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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并使用陕西省5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选择的影响，以及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其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保险素养会显著促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增加3.1%。此外，个人经济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并未发挥出调节作用，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提高农民保险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农民诉求的保险产品等措施促进农民商业保险消费，进而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保险素养;收入差异;农民商业保险
引 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同时，就中国现阶段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而言，农民收入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天灾人祸往往会加剧其贫困程度。近期一项针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千村万户的实地调查表明，24%的农户曾遭受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1]。作为一种以经济保障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商业保险不仅可通过补偿部分或全部损失来有效缓解投保农民因疾病、意外等灾害事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深入探究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内外制约因素，对进一步响应中央政府“加快发展保险服务业以拓展‘三农’保险深度及密度”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商业保险持续服务“三农”的政策背景下，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行为取决于农民理性决策。商业保险参与决策无疑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经济决策行为，消费者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还要耗费相当精力去权衡保费支出和预期收益，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拥有一定的保险素养帮助其做出决策。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保险排斥、工业化程度等方面探讨消费者商业保险需求的外部制约因素[2-3]，从保险驱动来源、收入水平、需求弹性、人口结构、风险感知及厌恶程度、社会网络等视角考察消费者购买商业保险的内部制约因素[4-10]，并就上述因素影响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的差异性进行了阐释。但在加快保险服务“三农”的背景下，当前研究对农民保险素养水平及其在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中的作用较少关注。保险素养是指能够对保险政策、条款、概念及市场形成有效认知和充分意识，对生产及生活潜在风险有良好感知与观念，能测算保险标的风险发生所对应的理赔金额，并基于此做出保险产品消费决策的能力[11]。保险素养是Huston从金融素养内涵中引申并经Tennyson延展而来，它集中反映了行为个体（消费者）对风险有所认知，又能采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转移相关风险的能力[11-12]。已有文献表明，投资个体对关键经济概念能否充分理解，以及对基本财务计算能否熟练掌握，不仅决定了其能否准确考量与投资项目相关的预期成本、收益高低以及风险大小，而且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及科学性[13]。毋庸置疑，较高的保险素养有助于增强保险消费者信息收集能力和预期收益的计算能力[14]，增强消费者风险感知能力和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充分认知能力[15]，亦会促进消费者正确认识商业保险的价值和作用[16]，由此保险素养就成为决定消费者商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17]。事实上，国内外学者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保险素养高的消费者会显著提升对商业保险（例如人身保险、健康保险）的需求[18-2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城镇地区，保险和风险管理知识也没能得到全面普及，农村地区的保险素养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据统计，43%的农户无任何保险素养，52%的农户保险素养较低，仅有5%的农户保险素养较高[1]。保险素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商业保险的有效需求，限制了其对特定风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损失的合理估算，进而影响了农民做出理性经济决策，又无助于唤起其自身商业保险需求，更阻碍了其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农民保险素养平均水平不尽如人意，但因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体间保险素养水平会参差不齐。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日益深化，相当数量的农民积极利用商业保险应对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及人身伤亡。与低保险素养存量个体相比，高保险素养存量个体在经济决策中无疑具有比较优势。商业保险是转移风险的有效方式，且保险险种及购买年限的选择、保险合约的签订等环节均无一例外地会涉及风险评估、保费核算等问题。因此，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不足之處主要是：（1）虽然关注保险来源、收入水平、需求弹性等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但忽视从农村保险市场需求主体（如农民）自身挖掘形成其是否参与商业保险的深层次原因。（2）缺乏对收入差异视角下，保险素养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差异性分析。保险素养水平的高低既能反映农民对特定风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经济损失的有效认知，又能体现农民采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转移特定灾害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能力。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做出如下改进：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其次，基于实地调研农民样本，考察保险素养是否促进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再次，按照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类，探究保险素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差异化影响，并经考察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商业保险需求理论，并为加强农民保险素养提升和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响应中央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服务
