想的传播媒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物态显现，在现代陶瓷创作中，中国陶瓷艺术品成为自由灿烂的民族之花，创作主体和自我精神得到充分地实现，从而具备了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
一、祭祀类殡葬品
“厚葬之风”一直风靡于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陶瓷艺术品由于自身材料神秘和永恒的特征，一直都作为主要的殡葬皿器。
历代以来，陶瓷殡葬品的种类繁多，从原始粗陶、彩陶、三彩陶到青瓷、刻划瓷、釉上釉下彩绘瓷等无一不有。众所周知的兵马俑是最有代表性的秦代陶塑殡葬品，秦汉时期出土陶俑皿器的规模之大，品种之繁多在世界上都是罕见。考古发掘证明，作为随葬仪用的皿器陶瓷艺术品在汉唐五代青瓷、隋唐白瓷、宋代青瓷的出土已是屡见不鲜，数不胜数。这种厚葬之风以及在葬仪祭祀中所呈现出的一种民俗风情及其陶瓷用品无一不烙上有我们本民族的情结印记。
厚葬之风虽然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损失和浪费，但同时也是促成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正是中国陶瓷成长的特点之一。
二、宫廷用贡品
儒家“礼”教的等级观念是贡品产生的重要原因。陶瓷艺术品像丝绸、玉器、珠宝等一样，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样式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着向统治阶层宫廷贡奉的礼品。
唐代时期，统治者在当时的越窑曾设官督造瓷器，这就是以后各朝代设的御窑厂或官窑的前身，御窑厂或官窑是专门为宫廷生产贡品瓷而存在的。据史书记载，五代时期，中原多动荡战乱，钱越(今浙江余姚)地区较安定平稳，钱越地区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安定局面，被迫将其特产瓷器向中原各主进贡，且进贡瓷数频繁，“越州烧瓷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秘色瓷”。历史上的官窑还有宋代著名的定、汝、官、哥、钧五大窑系。元代时期，由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与蒙古族崇尚白色的习俗基本吻合，虽然当时景德镇瓷器并非国内最好的瓷器，元王朝还是把当时唯一的瓷局(浮梁瓷局)设在景德镇，洪武三十五年，统治者在景德镇珠山设置了“御窑厂”。此外，由于贡品瓷的需求量大御器厂难以满足，所以部分瓷器往往也由民窑承担。明朝统治者最盛时期在景德镇设立官窑达五十多个。“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这是一位外国人对当时制瓷盛况的描述。
作为贡品的中国陶瓷艺术品的情感表现及艺术属性，虽然受到统治阶层审美标准、习惯的制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封建统治者自唐代以后的各处设置的官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使得中国陶瓷艺术在康熙以前一直称雄世界，无以计数的官窑瓷成为世界罕见的珍宝。
三、玩赏品
陶瓷艺术品由于自身极强的实用功能特性，尤其是瓷器晶莹剔透，光洁如新玉一般质地品格惹人爱煞，很容易成为人们的玩赏物，再加上社会安定局面给人民带来的重视世俗生活的态度对玩赏心理的促成，陶瓷艺术品顺理成章地成了人们的玩赏对象，尤其是深受仕大夫们的赏玩。
陶瓷艺术品的玩赏特性在明清时期表现的尤为强烈，大批量的案头陈设瓷器应运而生，装饰工艺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清初出现了鲜艳的“康熙五彩”，而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康熙时的瓷工还利用国外进口的珐琅彩。专供帝后御用的玩赏品，至雍正时期，瓷工们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了一种新的釉上彩一一粉彩。同时，清代的颜色釉也得到飞跃发展，红釉就有铁红、铜红、金红之分，蓝釉也有天蓝、霁蓝、洒蓝之别，另外还有三阳开泰、花釉茶叶末结晶釉等。
社会各阶层对陶瓷玩赏品的大量需求，促成了清代釉彩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釉彩工艺的蓬勃发展是陶瓷装饰艺术发展良好的先决条件，但是，清“乾隆”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导致了玩赏陶瓷艺术品审美的畸形发展，以不惜工本追求奇巧精异，流行模仿他物成为时尚，繁密琐碎的装饰风格风靡全屋。清代最为著名的《乾隆各色釉大瓶》高达86.4厘米，将红釉、青釉、窑变、钧釉、哥釉等几十种颜色釉和釉下青花、五彩、斗彩等不同的彩绘集中装饰于一身，尽管表现出了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水平，却掩盖不了制作者艺术创造力的匮乏。乾隆时期，“象生瓷”的制作和仿制各类工艺品的制作大为盛行，对他物的模仿造成瓷器本身艺术特色的丧生，这种玩赏心态其结果导致了制瓷工艺走向版面追求形式、单纯玩弄技巧的死胡同。乾隆之后，中国陶瓷艺术一直呈现衰落的趋势。更有甚者，清末到民国时期陶瓷玩赏品发展到了“仿古瓷”阶段，所仿古瓷几可乱真。中国上万年的陶瓷历史所积累的令世界倾倒的精湛陶瓷工艺，在此阶段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光芒，中华民族在陶瓷艺术上所有的能动性，都集中在了对传统瓷器拙劣的仿制上，伟大的创造力频于窒息，导致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包孕文人情结表现的玩赏品的生产几近走入死胡同。
