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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或许不能使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但他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历史书写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个作家,在喜欢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则像一个思想者
美国时间10月26日晚,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因肾衰竭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唐先生是历史学者。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何况是冷僻的历史学界。但唐德刚的去世,还是在公众引起喧哗。唐先生的公众化在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或许不能使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但他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历史书写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个作家,在喜欢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则像一个思想者。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就构成了公众怀念的理由。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成就盛名
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1948年,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
唐德刚选定研究西方史这个专业,自然是打算回国搞研究而不是在美国谋职业。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美国的唐德刚依然抱有回国的念头。考虑到自己“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唐德刚于是决定改学建筑学。他在回忆中说:“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又过了两年,美朝战争爆发,中国卷入了这场战争。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唐德刚回国的念头彻底打消了。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当时,迁居美国的民国政要有很多,他们多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亲历者。虽然唐德刚认识的并不多,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他看到了这些人本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从整理、抢救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唐德刚萌生了搞口述历史的念头。他后来回忆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带着这样“沉重的使命感”,尚在求学的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他也成为华人历史学家中“口述历史”的积极推动者;而他与胡适的相遇,使他成为“口述历史”最早的践行者。
唐德刚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相会。当时胡适经常到哥伦比亚的图书馆借阅书刊,而唐德刚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勤工俭学,两人因此而相遇相识。由于是老乡的缘故,胡适和唐德刚走得很近。那时,胡适已从叱咤风云的圣人的位置沦落为穷愁潦倒的寓公,生活境况甚至比唐德刚还差。唐德刚说:“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与胡适有这样的缘分,当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后,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开始了对胡适的“口述历史”。
《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在台湾出版中文本,1981年,华东师大出版“内部发行”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胡适的自传》,使一部分大陆读者得以先睹。笔者在80年代中期读到此书时,如同先前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感觉一样:“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有学者戏言:《胡适口述自传》是“三分胡说,七分唐著”。在这部胡适“口述历史”著作中,唐德刚的批注占了大部分内容。这些批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历史事实严谨的考证,透露出唐德刚扎实的史学功底;一部分对口述者所言而有感而发之论,正是这些性之所至甚至有些率真的唐氏风格的言论,传达出唐德刚客观、公正,不为尊者讳的治史风格,也让读者有“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新感觉。
比如,胡适谈自己的治学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去做”,对此,唐德刚颇不以为然:“胡适之所说的经验只是‘胡适’的经验……胡适是个有‘大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以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这个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辈‘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
比如,在胡适谈到自己留美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唐德刚甚至有些愤然了:“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在此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这样的批注,摆脱了学院派史学家治史的窠臼,而豁然开出了一个公众史学的新天地。此后,在对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作“口述历史”时,唐德刚延续了这一风格:“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备受国内读者推崇的黄仁宇,是因为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成就盛名;而唐德刚则因为《胡适口述自传》而成为“口述历史”的奠基人,并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超越学院派史学家而成为公众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摸鱼捉虾,误了庄稼”
唐德刚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史,而最终却选定哲学为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并在1959年获得哥大哲学博士学位。可是,终其一生,这位哲学博士却没有一本哲学专著存世,而人物传记和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却车载斗量。
唐德刚对曾任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有八个字的评价:“摸鱼捉虾,误了庄稼”。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大使的胡适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多争取国际援助,而不是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其实,把唐德刚对胡适的这个戏言,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样适用。
由“口述历史”起步,唐德刚再也放不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了。不过,唐德刚从作研究开始,就没有走学院派史学家的路子,而是独辟蹊径。他致力于“口述历史”,是一种体现;他选择研究的人物,也是一种体现。
在唐德刚涉猎于传记人物写作时,林语堂曾建议他可写写孙文、黄兴、梁启超等当代名人,他回答说,这些大传记他老人家可以写,我们无名小卒不能写;写了,也没有人看。“我要写的话就写梅兰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则读者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几,但是看在题目的份上,也得浏览一下。”这就是《梅兰芳传稿》的由来。
《梅兰芳传稿》是唐德刚的成名作,几十年来曾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多少年过去后的今天,这部作品又成为陈凯歌作为影片《梅兰芳》剧情的主要史实依据。
谈到自己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贡献,唐德刚说,这是源于胡适的指教:“胡适之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唐德刚选定梅兰芳为传记对象,源于其对市场营销的把握——“看在题目的份上”,读者或许会“浏览”,但读者对一部书的接受,最终是要靠写作者对人物的把握及语言叙事来决定。唐德刚以其流畅华美的文笔,开创传记人物的新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灵活现地走近民间。在这个过程中,唐德刚致力于保存后人对当代的记忆,也担当起“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这套书本是他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
