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孝道是伦理道德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子女遵从善待父母长辈这一伦理道德行为，《唐律疏议》作为现存最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里面就包括了丰富的伦理思想。本文从不孝罪、同罪异罚、存留养亲、血亲复仇、官员行孝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唐律疏议》中的孝道伦理思想，并且从积极、消极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关键词：《唐律疏议》;孝道伦理;血亲复仇;官员行孝
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中最大特点就是礼法结合，孝道作为礼法中的重要内容，在法律体系中有着极高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唐时期，孝道法律化已经日益成熟，唐朝也是古代封建法律中里程碑式的阶段，《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礼法高度融合，从内容和规范上将历代的孝道法律化思想落实到实际。
一、《唐律疏议》孝道法律的评价分析
从积极的角度上看，《唐律疏议》将伦理道德和法律相融合，为国家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法律和道德本就相辅相成，作为社会关系调整规范，在实际应用中，借助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关系，规范行为准则，可以在提高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从消极的角度上看，《唐律疏议》中存在很多道德和法律相矛盾的地方，孝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成为封建统治专职下的一种有效手段。孝道是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是当孝道成为给国家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时，孝道就成为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而孝道法律化在一定程度上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舒服了人们的道德规范，严重阻碍了孝道伦理的推行发展。
二、《唐律疏议》孝道法律的具体体现
（一）不孝罪的具体内容
利用法律来惩治不孝的行为，是《唐律疏议》中不孝罪的最大作用，在唐代以前，不孝罪的情形有很多，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唐律疏议》中对不孝罪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供养有阙。没有赡养好祖父母、父母，赡养方式不当、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会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第二，哀丧。如果在服丧期间娶妻生子、兴奸作乐也属于不孝罪，服丧期间内也不能够怀孕生子，否则有期徒刑一年，服丧期间也不能够脱下丧服，换上吉服，否则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第三，与仇人私合。指的就是和杀害祖父母、父母的仇人达成和解，不去官府高发的行为，和仇人私自和解不仅不被道德所理解，也不被法律允许，这是一种私下的不孝行径。
第四，同居相为隐、卑幼告发尊长。如果祖父母、父母犯罪，子孙应当帮助隐瞒而不去官府解法，否则会被视为不孝，但是不包括谋反、谋逆、谋判及以上罪名，甚至还可以为亲信通风报信，都不会被追究。在相隐罪上会根据亲疏远近产生一定的区别，此外唐律中还严令禁止卑幼高发尊亲长辈。
（二）同罪异罚的尊卑等级
同罪异罚值得就是尊卑犯罪处罚原则不同，主要体现在卑幼冒犯父祖辈，那么就会从严从重处罚，如果是尊辈殴杀卑幼，那么就会从轻从松处罚。同罪异罚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老年人犯罪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第二，亲属相犯，不孝加重处罚，孝则减免处罚。在唐代有很多因为孝行而减免刑罚的案例，比如：陕西某人为父亲辩白冤情，最终被释放，又有江苏某女子为其父盗盐辩白，愿与父同死，官府最终免其父死罪。
（三）存留养亲和血亲复仇
存留养制度主要是针对死刑、流刑等重罪犯人，如果家中有需要颐养天年的直系血亲，可以等到年老的直系血亲死后，然后在依律服刑。血亲复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到唐代以后，复仇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指的是父亲如果罪不该死，而被诛杀，那么儿子可以为其报仇，否则就是一种不孝，但对于杀人罪，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在《唐律疏議》中并没有对复仇杀人做出明文规定，不支持、不鼓励，没有具体的处罚原则，但也没有极其反对，可以根据谋杀或者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1]。但是《唐律疏议》中本身默认了血亲复仇的合法性，对没有杀伤的复仇可以听之任之，有杀伤的复仇可以将为较为普通的杀伤罪，如果情节较为严重，依然会按照具体的法律进行惩治。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在维护统治利益的同时，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此外，《唐律疏议》中对血亲复仇者较为宽容，会将其流放到较为偏远的陌生地区，避免继续报仇，由此可知，在不触碰封建王权的基础上，可以让孝道凌驾于法律之上，反之，孝道也要去屈从法律。
（四）官员行孝的具体内容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唐律疏议》中还针对官员行孝有着特别的规定，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任官规避父祖姓名。要求官员任职的府号、官称不能够犯父祖姓名，如果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可以隐瞒避讳上任就职，不仅会丢失官位还要面临一年以上的刑法。因此官员在上任之前，需要调查清除职位名称和地方名称，如果有重字要避免接任赴职。比如：官员父亲名字里有卫字，那么官员的府号就不能够有卫字。
第二，侍亲原则。如果祖父母、父母年岁渐长却无人照料，官员必须要在家侍奉，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如果不回家侍奉长辈而继续当官，除非特别有才能，否则会被辞退，要求回家侍亲[2]。
第三，丁忧制度。官吏还要遵守丁忧制度，如果祖父母、父母等亲人去世，必须要辞官回家奔丧、守丧，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闻父母……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辞官守丧，那么就要被判处两年半的刑罚，不仅如此，官员还有具体的守丧制度。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对《唐律疏议》孝道伦理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孝道法律化这一法律强制规范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唐律疏议》让孝道成为人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但其中很多标准并不可取，新时期，孝道伦理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在坚持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双双.《唐律疏议》孝道法律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7.
