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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节，邹恒甫和他的学生罗长林并肩走在北京空空荡荡的街头，他因被北京大学状告侵犯名誉权，而被法院限制出境，无法跟大洋彼岸的家人团聚。邹恒甫想吃顿热腾腾的饭，甚至都找不到一家合适的餐馆。他心里并不畅快，可嘴上却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我享受这样的孤单”。
邹恒甫现在是中央财大教授，他的“孤单”多少有点“自食其果”的意味。2012年8月，他在微博上“炮轰”北大，宣称“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
“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口无遮拦”。邹恒甫是出了名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尤其爱调侃国内同行。
他曾把长他33岁的茅于轼称作“学弟”，只因为茅于轼去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时间比他晚；吴敬琏虽年长他32岁，也被称作“小师弟”；林毅夫长他10岁，一度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却因进入世行年份晚，而被他叫作“晚辈”。
邹恒甫编过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林海张杨（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李白杜甫（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国富国强（周国富、周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现在还没有对应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评价中国经济学者的地位：“邹恒甫、林毅夫是三五流学者，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郎咸平曾有学术影响力，这10年原地踏步，不进则退；陈志武2000年开始就不搞学术了，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学术前途了，以后只能在社会上胡混了。”
他经常奉劝“学弟”和“晚辈”们：“不要对钱和妇女太感兴趣了。你们要积德行善，要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劳苦人民服务。”
邹恒甫自诩具备最正宗的湖南人性格：没有城府，不容沙子。他向往纯粹的学术氛围，最看不惯学术腐败，他赞赏像方舟子那样的“打假者”。
在邹恒甫看来，前述的“大多数人”，无外乎“学者型官僚”或“官僚型学者”。“他们把学生都带坏了，当官的当官，赚钱的赚钱，把我们心目中的象牙塔搞得乌烟瘴气。”
而每每评价自己，邹恒甫却不吝词藻。他说：“我应该是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邹告诉记者，他多次与南科大创始人朱清时接触，他直言老朱不懂教育、缺乏人格魅力，“只有我来，才能一呼百应。”
然而，邹恒甫的“人格魅力”，普通人却很难看懂。
不少中央财大的学生曾见到，环卫工人在校园里锄枯草时，邹恒甫有时会跑过去一把夺过其手里的铁耙，兴致勃勃把一大片草地清理干净。邹恒甫这样对环卫工讲，“我也是农民出身”。
出了校门，看见一群游摊小贩在面包车内“斗地主”，他也爱扎进里面，每次掏出几十块钱，输光了走人。他辩称，“不是我牌技不好，是不好意思赢钱”。
狂人的“资本”
有人说邹恒甫是疯子，是狂人，他自己并不排斥这样的评价。在有的人看来，“狂”并非贬义，他有“狂”的资本。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年仅15岁的邹恒甫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然而，由于名额分配的问题，他被迫转入经济学系，这令他十分沮丧：“我印象中的经济学就是打算盘、记账、当会计。”
邹恒甫的读书天赋在武大展露无疑。他专业成绩拔尖，获得了经济学和数学的双学位，还成了全校学生中英文成绩最好的人。
1983年，邹恒甫同时收到哈佛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哈佛学费近乎威斯康星的3倍，在公费留学的年代，如果派他去哈佛，意味着国家可能要减掉两个出国留学的名额。教育部决定让邹恒甫去威斯康星，他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可年轻的邹恒甫受到命运的眷顾。系主任吴纪先给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并以辞职相威胁：“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刘道玉也亲自找到教育部长蒋南翔斡旋，终于促成了教育部特批他的哈佛之行。
1989年，邹恒甫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该校该学位的第一人。
回忆这段往事，邹恒甫说：“我能在哈佛拿到博士，证明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能拿到哈佛博士，我唯一幸运的是有机会上了哈佛。”
哈佛毕业后，邹恒甫进入世界银行，成为首位中国青年专家，他也因此拥有了联合国秘书处签字的“国际护照”。
不过，邹恒甫本人始终坚持他的中国公民身份。他对廉政瞭望记者说：“我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地方。”
1994年，邹恒甫带着在国内组建一所“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理想回到了武大。由于是自主办学，学校只给了他两间平房，经费支出一概需他个人筹措。
