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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音乐创作便开始探索新的可能。其中，与西洋管乐的结合可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在碰撞、激荡中形成璀璨的火花，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反映出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与人文色彩，还在管乐的润色中形成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二者的结合在当代和未来的创作中应秉承内外兼修的传统，彰显少数民族音乐的个性美，为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做出贡献。
西洋管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沿革，经历巴洛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时期的创作积累，西洋管乐以独特的音色和美好的音乐表达方式自成一派，不仅在西方交响乐体系中担当重要角色，还形成了管乐独奏、重奏和协奏的多种体例结构。管乐的音色充满圆润饱满之感，并具有阳刚之气。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的性格差异又使彼此和而不同，各美其美。20世纪上半叶，西洋管乐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呈现出异文化的魅力。它可以表现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可以展现出与中国民族音乐的兼容性，也可以在爵士和蓝调等现代音乐领域觅得生机。其中，西洋管乐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结合探索，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便获得了作曲家的关注，在多元化的尝试过程中寻找到了诸多靓丽的结合点，呈现出色彩缤纷的音乐场景。
一、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结合的优秀成果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积淀深厚，在漫长的时代流转中，少数民族在特有的生活地理条件、民俗方言、劳动方式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风貌。少数民族音乐依据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音乐审美而塑成，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口耳相传，形成了稳定的代际传播效应。
纵观当代所收集的各少数民族音乐成果，其特点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个性元素突出，与其人文色彩相得益彰。类型丰富，形态多样，在不同的群居环境中，少数民族内部的音乐存在大相径庭的差异。其次，调式调性和节奏形态是少数民族音乐最显性的差异标志，不同的表达方式形成特定的音乐理念，与文化深层关联甚密。此外，少数民族音乐蕴含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琳琅满目的音乐形态背后是其特有的骄傲与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牵头的少数民族音乐采风工作随之展开，主要目的是发掘并保护特色音乐形态，避免其流失，为创作领域寻求更多优秀素材。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改革开放后的少数民族音乐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开始以崭新的面貌与西洋管乐、弦乐、全编制交响乐之间形成结合。
在音乐作品的表现语境中，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音乐与管乐结合的成果，也有一些作品从西洋管弦乐的视角出发，管乐在其中同样起到独当一面的效果。比如，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音乐是西洋管乐创作的最爱，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往往具有苍凉豪迈之气，那种野性的律动恰恰符合西洋管乐的音色和音量特性，从而形成良好的呼应。西洋管乐作品《蒙古民歌变奏曲》就是中西音乐结合的良好范例，通过木管乐器连续的十六分音符进行，描绘出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宏大场景。同样，表现游牧生活场景的还有单簧管作品《牧马之歌》、双簧管独奏《小牧民》、小号三重奏《小青马》、小号独奏《草原小诗》等，这些作品均以草原生活和美好的草原画面为背景，表现内蒙古文化的广阔无垠。有些作品着眼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有风情，通过音色和节奏方面的对应，形成良好的协调之感。比如，新疆音乐的载歌载舞、苗族音乐的柔美舞美、朝鲜族舞蹈的英姿飒爽，这些少数民族音乐元素都在管乐创作中得到良好的融合。总体而言，在轻快的舞蹈曲风描述中，木管乐器组往往独当一面，而在体现悲情色彩或厚重的历史题材时，则惯于通过铜管乐器组来体现雄浑之感。
除了纯音乐作品的创作，在歌剧、舞剧、音乐剧的背景音乐或唱段伴奏中，同样不乏西洋管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结合的范本。戏剧音乐的创作在与剧情关联之后，用以刻画人物或表达事件进程，在音乐的呈现方式上更具有戏剧动机，夸张性更为浓重。于是，观众听到了歌剧《尘埃落定》开场时由铜管乐器和木管乐器共同交织形成的厚重音色，体现着藏族文化与藏传佛教之间深厚的渊源。在歌剧《松毛岭之恋》中，长笛和单簧管多次用长线条的乐音勾勒着客家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色彩。由此可见，在当代艺术舞台上，西洋管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已然形成了良好的融合与衔接，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呈现出时代感和国际感。
二、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融合中对旋律风格的包容