四、宗教思想的传播媒体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至晋更盛，东汉末年在全国广为流行并有了深厚基础的佛教终于被粱武帝定为教。佛教传入和渗透，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了中国的陶瓷艺术，秦汉陶塑中所表现出来的华夏民族与自然抗争的质朴、刚健、豪迈的精神，在以后各朝代的艺术中则相对地减弱。随着外来宗教的深入具有宗教审美标准的陶瓷艺术逐渐发展起来，陶瓷艺术因而成了宗教思想的传播媒体。三国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画佛像为宗教艺术传播开创先河。三国两晋时期青瓷装饰纹样中出现了很多专作，瓷器品种繁多，如佛像、飞天、忍冬纹、观音、弥勒佛、八仙、寿星以及香炉，烛台等各类佛事用具无一不是深深地烙上了宗教的印记。时至今日景德镇、德化、潮州等瓷区仍然有许多“作坊”在进行相当规模的佛教用瓷生产，可见佛教思想对陶瓷艺术的影响很大，以及陶瓷艺术对宗教思想传播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五、中国哲学思想的物态显现
正如西方艺术受“存在”哲学影响产生“真即是美，真即是善”的美学标准一样，中国的艺术一直都受到了本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道”家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道家学说以直觉体验世界，认为万物同 源一体，即“天人合一”，主张“顺其自然”、“虚静无为”，这虽然对人类改造自然，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却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使其形成了强烈的民族特色而被世人关注。中国陶瓷艺术中很明显显现着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从青瓷艺术，唐三彩以及以后的颜色釉的窑变中都可以看到。
青瓷质感如玉，苍翠幽雅，这种富于冷静，给人带来幽玄情趣的色泽正与道家思想所追摹的“虚、空、静”、“以素洁为美”、“澹然无极”和“无为”的境界隐隐合拍，尤其是体现了魏晋玄学的境界和宋代文人追求的“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的审美境界宋代历朝君王对青瓷艺术有着空前的爱好，北宋汴京皇家建隆坊，就设有专门收藏名窑珍品的瓷器库房。从唐三彩陶和以后的颜色釉瓷比如花釉、结晶釉和纹片釉瓷中，都可以看到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毋需多言，此类陶瓷艺术中的审美意趣表现不能不看作是以陶瓷作为一种载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物态显现。
六、中国现代陶艺——民族之花
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一直缺乏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殷商“百工”中国陶器和绘画本身地位相当，由于历代文人对绘画的参与，尤其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号称为“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历代君王几乎都酷爱绘画艺术，特别是宋徽宗赵喆、宋高宗赵构，本身就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绘画的地位。宋徽宗作的花鸟山石人物可入妙品；宋高宗也“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尤其是宋代画院的设立，对文人绘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历史上中国画家、书法家人才辈出，而陶瓷艺术自从“百工”时就一直没有文人的参与，而一直在民间工匠、艺人们那里世代流传，这使得中国绘画和书法成为中国民族艺术的典型代表，而陶瓷艺术品一直没有成为承载创作主体个性精神艺术种类。
由于以上原因的存在，当由现代文人主动参与的现代陶瓷以崭新的面貌在中国出现后，众多的人们对它感到陌生，认为它是西方舶来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见。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这是已经得到世界承认的事实，中国现代陶艺并不象中国现代雕塑，是随着中国留学生对法国、苏联体系的直接引进并在此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洋”味的艺术，陶瓷它本是根基深扎于自己民族土壤之中的，而在今天开出的自由的民族之花。
中国陶瓷艺术品的民族情结主要从以上六个方面表现出来，这是中国儒教、道教及佛教文化作用的效果。尽管明清时期中国艺术刚健强悍的博大精神已经全面衰退，然而，中国陶瓷艺术的工艺发展却仍然生机勃勃、充满生气，展示了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执着的追求。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现代陶艺以它崭新的形式返照着它的源泉，并使这个源泉产生一种新的意义，这也正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