邹恒甫在世行每月的津贴有好几万元，光是自己生活应该很舒服了，但他几乎全部拿出，再加上东挪西借，用以维持中心运转。有时候临给老师们发工资了，钱还没有到位。为了省钱，他经常买硬座车票往返北京与武汉，很多次买到的都是站票。
1998年，他受邀到北京大学开办与武大“一模一样”的班。初来乍到，他要求学生必须修满经济学和数学这两个学位课程方能毕业，这让许多应届的博士生面临无法毕业的尴尬。学生把他团团围住“讨说法”，邹恒甫却十分淡定：“原来的教学计划是别人定的，现在我是新的系主任，你们必须听我的……”
邹恒甫的坚持让众人不解，但效果却十分可观。他所带学生，学术质量普遍高出一头。按他自己的话说：“学生称我是‘邹神甫’，我站在哪里，哪里就是第一名。”
世界银行对邹恒甫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对于推进中国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罕有其匹的。”
狂傲的“输家”
尽管邹恒甫多次宣称，“我要做中华民族穷人的最忠实‘走狗’”，但这样的呐喊却屡屡遭遇现实的彷徨。狂傲与执拗，帮助邹在办学路上另辟蹊径，有过辉煌，却也带给了他一段颇为苦闷的时光。 2002年，在邹恒甫的牵头下，武汉大学开设了EMBA班。正在项目最火的时候，邹恒甫与学校出现了嫌隙。
由于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但邹恒甫却不买账，他拒绝给本土老师机会，而花重金招来国外学者讲课；他拒绝别人插手，把亲妹妹安排进来协助监管账目，让人质疑他为自己牟利；他曾连续4年参评博导，都被卡在了最后的投票环节。
随着一批办学伙伴相继离去，他终于与武汉大学分道扬镳。
离开之际，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只有窝囊的学者才一心想着搞钱。”邹恒甫向廉政瞭望记者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拿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一点儿都不过瘾。”
但邹恒甫并未“吸取教训”，他在北大重蹈覆辙。
1998年，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张维迎邀请他到北大办学，还聘他为系主任，邹恒甫欣然答应。在北大的第一堂课上，他说：“张维迎不错，他请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邹恒甫。”这是迄今为止，邹恒甫唯一一次“表扬”张维迎。
虽然有“知遇之恩”，但邹恒甫始终没认可张维迎。
张维迎上课时，邹恒甫常坐在后面，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站起来，当面指出其错误，张维迎“只能忍气吞声”。
在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姚树洁看来，张维迎可能在国外发表文章没有邹多，但这不等于张维迎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可能对西方的数学方法比较老道，所以发的英文文章多一些，但这不等于他就一定比张维迎更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2005年，邹恒甫被卷入一场“院长之争”。有人称，张维迎想要取代厉以宁的院长之位，一时间，两边都派人游说，可邹恒甫拒绝表态，结果两头不讨好。在最终的票决中，张维迎获得9票赞同，1票反对，投反对票的正是邹恒甫。
仅仅过了一年，新任院长张维迎就向邹恒甫发出“通牒”，以兼职太多，在学校上课不勤为由请他辞去系主任职务，邹恒甫未予理会。后来张维迎连发两封邮件，直接解除了邹恒甫的系主任职务，并于2007年取消了邹的待遇、办公室和住房。
邹恒甫随即给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写了封公开信，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详述了一番，痛陈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公开说，“我被开除，是张维迎的丑恶表演，我从没有，也绝不会责怪另外一人”。另一边他却又说，“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给教育部长写信是把官僚治校问题提到桌面上”。
经济评论员叶檀认为，邹张之争的本质是，从大学到大学从业者，都主动或被迫地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且通过特殊学生的招募在政界学界企业界纺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网。
坚称自己“有证据”
今年元月，关于邹恒甫侵害北大名誉权一案在海淀法院一审开庭。邹恒甫没有到庭应诉，其辩护律师依旧“老调重弹”，称邹恒甫“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声称掌握了相关证据，但不愿意向法庭出示。邹恒甫的律师称，他批评的是部分老师，北大无权起诉。
外界自然对邹恒甫方的说辞越发质疑。北大代理人表示，邹恒甫不公开所谓“淫乱”的证据，是“最诡异的庭审”，如果邹恒甫能够提供上述证据，北大愿意承担败诉的后果。面对各方压力，邹恒甫承认，自己笼统地说北大院长、教授是“夸大了”，但他至今仍一口咬定他们之中存有淫乱行为。
在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邹恒甫说，自己去梦桃源不下50次，目睹了众多官员、富商送小孩儿读书，托北大领导帮忙，也知道有教授与服务员关系暧昧。
“不止是梦桃源。”邹恒甫补充说，在北大地盘上，还有几家超奢侈的酒店，有人请他在其中一家吃过饭，单次就是三五万元。这样的酒店为什么会存在于学校中，这让他深感不解。
而人们的另一大疑惑，是他为何会选在这样的时间点突然爆料？有人揣测，这跟他与北大的积怨有关。引人遐想的是，就在不久前，现任光华学院院长蔡洪滨曾与他商谈重返北大一事，终因分歧较大未果。但邹恒甫说，他不是因此而报复，揭露教育腐败是他一如既往的性格。