“三农”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已有研究基于期望值理论、期望效用理论、过渡反应理论、前景理论等视角解析了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动因及决策机制，并揭示了诱发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既有相同点又存在差异[21-24]。基于此，本文就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机理分别进行阐释。 1. 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有直接、间接两种途径。（1）直接影响。保险素养越高、风险转移意识越强的农民，其对特定风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的损失等越具有较准确的衡量[25]。前景理论表明，保险素养较高的家庭可能会高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经济保障制度等措施转移风险，因而对购买商业保险越可能做出购买选择。此外，与一般商品性能、质量易于鉴别、容易进行比较不同，商业保险产品涉及保障责任的界定、保险金额的大小、保费的缴纳方式、责任免除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使得整个商业保险合同显得尤为复杂，同时，投保者既无法对商业保险产品像对普通商品一样取样乃至试运作，又无法在保单持有期内持续跟踪监视出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那些具备较高保险素养的投保者只有更好地理解商业保险产品承保风险的种类、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形式、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合同生效及无效条件等内容，才能权衡利弊并做出理性的投保决策。（2）间接影响。风险评估、潜在损失核算等知识较全面的农民，其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较多。风险事故发生的范围越广、灾害损失产生的概率越高，他们感知各种威胁造成的潜在经济后果更清晰，采取转移风险的主动性更迫切，因而商业保险参与的倾向性越强[26]。此外，保险素养水平高的农民价值观念及风险偏好与商业保险风险转移和经济保障的核心功能更吻合，加上自身具有较强的制定计划和缔约能力，有利于利用有限经济资源（预算有限）合理制定商业保险参与计划，恰当选择商业保险产品，降低商业保险合同存在歧义条款，从而促进商业保险参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保险素养会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2.保险素养对低收入和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产生差异性影响。虽然保险素养较高的农民，可以通过抽象的商业保险合同条文认知或理解其产品（无形商品）的作用和功能，做出最适合自身条件的保险参与决策，但是，理论上讲，就大多数人商业保险参与而言，都是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如支付一笔确定数额的货币）来转移可能发生的风险，用以换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保障。同时，经验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保人收入水平与其商业保险需求通常呈正相关关系[27]。所以，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家庭财产规划的一部分，势必会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保险素养相同的情况下，相比非低收入农民，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偏低。具体而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只有低级需求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求才会成为新的激励因素。显然，对低收入农民来说，有限的经济收入更多地被用于解决诸如吃穿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因而对以确保生活安定、转移特定风险事故损失的较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较低。所以，受制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即使低收入农民具备足够的保险素养，对需要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支付保费）才能得到保障的商业保险需求度不会太高，以免对家庭财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与之相反，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由于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会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这类消费者在意识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并具备足够的保险素养时，会相应增加对商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因而对商业保险需求会高于低收入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在意识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后，可以马上做出购买决策。对于保险素养较高但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虽然其能够认识到在转移风险方面商业保险是一种重要手段，但由于自身经济收入有限，没有结余资金购买商业保险，导致其商业保险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实际购买决策。因此在经济收入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对非低收入农民，保险素养对其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反之亦然。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比低收入农民，保险素养会促进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7月在陕西省农村地区开展的主题为“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购买”的入户田野调查。课题组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采集数据：首先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分别选取一个农业发展状况较好的县（区）作为样本采集地（洛川、杨凌、城固）;其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县（区）分层抽取3～6个样本乡镇;最后，按照相同的标准在每个样本乡镇选取3～4个样本村（行政村），在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8～12个农户，并在每户中选择头脑清楚、有经济收入且愿意配合的成年家庭成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最终获得农民有效样本565份。此外，为确保数据质量，本次调研成员均由受过培训的保险专业高校师生组成，同时，调研过程中尤为注重受访农民对于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区别（例如新农合与商业医疗险、新农保与商业养老险），以避免受访农民因不能准确区分二者造成数据虚高的情况。
本文样本采集兼顾采集地农业及保险发展情况，典型性及代表性较好。从样本个体基本特征来看，此次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5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即基本达到初中水平;受访农民家庭总人数均值为4.10人，其中劳动力均值为2.75人，供养比为0.72;受访农民家庭年均毛收入为54 170.81元，家庭消費年均值为29 429.08元，其中5 809.79元用于农业生产;36.10%的农民近五年购买过商业保险。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商业保险。通过向受访农民询问“您近五年买过商业保险吗？”来了解受访者商业保险参与情况，此题项测量采用二元变量（0、1型变量）。