[2]龙大轩.孝道：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J].法学研究，2015，37 （03）：176-193.
关键词：《唐律疏议》;孝道伦理;血亲复仇;官员行孝
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中最大特点就是礼法结合，孝道作为礼法中的重要内容，在法律体系中有着极高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唐时期，孝道法律化已经日益成熟，唐朝也是古代封建法律中里程碑式的阶段，《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礼法高度融合，从内容和规范上将历代的孝道法律化思想落实到实际。
一、《唐律疏议》孝道法律的评价分析
从积极的角度上看，《唐律疏议》将伦理道德和法律相融合，为国家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法律和道德本就相辅相成，作为社会关系调整规范，在实际应用中，借助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关系，规范行为准则，可以在提高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从消极的角度上看，《唐律疏议》中存在很多道德和法律相矛盾的地方，孝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成为封建统治专职下的一种有效手段。孝道是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是当孝道成为给国家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时，孝道就成为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而孝道法律化在一定程度上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舒服了人们的道德规范，严重阻碍了孝道伦理的推行发展。
二、《唐律疏议》孝道法律的具体体现
（一）不孝罪的具体内容
利用法律来惩治不孝的行为，是《唐律疏议》中不孝罪的最大作用，在唐代以前，不孝罪的情形有很多，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唐律疏议》中对不孝罪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供养有阙。没有赡养好祖父母、父母，赡养方式不当、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会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第二，哀丧。如果在服丧期间娶妻生子、兴奸作乐也属于不孝罪，服丧期间内也不能够怀孕生子，否则有期徒刑一年，服丧期间也不能够脱下丧服，换上吉服，否则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第三，与仇人私合。指的就是和杀害祖父母、父母的仇人达成和解，不去官府高发的行为，和仇人私自和解不仅不被道德所理解，也不被法律允许，这是一种私下的不孝行径。
第四，同居相为隐、卑幼告发尊长。如果祖父母、父母犯罪，子孙应当帮助隐瞒而不去官府解法，否则会被视为不孝，但是不包括谋反、谋逆、谋判及以上罪名，甚至还可以为亲信通风报信，都不会被追究。在相隐罪上会根据亲疏远近产生一定的区别，此外唐律中还严令禁止卑幼高发尊亲长辈。
（二）同罪异罚的尊卑等级
同罪异罚值得就是尊卑犯罪处罚原则不同，主要体现在卑幼冒犯父祖辈，那么就会从严从重处罚，如果是尊辈殴杀卑幼，那么就会从轻从松处罚。同罪异罚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老年人犯罪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第二，亲属相犯，不孝加重处罚，孝则减免处罚。在唐代有很多因为孝行而减免刑罚的案例，比如：陕西某人为父亲辩白冤情，最终被释放，又有江苏某女子为其父盗盐辩白，愿与父同死，官府最终免其父死罪。
（三）存留养亲和血亲复仇
存留养制度主要是针对死刑、流刑等重罪犯人，如果家中有需要颐养天年的直系血亲，可以等到年老的直系血亲死后，然后在依律服刑。血亲复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到唐代以后，复仇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指的是父亲如果罪不该死，而被诛杀，那么儿子可以为其报仇，否则就是一种不孝，但对于杀人罪，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在《唐律疏議》中并没有对复仇杀人做出明文规定，不支持、不鼓励，没有具体的处罚原则，但也没有极其反对，可以根据谋杀或者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1]。但是《唐律疏议》中本身默认了血亲复仇的合法性，对没有杀伤的复仇可以听之任之，有杀伤的复仇可以将为较为普通的杀伤罪，如果情节较为严重，依然会按照具体的法律进行惩治。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在维护统治利益的同时，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此外，《唐律疏议》中对血亲复仇者较为宽容，会将其流放到较为偏远的陌生地区，避免继续报仇，由此可知，在不触碰封建王权的基础上，可以让孝道凌驾于法律之上，反之，孝道也要去屈从法律。
（四）官员行孝的具体内容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唐律疏议》中还针对官员行孝有着特别的规定，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任官规避父祖姓名。要求官员任职的府号、官称不能够犯父祖姓名，如果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可以隐瞒避讳上任就职，不仅会丢失官位还要面临一年以上的刑法。因此官员在上任之前，需要调查清除职位名称和地方名称，如果有重字要避免接任赴职。比如：官员父亲名字里有卫字，那么官员的府号就不能够有卫字。
第二，侍亲原则。如果祖父母、父母年岁渐长却无人照料，官员必须要在家侍奉，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如果不回家侍奉长辈而继续当官，除非特别有才能，否则会被辞退，要求回家侍亲[2]。
第三，丁忧制度。官吏还要遵守丁忧制度，如果祖父母、父母等亲人去世，必须要辞官回家奔丧、守丧，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闻父母……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辞官守丧，那么就要被判处两年半的刑罚，不仅如此，官员还有具体的守丧制度。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对《唐律疏议》孝道伦理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孝道法律化这一法律强制规范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唐律疏议》让孝道成为人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但其中很多标准并不可取，新时期，孝道伦理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在坚持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双双.《唐律疏议》孝道法律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7.
[2]龙大轩.孝道：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J].法学研究，2015，37 （03）：17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