“可你为什么老是揪着北大不放？到底你有没有证据？”记者问。邹恒甫给出的回答是：“北大无小事，掀开北大后，别的学校自然显形。证据我当然有，只是还不到出示的时机。我希望根治中国的学术腐败、师德败坏等问题。如果因此被拘留，也是值得的。”
邹恒甫现在是中央财大教授，他的“孤单”多少有点“自食其果”的意味。2012年8月，他在微博上“炮轰”北大，宣称“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
“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口无遮拦”。邹恒甫是出了名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尤其爱调侃国内同行。
他曾把长他33岁的茅于轼称作“学弟”，只因为茅于轼去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时间比他晚；吴敬琏虽年长他32岁，也被称作“小师弟”；林毅夫长他10岁，一度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却因进入世行年份晚，而被他叫作“晚辈”。
邹恒甫编过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林海张杨（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李白杜甫（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国富国强（周国富、周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现在还没有对应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评价中国经济学者的地位：“邹恒甫、林毅夫是三五流学者，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郎咸平曾有学术影响力，这10年原地踏步，不进则退；陈志武2000年开始就不搞学术了，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学术前途了，以后只能在社会上胡混了。”
他经常奉劝“学弟”和“晚辈”们：“不要对钱和妇女太感兴趣了。你们要积德行善，要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劳苦人民服务。”
邹恒甫自诩具备最正宗的湖南人性格：没有城府，不容沙子。他向往纯粹的学术氛围，最看不惯学术腐败，他赞赏像方舟子那样的“打假者”。
在邹恒甫看来，前述的“大多数人”，无外乎“学者型官僚”或“官僚型学者”。“他们把学生都带坏了，当官的当官，赚钱的赚钱，把我们心目中的象牙塔搞得乌烟瘴气。”
而每每评价自己，邹恒甫却不吝词藻。他说：“我应该是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邹告诉记者，他多次与南科大创始人朱清时接触，他直言老朱不懂教育、缺乏人格魅力，“只有我来，才能一呼百应。”
然而，邹恒甫的“人格魅力”，普通人却很难看懂。
不少中央财大的学生曾见到，环卫工人在校园里锄枯草时，邹恒甫有时会跑过去一把夺过其手里的铁耙，兴致勃勃把一大片草地清理干净。邹恒甫这样对环卫工讲，“我也是农民出身”。
出了校门，看见一群游摊小贩在面包车内“斗地主”，他也爱扎进里面，每次掏出几十块钱，输光了走人。他辩称，“不是我牌技不好，是不好意思赢钱”。
狂人的“资本”
有人说邹恒甫是疯子，是狂人，他自己并不排斥这样的评价。在有的人看来，“狂”并非贬义，他有“狂”的资本。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年仅15岁的邹恒甫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然而，由于名额分配的问题，他被迫转入经济学系，这令他十分沮丧：“我印象中的经济学就是打算盘、记账、当会计。”
邹恒甫的读书天赋在武大展露无疑。他专业成绩拔尖，获得了经济学和数学的双学位，还成了全校学生中英文成绩最好的人。
1983年，邹恒甫同时收到哈佛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哈佛学费近乎威斯康星的3倍，在公费留学的年代，如果派他去哈佛，意味着国家可能要减掉两个出国留学的名额。教育部决定让邹恒甫去威斯康星，他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可年轻的邹恒甫受到命运的眷顾。系主任吴纪先给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并以辞职相威胁：“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刘道玉也亲自找到教育部长蒋南翔斡旋，终于促成了教育部特批他的哈佛之行。
1989年，邹恒甫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该校该学位的第一人。
回忆这段往事，邹恒甫说：“我能在哈佛拿到博士，证明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能拿到哈佛博士，我唯一幸运的是有机会上了哈佛。”
哈佛毕业后，邹恒甫进入世界银行，成为首位中国青年专家，他也因此拥有了联合国秘书处签字的“国际护照”。
不过，邹恒甫本人始终坚持他的中国公民身份。他对廉政瞭望记者说：“我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地方。”
1994年，邹恒甫带着在国内组建一所“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理想回到了武大。由于是自主办学，学校只给了他两间平房，经费支出一概需他个人筹措。
邹恒甫在世行每月的津贴有好几万元，光是自己生活应该很舒服了，但他几乎全部拿出，再加上东挪西借，用以维持中心运转。有时候临给老师们发工资了，钱还没有到位。为了省钱，他经常买硬座车票往返北京与武汉，很多次买到的都是站票。