2.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保险素养对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因此合理构造保险素养衡量指标最为关键。首先，借鉴已有文献对保险素养[11]和金融素养[27]的测度研究，本文从保险基础知识、风险意识、风险偏好、保险意识、理赔金额计算能力五个方面构建了保险素养衡量体系。其次，参照秦芳等的做法，将受访者在每个题项回答情况赋予相应的分数，所有题项得分加总作为最后的保险素养得分[28]。为保证保险素养测量效果，本文对所有保险素养测量题项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做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保险基础知识、风险意识、风险偏好、保险意识、理赔金额计算能力五个方面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0.71、0.73、0.70和0.81，保险素养所有测量题项的Cronbach’s α为0.75，说明问卷设计整体信度良好。效度检验采用相关系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五个维度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3，即每个维度之间相关性较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每个维度与总保险素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3.分组变量：年收入。首先，对受访农民个人年总收入按高低顺序排名;其次，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样本农民收入排名后20%及以下）、非低收入（样本农民收入排名前80%）两组。
4.控制变量。参考潘国臣等研究，本文选取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反映受访农民特征[18]。参考樊纲治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供养比、兼业程度、总资产、是否有亲友供职于金融机构、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近五年有无红白喜事反映受访者家庭特征，其中，供养比为受访家庭劳动力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兼业程度为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29]。参考雎岚等研究，本文选取样本农民所在村庄到乡镇中心距离反映受访村庄特征[30]。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1。为了考察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Probit模型：
式（1）中，Y1是近五年是否购买过商业保险，若受访农民购买了商业保险，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1为本文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其衡量方式如前文所述（下同）。X2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受访者家庭供养比、兼业程度、总资产，以及受访者是否有亲友供职于金融机构、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到乡镇中心距离（下同）。X1、X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β1、β2，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用ε表示。
在模型（1）中，可能因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农民保险素养的积累可来自于自身商业保险参与的“干中学”效应予以促进）、遗漏变量（如存在不易观测但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因素）、变量测量偏差（如选取测度保险素养指标不够全面）等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所以，为消除因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IV-Probit）进行样本估计，并选取同一村庄同等收入层次其他受访者的保险素养平均水平作为受访者保险素养的工具变量。这样处理原因在于：处于同一村庄内部的农民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共同提升保险素养，促进彼此间保险素养的积累，所以个体的保险素养水平势必会受到村庄内其他农民保险素养水平的影响，但村庄内其他农民保险素养水平与该个体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并不直接相关，因此，该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
2.分组回归模型。若第三个变量M取值发生变化时，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则称在自变量X和因变量Y的关系中，M变量发挥着调节作用[31]。当X为连续变量且M为类别变量时，可先将样本按类别变量M進行分组后分别进行回归，对不同组回归结果中X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若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变量M发挥了调节作用，反之亦然。考虑到在本文中，保险素养”（核心自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调节变量“收入组别”为二元变量（类别变量），所以，运用分组回归模型考察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在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中的调节效应。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保险素养对农民参与商业保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1.全样本回归分析。保险素养对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需说明的是，由于Probit模型是非线性模型，系数值不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而边际效应则可以反映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程度，所以，表2将自变量边际效应列出。
从表2的（2）列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Durbin-Wu-Hausman检验（简称DWH检验）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37.0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从该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保险素养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其边际效应为0.031，表明保险素养水平越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越大，保险素养每提高1个水平，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概率将增加3.10%。农民保险素养越高，对商业保险参与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衡量越清晰，且能更好地理解保险条款，相应地增加对保险公司的信赖度，提高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至此，假说1得到了证实。
