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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法的精神：自由、安全、正义、效率
纵观世界各国合同法，虽然其所强调的精神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以下相同点：一是合同法的精神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二是现代世界各国合同法一般包括自由、安全、正义和效率等精神。
（一）合同自由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古老的精神。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关于权利的科学》指出，“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探讨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公正的问题。私法领域中的公正，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赋予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罢了”。该话被视为合同自由理念的理论和哲学根源。《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私法三个基本原则：自由与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首次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之法，旨在促进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只要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则国家对该行为不予以否定，体现了国家尊重当事人意愿，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愿接受交易的权利，此权利即为合同自由。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应有之意，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精髓，也是市场经济要求在合同法上的折射。
（二）合同正义
合同正义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将私法领域的正义分为校正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校正的正义体现在侵权法，造成他人损害，要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交换的正义体现在合同法中，当事人的给付要大体和他的回报相当，此为合同正义最基本的含义。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将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给予人们平等的机会。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
（三）合同效率
合同法是交易之法，通过规范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鼓励合法交易，禁止和制裁非法交易，促进交易行为，培育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另外，法律不过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基于我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合同效率应为合同法的基本精神。现阶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作为市场交易之法的合同法，从政治和经济目的出发，也应秉承效率原则，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合同法也是增进市场效率之法。
二、合同法精神在合同法适用过程中实现
（一）合同自由在合同上的体现
合同自由原则要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愿接受合同约束的权利。《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具体表现为：第一，缔结自由。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在内容上，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混合合同。但若违背法律、法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无效。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
（二）合同安全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首先，合同法保护交易相对人合理信赖和期待。在先合同阶段，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3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合同履行阶段，保护合同履行利益。其次，合同安全体现在合同谈判和合同交易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理念。当事人本着最大的善意，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谈判，并且使交易的过程和结果大体公平。
（三）合同正义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合同正义首先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因对方的出生、种族或地位给予不适当的限制。其次，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指合同谈判过程中，合同法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误解、欺诈、胁迫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通过这些程序的控制，让当事人能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次，双方当事人不得滥用优势地位。该规定旨在使双方当事人合理分配合同上的危险和负担。对于无名合同，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要求法官在审判中裁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正确解决违约后果，以及合理分配风险和损害。最后，合同正义体现为对弱者的保护。现代合同法产生的背景是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层，消费者等个体与大公司、大集团阶层力量对比悬殊，要求合同法倾斜保护弱者利益，舍形式公平，求实质公平。
（四）合同效率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首先，合同效率要求法律对合同形式和订立程序限制最小化。对于合同的订立程序，尽量不设审批程序；对合同是否使用书面形式，尽量不加干预，原则上采取形式自由原则。其次，对合同内容的限制最小化。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之法，旨在促进交易行为。合同法设计的许多制度是有助于交易的进行，整个合同法是一部增进市场效率的法律。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就不应进行干预。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可以限制合同的自由。合同法为了尽量不限制合同自由，同时促进市场效率，设计一些必须的制度来直接地刺激市场效率，如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保护消费者，制裁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从而打破市场垄断，最终促进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
三、合同法精神应在动态变化和交叉作用下实现
（一）合同法精神是动态变化的
合同自由以平等的交易主体为前提。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当时法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城市不发达，交易主体缔约能力很有限，交易双方地位相当。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阶层，大公司、大集团是一个阶层，消费者、劳动者是另一个阶层。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人与人之间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知识结构上都有了重大的区分，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商事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明显的地位优劣对比。弱势群体根本没有选择自由的实力，一味坚持传统自由原则，只会带来显失公平的结果。于是，立法政策和法官判决开始进行调整，出现了“舍自由、求平等；舍形式、求实质；舍过程、求结果”。法律不再强调形式自由，而是通过给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施加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总体的平衡。所以，现代合同法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合同自由及其限制，只是在不同时期，“自由”和“限制”的比重不同。实际上，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反映了合同法对合同正义的追求。而现代合同法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合同自由、合同效率与合同正义、合同安全的相互博弈过程。自由是相对的，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对合同自由的限制体现在：第一，对意思表示缺陷的干预，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会导致合同无效或撤销。第二，设计强制缔约制度。通过强制缔约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存，促进整个社会福利。强制缔约制度体现在反对就业歧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公房租赁、紧急状况下的医疗合同等领域。第三，在签合同阶段，限制信息保有自由。《合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四，对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的限制。
作者简介：