1998年，他受邀到北京大学开办与武大“一模一样”的班。初来乍到，他要求学生必须修满经济学和数学这两个学位课程方能毕业，这让许多应届的博士生面临无法毕业的尴尬。学生把他团团围住“讨说法”，邹恒甫却十分淡定：“原来的教学计划是别人定的，现在我是新的系主任，你们必须听我的……”
邹恒甫的坚持让众人不解，但效果却十分可观。他所带学生，学术质量普遍高出一头。按他自己的话说：“学生称我是‘邹神甫’，我站在哪里，哪里就是第一名。”
世界银行对邹恒甫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对于推进中国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罕有其匹的。”
狂傲的“输家”
尽管邹恒甫多次宣称，“我要做中华民族穷人的最忠实‘走狗’”，但这样的呐喊却屡屡遭遇现实的彷徨。狂傲与执拗，帮助邹在办学路上另辟蹊径，有过辉煌，却也带给了他一段颇为苦闷的时光。 2002年，在邹恒甫的牵头下，武汉大学开设了EMBA班。正在项目最火的时候，邹恒甫与学校出现了嫌隙。
由于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但邹恒甫却不买账，他拒绝给本土老师机会，而花重金招来国外学者讲课；他拒绝别人插手，把亲妹妹安排进来协助监管账目，让人质疑他为自己牟利；他曾连续4年参评博导，都被卡在了最后的投票环节。
随着一批办学伙伴相继离去，他终于与武汉大学分道扬镳。
离开之际，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只有窝囊的学者才一心想着搞钱。”邹恒甫向廉政瞭望记者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拿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一点儿都不过瘾。”
但邹恒甫并未“吸取教训”，他在北大重蹈覆辙。
1998年，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张维迎邀请他到北大办学，还聘他为系主任，邹恒甫欣然答应。在北大的第一堂课上，他说：“张维迎不错，他请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邹恒甫。”这是迄今为止，邹恒甫唯一一次“表扬”张维迎。
虽然有“知遇之恩”，但邹恒甫始终没认可张维迎。
张维迎上课时，邹恒甫常坐在后面，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站起来，当面指出其错误，张维迎“只能忍气吞声”。
在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姚树洁看来，张维迎可能在国外发表文章没有邹多，但这不等于张维迎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可能对西方的数学方法比较老道，所以发的英文文章多一些，但这不等于他就一定比张维迎更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2005年，邹恒甫被卷入一场“院长之争”。有人称，张维迎想要取代厉以宁的院长之位，一时间，两边都派人游说，可邹恒甫拒绝表态，结果两头不讨好。在最终的票决中，张维迎获得9票赞同，1票反对，投反对票的正是邹恒甫。
仅仅过了一年，新任院长张维迎就向邹恒甫发出“通牒”，以兼职太多，在学校上课不勤为由请他辞去系主任职务，邹恒甫未予理会。后来张维迎连发两封邮件，直接解除了邹恒甫的系主任职务，并于2007年取消了邹的待遇、办公室和住房。
邹恒甫随即给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写了封公开信，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详述了一番，痛陈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公开说，“我被开除，是张维迎的丑恶表演，我从没有，也绝不会责怪另外一人”。另一边他却又说，“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给教育部长写信是把官僚治校问题提到桌面上”。
经济评论员叶檀认为，邹张之争的本质是，从大学到大学从业者，都主动或被迫地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且通过特殊学生的招募在政界学界企业界纺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网。
坚称自己“有证据”
今年元月，关于邹恒甫侵害北大名誉权一案在海淀法院一审开庭。邹恒甫没有到庭应诉，其辩护律师依旧“老调重弹”，称邹恒甫“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声称掌握了相关证据，但不愿意向法庭出示。邹恒甫的律师称，他批评的是部分老师，北大无权起诉。
外界自然对邹恒甫方的说辞越发质疑。北大代理人表示，邹恒甫不公开所谓“淫乱”的证据，是“最诡异的庭审”，如果邹恒甫能够提供上述证据，北大愿意承担败诉的后果。面对各方压力，邹恒甫承认，自己笼统地说北大院长、教授是“夸大了”，但他至今仍一口咬定他们之中存有淫乱行为。
在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邹恒甫说，自己去梦桃源不下50次，目睹了众多官员、富商送小孩儿读书，托北大领导帮忙，也知道有教授与服务员关系暧昧。
“不止是梦桃源。”邹恒甫补充说，在北大地盘上，还有几家超奢侈的酒店，有人请他在其中一家吃过饭，单次就是三五万元。这样的酒店为什么会存在于学校中，这让他深感不解。
而人们的另一大疑惑，是他为何会选在这样的时间点突然爆料？有人揣测，这跟他与北大的积怨有关。引人遐想的是，就在不久前，现任光华学院院长蔡洪滨曾与他商谈重返北大一事，终因分歧较大未果。但邹恒甫说，他不是因此而报复，揭露教育腐败是他一如既往的性格。
“可你为什么老是揪着北大不放？到底你有没有证据？”记者问。邹恒甫给出的回答是：“北大无小事，掀开北大后，别的学校自然显形。证据我当然有，只是还不到出示的时机。我希望根治中国的学术腐败、师德败坏等问题。如果因此被拘留，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