从控制变量影响来看，表2结果显示，受访者年龄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时，受访者年龄越大，其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越小，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不断下降，对商业保险产品了解不够导致其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减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一般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对保险合同的理解能力也越强，对于理性消费者而言，对产品越熟悉做出购买决策可能性越大。年收入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说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增大，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收入增加意味着的农民结余资金增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将会随之上升，进而促进其商业保险参与。亲友有无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有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的农民接触商业保险的机会更多，而且相对来说对保险的信任程度更大，购买途径更为便捷，所以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变量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商业保险参与而言，大多数人是以支付一部分确定的资金来转移潜在的风险，如果受访农民近五年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行为，表明其近期经济情况不容乐观，资金的短缺或不足会使其倾向于不参与商业保险，即使参与，也偏向于选择保费低廉的商业保险。所以，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对农民保险参与行为影响不再显著参照苏岚岚等[32]的做法，本文工具变量取值方法如下：将样本农民年均收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k=1，2，3，分别对应低、中、高三个收入层次），剔除村庄j收入层次为k的第i个农民的同村同收入层次，其他样本保险素养水平的均值为：[（ΣNji=1X1jki）-X1jki]/（Njk-1），其中，Njk 表示村庄j收入层次为k的样本数量。。 2.分样本回归分析。当保险素养水平相同时，低收入农民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对商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可能不能及时转化成为购买力，导致其缺乏商业保险参与动机，而非低收入农民则不存在这种约束。接下来，为了验证这种约束是否真实存在，即保险素养对低收入农民和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低收入农民、非低收入农民两组样本，并采用分组回归模型进行了分析。需说明的是，在分组回归时可能也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见上文），因此，本文采用同上文相同方法进行处理。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对低收入农民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DWH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28.01，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对低收入农民采用（2）列结果（边际效应）进行分析。然而，DWH检验拒绝了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原假设，则对非低收入农民的估计结果采用（8）列结果（边际效应）进行分析。两样本组回归结果显示，保险素养对两组家庭影响都在10%水平上显著，从边际效应来看，保险素养对非低收入组农民的影响要大于对低收入组农民，但对两组回归中保险素养的系数进行Chow检验，结果无法拒绝保险素养对两组农民影响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即保险素养对两组农民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年收入变量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不存在调节效应，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说2未得到证实。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农村保险市场中的许多商业保险产品都是基于城市居民保险需求开发设计的，与农民实际需求并不十分吻合，也就是说，现有保险产品对任何收入水平的农民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而个人收入高低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年收入变量对于低收入组农民在5%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但对非低收入组农民没有显著影响。对于经济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收入组农民来说，保费支出占其收入比例较大，因此其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对年收入反应较为敏感。从边际效应来看，年收入每增加0.1万元，低收入组农民平均将会增加30元支出用于购买商业保险;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保费支出占其个人年收入比重较小，因此其保险购买行为对年收入反应不敏感。亲朋好友是否有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对于非低收入农民影响显著，但对低收入农民影响不显著，有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保险信息以及更為便捷的购买渠道，说明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在做出购买商业保险决策时更看重的是购买便捷性，而低收入农民可能更为看重保费高低等经济因素。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属于主观生成变量，其度量方式将直接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为保证分析结果稳健，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重新生成核心自变量，之后采用相同的估计方法重新建立模型。具体做法是，将问卷中测量保险素养的题项全部导入进行因子分析。数据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61，Bartlett球形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次因子分析中共提出5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度达到79%，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备索）表明，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在5%统计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商业保险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参保率有待提高，因此，影响中国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内在原因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利用陕西省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保险素养的提升促进了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但是，这种影响在非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农民受教育年限、年收入高低差异、有无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都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年龄变量表现则相反。
基于上述结论，为提高农民风险转移能力，推进商业保险更好地服务“三农”，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完善和推动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应只着眼于经济因素，进一步提升农民保险素养将会有力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为此，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提升农民保险素养，乡镇政府机关、村委会应将农民保险素养提升工作纳入整个工作计划，并列入常规性工作事项中，做好较为详细的普及计划，建立较为完善的保险素养提升考核制度。（2）保险公司应认识到在农村地区普及保险知识、提升农民保险素养的重要性，依据农村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保险素养提升规划与方法，例如，可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到附近农村地区开展保险知识讲座、进行保险业务办理培训等。（3）由于经济水平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农民对保险产品的诉求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保险公司应根据农民诉求及农民自身特点推出保障内容等真正符合其需要的商业保险产品，惟有如此，保险素养对促进农民购买商业保险才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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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素养;收入差异;农民商业保险
