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忧郁——诗之自觉
　　屈原诗/思想之诗的“流亡”母题，就这样设定了：
　　其出发点，是对历史的亲历感。
　　其核心意象，是“在历史中流亡”。
　　其基本语境，是“我的历史场景”。
　　其内含诗意，是“历史的忧郁”。
　　相比于此，把屈原诗说成“浪漫的”想入非非，太轻飘飘了;倚靠线性时间的阶段性，来谈论它“伟大而古老”的价值呢？也太简单了。不，屈原诗一如一切经典，不局限于某个时间，它囊括所有时间，通过书写，它把历史变成自己的纵深，由此获得了一般抒情诗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力度。
　　屈原诗，在文字深处，进行着另一层思想灵游：永远的提问者精神，在每行诗里竭尽全力地追求，亲历一切历史，反思所有活生生的现实，最终落实为每首诗独一无二的形式和语言创造。
　　在诗人提问者面前，时空不存在任何阻隔，相反，“每个现实”都在和他自己互为印证。永远就是现在。它们互相渗透，彼此包容。一次亲历就打通千百万次亲历。直抵人的根本命运时，古今中外并无不同。
　　对“历史的忧郁”而言，仅仅大历史不够，仅仅一个人也不够，只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才够。人的质地，由此决定。
　　但，诗歌观念再高级，也必须落实为书写。
　　历史的忧郁，究竟如何存在于诗？不仅关乎“为什么写”，更在于“怎么写”。
　　长诗是屈原诗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前无古人，且在后来二千三百年里，也后无来者。有句常言：形式是内容的延伸。虽然浅显，却没有说错。屈原诗/思想之诗，由于其内含的历史纵深，必须发明不同于一时一地抒情的写法。这个“写法”，我称之为“空间诗学”——一种贯穿了屈原诗诸多大作的、用多层次复调结构建立起来的共时空间，最终呈现出“大历史—大流亡”自觉。
　　屈原诗的长诗和组诗，每一首（组）题材之独特、特征之鲜明、语言和形式之独创、结构之完整，无不令人啧啧惊叹。其中，诗人之“我”神出鬼没，既可以有人称的现身，又能够隐入诸多面具（如《九歌》），上演一场历史大戏。诗中那些对话，犹如交响乐之复调，在交流、辩驳、争执、咏叹中，交织成推进诗作的能量。用“空间诗学”阅读屈原诗，才能真正理解它们辉煌的精神之美。
　　更有甚者，这一首首杰作，又潜在地构成了一个更高的整体。拉开一点距离，去观察它们的全貌，我们能看到：那一步步有机的递进，一重重宏富的层次，一种清晰有力的内在统一，一个连续不断的最高完成度，终于打造出一件古典中文诗歌传统中绝无仅有的“大作”。
　　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中，稍稍梳理了屈原诗的写作顺序，这梳理十分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一个诗人的精神历程（流亡—灵游）才浮出水面，那空间诗学也从蓝图到建筑，显现出建构的全过程。
　　诗人的直觉可以一步到位，但诗歌的成熟之路，却必须靠艰难的积累和打磨。屈原诗的几部主要作品，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把《九歌》作为屈原诗找到“自我”的起点，恰如瓦格纳之《尼伯龙根的指环》，以莱茵河神话握紧了日耳曼文化之根，《九歌》用十一首神人歌，天纵聪明地展演出了一场浩大辉煌的古巫祭祀剧：东皇太一之华贵、云中君之飘逸、湘君之多情、湘夫人之美艳、大司命之庄严、少司命之欢快、东君之灿烂、河伯之深沉、山鬼之窈窕，直至《國殇》挽歌、《礼魂》颂歌。论者尝孜孜于诗中“人物”的性格，多么绚烂瑰丽，没错，但我更看到，屈原诗自其开端，已经全方位打开了自己的精神视野——那个此在和历史浑然如一、互相渗透的世界。诗人出入其中，既可戴上面具起舞，亦可裸出面孔倾诉，无论庙堂之高、山林之野，诗人灵游的脚步一触，无不粼粼泛起光波。《九歌》是青春的、得志的，翩翩然才华横溢的，历史已然登场，天赐般搭起一座戏台，却远没展示它阴暗龌龊的背面。屈原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它依然稚嫩，但已远远甩开了小花小草们。
　　《天问》被许多人排在《离骚》之后，但我认为，无论从思想线索，或文学形式上看，《天问》的位置，都应该排在诗人成熟过程中，即，前有《九歌》，后为《离骚》。如果说，《九歌》植根楚国巫文化，打开了整幅神人交汇的天地，《天问》则登堂入室，不是简单接受，而是深刻挑战那个“天地”，一口气发出一百七十余问，从创世到自我，掀翻了天界人间所有既定答案。全诗起首处，那开天辟地的一“曰”，更是可怕地到位，它把创世神话的“都说是”，一举扭转为“谁说的？”，而这对“说”的质疑，比其后所有质疑更有力，它呼应老子、遥接维特根斯坦，成为诗歌中最早反思语言限定的“语言哲学”。承接这股浩气，《天问》中的“历史”，被一一拷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无数的历史例证，一一罗列犹如自传，从“谁传道之？”到“我又何言？”，无比完整地归纳了整个历史的存在问题——语言问题。《九歌》的历史之美，至此已深化为历史之思，且通过思，把“他说”的历史，纳入了“我问”之内。《天问》的写法，已开《离骚》先河，沿着创世、天地、神话、历史（含括现实）、自我，一层层打开，通篇神话历史、人物故事，貌似说古，实则论今，都无非诗人的“语言”而已！哦，我无比疑惑，是哪位仙人，点化了屈原，传授给他这“提问大法”？还有比百思无解，更令人心怀忧郁的吗？可又正是这“问”而不答，才愈催人深究，史书的密封漂流瓶，就这么被撬开，成就了这件亘古人寰之独一大作。“提问者”，诗人永远的形象，以此挑战所有人，谁敢不服？！
　　历史的忧郁（下）《天问》是思想利器，《离骚》把历史的忧郁主题推到了极致。再一次，这首长诗成为中文多层次共时空间诗学的最佳例证。多遗憾啊！我们竟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屈原诗时代那些方块字！说它是“汉字”？“汉”作为名称，竟还没诞生。说它是“中文”？又不伦不类的像个从现代剽窃的东西。或者“楚文”？可其构字、用语、内涵，又明显超出楚国国界。我在此顺带一笔，只为指出，我们对历史这个深海的探索，多么肤浅有限。回到正题，《离骚》又大不同于《天问》，句法上，它彻底摆脱了《诗经》四言诗的基本句式，而找到植根于楚国巫言的双联对句形式，在一联中，上句以句中一虚字（变化使用“其”、“之”、“以”、“而”等） 句尾的“兮”建立节奏，下句句中再以一虚字（常为“而”、“之”、“乎”）呼应，这个句式和节奏，整体构成了屈原诗特有的一唱三叹，在抒情表意的功能上，比《诗经》四言的短小扩充了百倍。更重要的是，这咏叹调式的舒展，对传达历史的忧郁感，直如天赐！“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两千多年前，屈原诗已深得“自由体”真谛，它必须有“体”，而不仅仅是“自由”！《诗经》的音乐基因，在此大大发展，并拓而广之，充分加强了汉字（姑且这么叫吧）的旋律感和音韵能量。有了这涛声，一条文字汨罗江，才能浩荡前行，发育出《离骚》的长诗结构，从而让诗人胸中垒垒如石的历史忧郁，终能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