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县委书记岗位似乎在安徽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仅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有18名在任和原任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有的县前任县委书记刚刚落马，继任县委书记不久即步其后尘，下一个继任者很快又重蹈覆辙，呈现出“前腐后继”之奇观。其中，前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官案，是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涉案金额150余万元。
　　尽管“第一重灾区”之说令人警醒，陈兆丰们擅权纳贿、卖官鬻爵的种种行径也十足恶劣恣睢，但人们已见识过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高官大贪的腐败水平，也耳闻过湛江、厦门、沈阳等地方官场一度出现群体性堕落的“精彩”故事，现在再读到媒体对安徽部分地区县委书记陷入腐败“重灾区”的报道和分析，大约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
　　简单地讲，县委书记岗位成为腐败“重灾区”及其成因，主要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对症下药，要防止县委书记滥用权力卖官敛财，就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鉴于18名县委书记卖官案的教训，去年11月以来，安徽省在定远、潜山等五县（区）开展了规范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试点，干部任用不能再由县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在动议、提名、推荐、考察、酝酿、决定、考核等环节上，民主推荐、组织部门考核、常委和书记办公会投票、群众评估等开始发挥实际的作用，与县委书记形成“分权制衡”的关系。这一试点旨在探索一条制度化的渠道，对县委书记的用人权构成有效的监督制约。这里涉及的是监督制约县委书记的用人权，监督制约县委书记其他方面的权力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地讲，从我们国家的行政权力格局看，县委书记处于“中下游”位置，研究如何监督县委书记的问题，有利于从全局上研究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事实上，2004年初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党内监督对象不但包括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党的领导干部，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等党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各级党委必须遵守党委会民主投票来决定人事任命等重大问题。在现今国情条件下，以《党内监督条例》为依托和参照，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形成合力，对党政机关、国家机关的“一把手”进行监督，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坚实的合法性。
　　然而，无论是对于成克杰、刘方仁、田凤山这样的高官，还是对于像陈兆丰这样的县委书记，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其实都是一直存在的，关键在于，其中一些监督形式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起不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曾将这一困境形容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所以，现在亟需通过制度设计与创新，激活这些监督形式的力量，使它们能够真正发挥监督“一把手”的功能。
　　笔者注意到，十七大报告为监督制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些新提法、新思路突出强调，各种形式的监督要形成合力、增强实效，推动权力公开运行、办事公开透明，提高政府工作公信力和选人用人公信度，其重点可以概括为“以监督推动公开，以监督提升公信”。
　　在发挥监督的这个重点作用方面，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都能够有所作为，不过相较而言，舆论监督天然地以揭露阴暗隐秘、追求公开透明为目的，在这方面应当能够发挥更直接而突出的作用。加之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人们对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监督形式的重要性认识普遍不足——如上述安徽省开展的规范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就没有对舆论监督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引入新闻媒体对县委书记用人权的监督与制约——因此，我们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进行“监督创新”，应当对最容易被忽略的舆论监督予以高度重视。
　　记得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曾对以舆论监督见长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说，“我是你们的一名热心的观众和支持者，同时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鼓励《焦点访谈》对他本人进行舆论监督。既然朱镕基同志可以是《焦点访谈》监督的对象，那么县委书记能不能也成为县报、县电视台监督的对象呢？假如皖北每个县都有敢于监督县委书记的“小《焦点访谈》”，又怎么会出现陈兆丰等18名县委书记相继落马的大面积腐败呢？一个县如此，一个市、一个省何尝不是如此。（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