引 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同时，就中国现阶段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而言，农民收入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天灾人祸往往会加剧其贫困程度。近期一项针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千村万户的实地调查表明，24%的农户曾遭受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1]。作为一种以经济保障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商业保险不仅可通过补偿部分或全部损失来有效缓解投保农民因疾病、意外等灾害事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深入探究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内外制约因素，对进一步响应中央政府“加快发展保险服务业以拓展‘三农’保险深度及密度”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商业保险持续服务“三农”的政策背景下，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行为取决于农民理性决策。商业保险参与决策无疑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经济决策行为，消费者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还要耗费相当精力去权衡保费支出和预期收益，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拥有一定的保险素养帮助其做出决策。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保险排斥、工业化程度等方面探讨消费者商业保险需求的外部制约因素[2-3]，从保险驱动来源、收入水平、需求弹性、人口结构、风险感知及厌恶程度、社会网络等视角考察消费者购买商业保险的内部制约因素[4-10]，并就上述因素影响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的差异性进行了阐释。但在加快保险服务“三农”的背景下，当前研究对农民保险素养水平及其在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中的作用较少关注。保险素养是指能够对保险政策、条款、概念及市场形成有效认知和充分意识，对生产及生活潜在风险有良好感知与观念，能测算保险标的风险发生所对应的理赔金额，并基于此做出保险产品消费决策的能力[11]。保险素养是Huston从金融素养内涵中引申并经Tennyson延展而来，它集中反映了行为个体（消费者）对风险有所认知，又能采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转移相关风险的能力[11-12]。已有文献表明，投资个体对关键经济概念能否充分理解，以及对基本财务计算能否熟练掌握，不仅决定了其能否准确考量与投资项目相关的预期成本、收益高低以及风险大小，而且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及科学性[13]。毋庸置疑，较高的保险素养有助于增强保险消费者信息收集能力和预期收益的计算能力[14]，增强消费者风险感知能力和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充分认知能力[15]，亦会促进消费者正确认识商业保险的价值和作用[16]，由此保险素养就成为决定消费者商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17]。事实上，国内外学者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保险素养高的消费者会显著提升对商业保险（例如人身保险、健康保险）的需求[18-2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城镇地区，保险和风险管理知识也没能得到全面普及，农村地区的保险素养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据统计，43%的农户无任何保险素养，52%的农户保险素养较低，仅有5%的农户保险素养较高[1]。保险素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商业保险的有效需求，限制了其对特定风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损失的合理估算，进而影响了农民做出理性经济决策，又无助于唤起其自身商业保险需求，更阻碍了其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农民保险素养平均水平不尽如人意，但因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体间保险素养水平会参差不齐。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日益深化，相当数量的农民积极利用商业保险应对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及人身伤亡。与低保险素养存量个体相比，高保险素养存量个体在经济决策中无疑具有比较优势。商业保险是转移风险的有效方式，且保险险种及购买年限的选择、保险合约的签订等环节均无一例外地会涉及风险评估、保费核算等问题。因此，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不足之處主要是：（1）虽然关注保险来源、收入水平、需求弹性等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但忽视从农村保险市场需求主体（如农民）自身挖掘形成其是否参与商业保险的深层次原因。（2）缺乏对收入差异视角下，保险素养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差异性分析。保险素养水平的高低既能反映农民对特定风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经济损失的有效认知，又能体现农民采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转移特定灾害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能力。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做出如下改进：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其次，基于实地调研农民样本，考察保险素养是否促进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再次，按照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类，探究保险素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差异化影响，并经考察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商业保险需求理论，并为加强农民保险素养提升和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响应中央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服务