总体而言，当代社会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与时俱进、求新求变的特征。只有不断在现有的音乐资源基础上提升创作领域的创想力，才有可能促使音乐文化与时代保持同步发展趋势。当代社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已经并非主流音乐形态，多半要依靠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来维系发展。而西方的古典音乐文化也在当代发展进程中不断受到来自流行音乐的冲击。这便使二者具有相似的变革理念，谋求通过自身的改变来获得更为广阔的辐射传播，进而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无论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拓展，还是西洋管乐的民族化演进，都离不开对音乐本体的忠实表达。在管乐融入的过程中，“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应当得到当代创作领域的足够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之所以与汉族音乐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主要得益于节奏、音程、调式调性等音乐本体环节组合方式的差异性。比如，维吾尔族音乐的切分性节奏、土家族和苗族音乐中大量的五度和六度音程跳进，这些都构成少数民族音乐的特质。以蒙古族音乐为例，其旋律演奏无论是模仿马头琴还是长调的声音，均需要在蒙古族音乐的语境中展现色彩风格，即兴性和自由抒发的基调中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乐风。旋律塑造方面，其中时常出现三度及五度的跳进发展，显示出北方音乐大开大合的气韵。在音律形态和调式思维的衔接中，人们可以对蒙古族音乐散化的节奏节拍进行良好的驾驭和转化。作为创作者和演奏者，必须牢牢把握少数民族音乐的特性，并竭力通过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的音色变化来营造纯粹和丰满的意境，使少数民族音乐的张力和质朴的风貌得到真实的还原。
三、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融合中对文化交融的重视
从音乐美学的视角来看，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空间，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渊源。少数民族音乐和西洋管乐均来自传统的音乐形态。各自有着特有的文化背景，都在生长中体现着其背后强烈的文化意识形态。从一定层面来说，二者的共存与交融可以被视为一种“音乐跨界”的体现。在融合的过程中，两种美学空间的艺术产物不免会出现碰撞和博弈。因此，音乐创作层面需要准确找到形与意、表与里的对应关系，明确两种文化载体在共同结合过程中的独立一面，并找到恰当的交集。
从形态层面来看，西洋管樂的融合使少数民族音乐在音响空间中被有效地烘托。众所周知，少数民族的许多乐器存在材质原始、制作工艺不精良、音量较小等问题，并不适宜在当代剧场舞台上演绎，尤其在低声部的烘托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西洋管乐的融入，可以在音乐形态上弥补许多缺陷，并使少数民族音乐的力量感和热烈感得到大幅提升。从行为层面来看，创作中中西合璧的行为，可以良好地激发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活力，使观众充分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管乐的加入，可以使少数民族音乐语言在保持个性的前提下更加通俗易懂，适于大众普及和传播。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少数民族的音乐本质并没有受到肢解和破坏，反而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西洋管乐也在其中找到了功能性的角色，为欣赏者带来美好的体验。
在当代音乐创作和表演领域，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全社会的重视。西洋管乐与民族化乐风的融合使其产生了新的活力。二者的结合可以催生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使古老的少数民族音乐历久弥新，欣欣向荣。
（贵阳学院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安理（1988-），男，河南开封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西洋管乐。
西洋管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沿革，经历巴洛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时期的创作积累，西洋管乐以独特的音色和美好的音乐表达方式自成一派，不仅在西方交响乐体系中担当重要角色，还形成了管乐独奏、重奏和协奏的多种体例结构。管乐的音色充满圆润饱满之感，并具有阳刚之气。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的性格差异又使彼此和而不同，各美其美。20世纪上半叶，西洋管乐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呈现出异文化的魅力。它可以表现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可以展现出与中国民族音乐的兼容性，也可以在爵士和蓝调等现代音乐领域觅得生机。其中，西洋管乐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结合探索，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便获得了作曲家的关注，在多元化的尝试过程中寻找到了诸多靓丽的结合点，呈现出色彩缤纷的音乐场景。
一、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结合的优秀成果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积淀深厚，在漫长的时代流转中，少数民族在特有的生活地理条件、民俗方言、劳动方式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风貌。少数民族音乐依据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音乐审美而塑成，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口耳相传，形成了稳定的代际传播效应。
纵观当代所收集的各少数民族音乐成果，其特点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个性元素突出，与其人文色彩相得益彰。类型丰富，形态多样，在不同的群居环境中，少数民族内部的音乐存在大相径庭的差异。其次，调式调性和节奏形态是少数民族音乐最显性的差异标志，不同的表达方式形成特定的音乐理念，与文化深层关联甚密。此外，少数民族音乐蕴含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琳琅满目的音乐形态背后是其特有的骄傲与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牵头的少数民族音乐采风工作随之展开，主要目的是发掘并保护特色音乐形态，避免其流失，为创作领域寻求更多优秀素材。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改革开放后的少数民族音乐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开始以崭新的面貌与西洋管乐、弦乐、全编制交响乐之间形成结合。