吴闻天，南京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
纵观世界各国合同法，虽然其所强调的精神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以下相同点：一是合同法的精神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二是现代世界各国合同法一般包括自由、安全、正义和效率等精神。
（一）合同自由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古老的精神。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关于权利的科学》指出，“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探讨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公正的问题。私法领域中的公正，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赋予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罢了”。该话被视为合同自由理念的理论和哲学根源。《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私法三个基本原则：自由与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首次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之法，旨在促进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只要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则国家对该行为不予以否定，体现了国家尊重当事人意愿，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愿接受交易的权利，此权利即为合同自由。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应有之意，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精髓，也是市场经济要求在合同法上的折射。
（二）合同正义
合同正义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将私法领域的正义分为校正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校正的正义体现在侵权法，造成他人损害，要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交换的正义体现在合同法中，当事人的给付要大体和他的回报相当，此为合同正义最基本的含义。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将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给予人们平等的机会。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
（三）合同效率
合同法是交易之法，通过规范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鼓励合法交易，禁止和制裁非法交易，促进交易行为，培育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另外，法律不过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基于我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合同效率应为合同法的基本精神。现阶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作为市场交易之法的合同法，从政治和经济目的出发，也应秉承效率原则，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合同法也是增进市场效率之法。
二、合同法精神在合同法适用过程中实现
（一）合同自由在合同上的体现
合同自由原则要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愿接受合同约束的权利。《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具体表现为：第一，缔结自由。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在内容上，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混合合同。但若违背法律、法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无效。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
（二）合同安全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首先，合同法保护交易相对人合理信赖和期待。在先合同阶段，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3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合同履行阶段，保护合同履行利益。其次，合同安全体现在合同谈判和合同交易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理念。当事人本着最大的善意，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谈判，并且使交易的过程和结果大体公平。
（三）合同正义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合同正义首先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因对方的出生、种族或地位给予不适当的限制。其次，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指合同谈判过程中，合同法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误解、欺诈、胁迫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通过这些程序的控制，让当事人能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次，双方当事人不得滥用优势地位。该规定旨在使双方当事人合理分配合同上的危险和负担。对于无名合同，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要求法官在审判中裁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正确解决违约后果，以及合理分配风险和损害。最后，合同正义体现为对弱者的保护。现代合同法产生的背景是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层，消费者等个体与大公司、大集团阶层力量对比悬殊，要求合同法倾斜保护弱者利益，舍形式公平，求实质公平。
（四）合同效率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首先，合同效率要求法律对合同形式和订立程序限制最小化。对于合同的订立程序，尽量不设审批程序；对合同是否使用书面形式，尽量不加干预，原则上采取形式自由原则。其次，对合同内容的限制最小化。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之法，旨在促进交易行为。合同法设计的许多制度是有助于交易的进行，整个合同法是一部增进市场效率的法律。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就不应进行干预。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可以限制合同的自由。合同法为了尽量不限制合同自由，同时促进市场效率，设计一些必须的制度来直接地刺激市场效率，如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保护消费者，制裁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从而打破市场垄断，最终促进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
三、合同法精神应在动态变化和交叉作用下实现
（一）合同法精神是动态变化的
合同自由以平等的交易主体为前提。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当时法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城市不发达，交易主体缔约能力很有限，交易双方地位相当。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阶层，大公司、大集团是一个阶层，消费者、劳动者是另一个阶层。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人与人之间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知识结构上都有了重大的区分，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商事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明显的地位优劣对比。弱势群体根本没有选择自由的实力，一味坚持传统自由原则，只会带来显失公平的结果。于是，立法政策和法官判决开始进行调整，出现了“舍自由、求平等；舍形式、求实质；舍过程、求结果”。法律不再强调形式自由，而是通过给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施加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总体的平衡。所以，现代合同法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合同自由及其限制，只是在不同时期，“自由”和“限制”的比重不同。实际上，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反映了合同法对合同正义的追求。而现代合同法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合同自由、合同效率与合同正义、合同安全的相互博弈过程。自由是相对的，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对合同自由的限制体现在：第一，对意思表示缺陷的干预，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会导致合同无效或撤销。第二，设计强制缔约制度。通过强制缔约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存，促进整个社会福利。强制缔约制度体现在反对就业歧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公房租赁、紧急状况下的医疗合同等领域。第三，在签合同阶段，限制信息保有自由。《合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四，对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的限制。
作者简介：
吴闻天，南京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