“三农”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已有研究基于期望值理论、期望效用理论、过渡反应理论、前景理论等视角解析了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动因及决策机制，并揭示了诱发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既有相同点又存在差异[21-24]。基于此，本文就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机理分别进行阐释。 1. 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有直接、间接两种途径。（1）直接影响。保险素养越高、风险转移意识越强的农民，其对特定风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的损失等越具有较准确的衡量[25]。前景理论表明，保险素养较高的家庭可能会高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经济保障制度等措施转移风险，因而对购买商业保险越可能做出购买选择。此外，与一般商品性能、质量易于鉴别、容易进行比较不同，商业保险产品涉及保障责任的界定、保险金额的大小、保费的缴纳方式、责任免除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使得整个商业保险合同显得尤为复杂，同时，投保者既无法对商业保险产品像对普通商品一样取样乃至试运作，又无法在保单持有期内持续跟踪监视出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那些具备较高保险素养的投保者只有更好地理解商业保险产品承保风险的种类、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形式、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合同生效及无效条件等内容，才能权衡利弊并做出理性的投保决策。（2）间接影响。风险评估、潜在损失核算等知识较全面的农民，其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较多。风险事故发生的范围越广、灾害损失产生的概率越高，他们感知各种威胁造成的潜在经济后果更清晰，采取转移风险的主动性更迫切，因而商业保险参与的倾向性越强[26]。此外，保险素养水平高的农民价值观念及风险偏好与商业保险风险转移和经济保障的核心功能更吻合，加上自身具有较强的制定计划和缔约能力，有利于利用有限经济资源（预算有限）合理制定商业保险参与计划，恰当选择商业保险产品，降低商业保险合同存在歧义条款，从而促进商业保险参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保险素养会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2.保险素养对低收入和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产生差异性影响。虽然保险素养较高的农民，可以通过抽象的商业保险合同条文认知或理解其产品（无形商品）的作用和功能，做出最适合自身条件的保险参与决策，但是，理论上讲，就大多数人商业保险参与而言，都是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如支付一笔确定数额的货币）来转移可能发生的风险，用以换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保障。同时，经验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保人收入水平与其商业保险需求通常呈正相关关系[27]。所以，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家庭财产规划的一部分，势必会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保险素养相同的情况下，相比非低收入农民，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偏低。具体而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只有低级需求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求才会成为新的激励因素。显然，对低收入农民来说，有限的经济收入更多地被用于解决诸如吃穿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因而对以确保生活安定、转移特定风险事故损失的较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较低。所以，受制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即使低收入农民具备足够的保险素养，对需要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支付保费）才能得到保障的商业保险需求度不会太高，以免对家庭财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与之相反，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由于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会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这类消费者在意识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并具备足够的保险素养时，会相应增加对商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因而对商业保险需求会高于低收入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在意识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后，可以马上做出购买决策。对于保险素养较高但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虽然其能够认识到在转移风险方面商业保险是一种重要手段，但由于自身经济收入有限，没有结余资金购买商业保险，导致其商业保险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实际购买决策。因此在经济收入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对非低收入农民，保险素养对其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反之亦然。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比低收入农民，保险素养会促进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7月在陕西省农村地区开展的主题为“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购买”的入户田野调查。课题组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采集数据：首先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分别选取一个农业发展状况较好的县（区）作为样本采集地（洛川、杨凌、城固）;其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县（区）分层抽取3～6个样本乡镇;最后，按照相同的标准在每个样本乡镇选取3～4个样本村（行政村），在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8～12个农户，并在每户中选择头脑清楚、有经济收入且愿意配合的成年家庭成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最终获得农民有效样本565份。此外，为确保数据质量，本次调研成员均由受过培训的保险专业高校师生组成，同时，调研过程中尤为注重受访农民对于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区别（例如新农合与商业医疗险、新农保与商业养老险），以避免受访农民因不能准确区分二者造成数据虚高的情况。
本文样本采集兼顾采集地农业及保险发展情况，典型性及代表性较好。从样本个体基本特征来看，此次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5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即基本达到初中水平;受访农民家庭总人数均值为4.10人，其中劳动力均值为2.75人，供养比为0.72;受访农民家庭年均毛收入为54 170.81元，家庭消費年均值为29 429.08元，其中5 809.79元用于农业生产;36.10%的农民近五年购买过商业保险。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商业保险。通过向受访农民询问“您近五年买过商业保险吗？”来了解受访者商业保险参与情况，此题项测量采用二元变量（0、1型变量）。