在音乐作品的表现语境中，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音乐与管乐结合的成果，也有一些作品从西洋管弦乐的视角出发，管乐在其中同样起到独当一面的效果。比如，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音乐是西洋管乐创作的最爱，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往往具有苍凉豪迈之气，那种野性的律动恰恰符合西洋管乐的音色和音量特性，从而形成良好的呼应。西洋管乐作品《蒙古民歌变奏曲》就是中西音乐结合的良好范例，通过木管乐器连续的十六分音符进行，描绘出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宏大场景。同样，表现游牧生活场景的还有单簧管作品《牧马之歌》、双簧管独奏《小牧民》、小号三重奏《小青马》、小号独奏《草原小诗》等，这些作品均以草原生活和美好的草原画面为背景，表现内蒙古文化的广阔无垠。有些作品着眼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有风情，通过音色和节奏方面的对应，形成良好的协调之感。比如，新疆音乐的载歌载舞、苗族音乐的柔美舞美、朝鲜族舞蹈的英姿飒爽，这些少数民族音乐元素都在管乐创作中得到良好的融合。总体而言，在轻快的舞蹈曲风描述中，木管乐器组往往独当一面，而在体现悲情色彩或厚重的历史题材时，则惯于通过铜管乐器组来体现雄浑之感。
除了纯音乐作品的创作，在歌剧、舞剧、音乐剧的背景音乐或唱段伴奏中，同样不乏西洋管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结合的范本。戏剧音乐的创作在与剧情关联之后，用以刻画人物或表达事件进程，在音乐的呈现方式上更具有戏剧动机，夸张性更为浓重。于是，观众听到了歌剧《尘埃落定》开场时由铜管乐器和木管乐器共同交织形成的厚重音色，体现着藏族文化与藏传佛教之间深厚的渊源。在歌剧《松毛岭之恋》中，长笛和单簧管多次用长线条的乐音勾勒着客家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色彩。由此可见，在当代艺术舞台上，西洋管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已然形成了良好的融合与衔接，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呈现出时代感和国际感。
二、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融合中对旋律风格的包容
总体而言，当代社会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与时俱进、求新求变的特征。只有不断在现有的音乐资源基础上提升创作领域的创想力，才有可能促使音乐文化与时代保持同步发展趋势。当代社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已经并非主流音乐形态，多半要依靠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来维系发展。而西方的古典音乐文化也在当代发展进程中不断受到来自流行音乐的冲击。这便使二者具有相似的变革理念，谋求通过自身的改变来获得更为广阔的辐射传播，进而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无论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拓展，还是西洋管乐的民族化演进，都离不开对音乐本体的忠实表达。在管乐融入的过程中，“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应当得到当代创作领域的足够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之所以与汉族音乐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主要得益于节奏、音程、调式调性等音乐本体环节组合方式的差异性。比如，维吾尔族音乐的切分性节奏、土家族和苗族音乐中大量的五度和六度音程跳进，这些都构成少数民族音乐的特质。以蒙古族音乐为例，其旋律演奏无论是模仿马头琴还是长调的声音，均需要在蒙古族音乐的语境中展现色彩风格，即兴性和自由抒发的基调中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乐风。旋律塑造方面，其中时常出现三度及五度的跳进发展，显示出北方音乐大开大合的气韵。在音律形态和调式思维的衔接中，人们可以对蒙古族音乐散化的节奏节拍进行良好的驾驭和转化。作为创作者和演奏者，必须牢牢把握少数民族音乐的特性，并竭力通过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的音色变化来营造纯粹和丰满的意境，使少数民族音乐的张力和质朴的风貌得到真实的还原。
三、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融合中对文化交融的重视
从音乐美学的视角来看，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空间，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渊源。少数民族音乐和西洋管乐均来自传统的音乐形态。各自有着特有的文化背景，都在生长中体现着其背后强烈的文化意识形态。从一定层面来说，二者的共存与交融可以被视为一种“音乐跨界”的体现。在融合的过程中，两种美学空间的艺术产物不免会出现碰撞和博弈。因此，音乐创作层面需要准确找到形与意、表与里的对应关系，明确两种文化载体在共同结合过程中的独立一面，并找到恰当的交集。
从形态层面来看，西洋管樂的融合使少数民族音乐在音响空间中被有效地烘托。众所周知，少数民族的许多乐器存在材质原始、制作工艺不精良、音量较小等问题，并不适宜在当代剧场舞台上演绎，尤其在低声部的烘托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西洋管乐的融入，可以在音乐形态上弥补许多缺陷，并使少数民族音乐的力量感和热烈感得到大幅提升。从行为层面来看，创作中中西合璧的行为，可以良好地激发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活力，使观众充分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管乐的加入，可以使少数民族音乐语言在保持个性的前提下更加通俗易懂，适于大众普及和传播。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少数民族的音乐本质并没有受到肢解和破坏，反而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西洋管乐也在其中找到了功能性的角色，为欣赏者带来美好的体验。
在当代音乐创作和表演领域，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全社会的重视。西洋管乐与民族化乐风的融合使其产生了新的活力。二者的结合可以催生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使古老的少数民族音乐历久弥新，欣欣向荣。
（贵阳学院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安理（1988-），男，河南开封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西洋管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