2.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保险素养对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因此合理构造保险素养衡量指标最为关键。首先，借鉴已有文献对保险素养[11]和金融素养[27]的测度研究，本文从保险基础知识、风险意识、风险偏好、保险意识、理赔金额计算能力五个方面构建了保险素养衡量体系。其次，参照秦芳等的做法，将受访者在每个题项回答情况赋予相应的分数，所有题项得分加总作为最后的保险素养得分[28]。为保证保险素养测量效果，本文对所有保险素养测量题项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做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保险基础知识、风险意识、风险偏好、保险意识、理赔金额计算能力五个方面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0.71、0.73、0.70和0.81，保险素养所有测量题项的Cronbach’s α为0.75，说明问卷设计整体信度良好。效度检验采用相关系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五个维度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3，即每个维度之间相关性较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每个维度与总保险素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3.分组变量：年收入。首先，对受访农民个人年总收入按高低顺序排名;其次，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样本农民收入排名后20%及以下）、非低收入（样本农民收入排名前80%）两组。
4.控制变量。参考潘国臣等研究，本文选取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反映受访农民特征[18]。参考樊纲治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供养比、兼业程度、总资产、是否有亲友供职于金融机构、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近五年有无红白喜事反映受访者家庭特征，其中，供养比为受访家庭劳动力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兼业程度为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29]。参考雎岚等研究，本文选取样本农民所在村庄到乡镇中心距离反映受访村庄特征[30]。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1。为了考察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Probit模型：
式（1）中，Y1是近五年是否购买过商业保险，若受访农民购买了商业保险，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1为本文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其衡量方式如前文所述（下同）。X2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受访者家庭供养比、兼业程度、总资产，以及受访者是否有亲友供职于金融机构、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到乡镇中心距离（下同）。X1、X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β1、β2，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用ε表示。
在模型（1）中，可能因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农民保险素养的积累可来自于自身商业保险参与的“干中学”效应予以促进）、遗漏变量（如存在不易观测但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因素）、变量测量偏差（如选取测度保险素养指标不够全面）等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所以，为消除因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IV-Probit）进行样本估计，并选取同一村庄同等收入层次其他受访者的保险素养平均水平作为受访者保险素养的工具变量。这样处理原因在于：处于同一村庄内部的农民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共同提升保险素养，促进彼此间保险素养的积累，所以个体的保险素养水平势必会受到村庄内其他农民保险素养水平的影响，但村庄内其他农民保险素养水平与该个体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并不直接相关，因此，该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
2.分组回归模型。若第三个变量M取值发生变化时，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则称在自变量X和因变量Y的关系中，M变量发挥着调节作用[31]。当X为连续变量且M为类别变量时，可先将样本按类别变量M進行分组后分别进行回归，对不同组回归结果中X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若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变量M发挥了调节作用，反之亦然。考虑到在本文中，保险素养”（核心自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调节变量“收入组别”为二元变量（类别变量），所以，运用分组回归模型考察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在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中的调节效应。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保险素养对农民参与商业保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1.全样本回归分析。保险素养对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需说明的是，由于Probit模型是非线性模型，系数值不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而边际效应则可以反映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程度，所以，表2将自变量边际效应列出。
从表2的（2）列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Durbin-Wu-Hausman检验（简称DWH检验）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37.0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从该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保险素养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其边际效应为0.031，表明保险素养水平越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越大，保险素养每提高1个水平，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概率将增加3.10%。农民保险素养越高，对商业保险参与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衡量越清晰，且能更好地理解保险条款，相应地增加对保险公司的信赖度，提高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至此，假说1得到了证实。
从控制变量影响来看，表2结果显示，受访者年龄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时，受访者年龄越大，其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越小，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不断下降，对商业保险产品了解不够导致其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减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一般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对保险合同的理解能力也越强，对于理性消费者而言，对产品越熟悉做出购买决策可能性越大。年收入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说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增大，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收入增加意味着的农民结余资金增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将会随之上升，进而促进其商业保险参与。亲友有无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有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的农民接触商业保险的机会更多，而且相对来说对保险的信任程度更大，购买途径更为便捷，所以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变量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商业保险参与而言，大多数人是以支付一部分确定的资金来转移潜在的风险，如果受访农民近五年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行为，表明其近期经济情况不容乐观，资金的短缺或不足会使其倾向于不参与商业保险，即使参与，也偏向于选择保费低廉的商业保险。所以，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对农民保险参与行为影响不再显著参照苏岚岚等[32]的做法，本文工具变量取值方法如下：将样本农民年均收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k=1，2，3，分别对应低、中、高三个收入层次），剔除村庄j收入层次为k的第i个农民的同村同收入层次，其他样本保险素养水平的均值为：[（ΣNji=1X1jki）-X1jki]/（Njk-1），其中，Njk 表示村庄j收入层次为k的样本数量。。 2.分样本回归分析。当保险素养水平相同时，低收入农民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对商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可能不能及时转化成为购买力，导致其缺乏商业保险参与动机，而非低收入农民则不存在这种约束。接下来，为了验证这种约束是否真实存在，即保险素养对低收入农民和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低收入农民、非低收入农民两组样本，并采用分组回归模型进行了分析。需说明的是，在分组回归时可能也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见上文），因此，本文采用同上文相同方法进行处理。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对低收入农民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DWH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28.01，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对低收入农民采用（2）列结果（边际效应）进行分析。然而，DWH检验拒绝了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原假设，则对非低收入农民的估计结果采用（8）列结果（边际效应）进行分析。两样本组回归结果显示，保险素养对两组家庭影响都在10%水平上显著，从边际效应来看，保险素养对非低收入组农民的影响要大于对低收入组农民，但对两组回归中保险素养的系数进行Chow检验，结果无法拒绝保险素养对两组农民影响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即保险素养对两组农民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年收入变量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不存在调节效应，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说2未得到证实。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农村保险市场中的许多商业保险产品都是基于城市居民保险需求开发设计的，与农民实际需求并不十分吻合，也就是说，现有保险产品对任何收入水平的农民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而个人收入高低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年收入变量对于低收入组农民在5%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但对非低收入组农民没有显著影响。对于经济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收入组农民来说，保费支出占其收入比例较大，因此其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对年收入反应较为敏感。从边际效应来看，年收入每增加0.1万元，低收入组农民平均将会增加30元支出用于购买商业保险;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保费支出占其个人年收入比重较小，因此其保险购买行为对年收入反应不敏感。亲朋好友是否有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对于非低收入农民影响显著，但对低收入农民影响不显著，有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保险信息以及更為便捷的购买渠道，说明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在做出购买商业保险决策时更看重的是购买便捷性，而低收入农民可能更为看重保费高低等经济因素。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属于主观生成变量，其度量方式将直接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为保证分析结果稳健，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重新生成核心自变量，之后采用相同的估计方法重新建立模型。具体做法是，将问卷中测量保险素养的题项全部导入进行因子分析。数据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61，Bartlett球形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次因子分析中共提出5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度达到79%，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备索）表明，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在5%统计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商业保险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参保率有待提高，因此，影响中国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内在原因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利用陕西省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保险素养的提升促进了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但是，这种影响在非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农民受教育年限、年收入高低差异、有无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都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年龄变量表现则相反。
基于上述结论，为提高农民风险转移能力，推进商业保险更好地服务“三农”，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完善和推动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应只着眼于经济因素，进一步提升农民保险素养将会有力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为此，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提升农民保险素养，乡镇政府机关、村委会应将农民保险素养提升工作纳入整个工作计划，并列入常规性工作事项中，做好较为详细的普及计划，建立较为完善的保险素养提升考核制度。（2）保险公司应认识到在农村地区普及保险知识、提升农民保险素养的重要性，依据农村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保险素养提升规划与方法，例如，可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到附近农村地区开展保险知识讲座、进行保险业务办理培训等。（3）由于经济水平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农民对保险产品的诉求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保险公司应根据农民诉求及农民自身特点推出保障内容等真正符合其需要的商业保险产品，惟有如此，保险素养对促进农民购买商业保险才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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