即使是专业的历史书写,唐德刚也仿佛是“说书人”的身份叙事。“诸位”“朋友”这样一类的语汇,常常充斥其间,亲切得像是拍着你的肩膀面对面交谈。“他的文字能力非常强,他经常讲到‘四两拨千斤’,即只要抓住一个点,就能把历史的很多事情弄清楚。因为唐先生不是一个下苦功的人,他跟一些历史学家不太一样,他不是一个跑图书馆、档案馆的人,但是他很聪明。”民国史学者杨奎松评价说,“他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逻辑、史观重新梳理、组织,使整个笔调焕然一新,令人大开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新东西,不具爆炸性,他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他善于议论,善于把一个平常故事讲出道理来。”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只适合在学术圈内流通而不合公众胃口。公众所期待的学术圈内的知识,既然无法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唐德刚自然就是这样的人。
“历史三峡”说审视中国历史演进
不过,唐德刚也并非一味地“亲和”读者,他也有让读者云山雾罩的时候。比如,他的“历史三峡”说。
大约有感于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说(黄把中国比作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黄仁宇认为中间阶层的缺乏使得中国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1990年,唐德刚提出著名的关于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三峡”说。他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大致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的演进。不过,这种说法不具黄仁宇“潜水艇三明治”说是中国所特有的针对性。回溯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大致走过来的吗?这就难免给人这样的感觉:“三峡”是中国的,但“历史”却是世界的。这对于一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唐德刚来说,恐怕也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了。
不论如何,唐德刚的贡献在于,他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对史学界提出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美国时间10月26日晚,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因肾衰竭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唐先生是历史学者。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何况是冷僻的历史学界。但唐德刚的去世,还是在公众引起喧哗。唐先生的公众化在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或许不能使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但他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历史书写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个作家,在喜欢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则像一个思想者。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就构成了公众怀念的理由。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成就盛名
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1948年,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
唐德刚选定研究西方史这个专业,自然是打算回国搞研究而不是在美国谋职业。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美国的唐德刚依然抱有回国的念头。考虑到自己“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唐德刚于是决定改学建筑学。他在回忆中说:“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又过了两年,美朝战争爆发,中国卷入了这场战争。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唐德刚回国的念头彻底打消了。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当时,迁居美国的民国政要有很多,他们多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亲历者。虽然唐德刚认识的并不多,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他看到了这些人本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从整理、抢救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唐德刚萌生了搞口述历史的念头。他后来回忆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带着这样“沉重的使命感”,尚在求学的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他也成为华人历史学家中“口述历史”的积极推动者;而他与胡适的相遇,使他成为“口述历史”最早的践行者。
唐德刚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相会。当时胡适经常到哥伦比亚的图书馆借阅书刊,而唐德刚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勤工俭学,两人因此而相遇相识。由于是老乡的缘故,胡适和唐德刚走得很近。那时,胡适已从叱咤风云的圣人的位置沦落为穷愁潦倒的寓公,生活境况甚至比唐德刚还差。唐德刚说:“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与胡适有这样的缘分,当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后,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开始了对胡适的“口述历史”。
《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在台湾出版中文本,1981年,华东师大出版“内部发行”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胡适的自传》,使一部分大陆读者得以先睹。笔者在80年代中期读到此书时,如同先前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感觉一样:“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有学者戏言:《胡适口述自传》是“三分胡说,七分唐著”。在这部胡适“口述历史”著作中,唐德刚的批注占了大部分内容。这些批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历史事实严谨的考证,透露出唐德刚扎实的史学功底;一部分对口述者所言而有感而发之论,正是这些性之所至甚至有些率真的唐氏风格的言论,传达出唐德刚客观、公正,不为尊者讳的治史风格,也让读者有“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新感觉。
比如,胡适谈自己的治学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去做”,对此,唐德刚颇不以为然:“胡适之所说的经验只是‘胡适’的经验……胡适是个有‘大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以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这个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辈‘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
比如,在胡适谈到自己留美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唐德刚甚至有些愤然了:“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在此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这样的批注,摆脱了学院派史学家治史的窠臼,而豁然开出了一个公众史学的新天地。此后,在对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作“口述历史”时,唐德刚延续了这一风格:“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备受国内读者推崇的黄仁宇,是因为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成就盛名;而唐德刚则因为《胡适口述自传》而成为“口述历史”的奠基人,并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超越学院派史学家而成为公众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摸鱼捉虾,误了庄稼”
唐德刚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史,而最终却选定哲学为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并在1959年获得哥大哲学博士学位。可是,终其一生,这位哲学博士却没有一本哲学专著存世,而人物传记和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却车载斗量。
唐德刚对曾任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有八个字的评价:“摸鱼捉虾,误了庄稼”。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大使的胡适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多争取国际援助,而不是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其实,把唐德刚对胡适的这个戏言,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样适用。
由“口述历史”起步,唐德刚再也放不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了。不过,唐德刚从作研究开始,就没有走学院派史学家的路子,而是独辟蹊径。他致力于“口述历史”,是一种体现;他选择研究的人物,也是一种体现。
在唐德刚涉猎于传记人物写作时,林语堂曾建议他可写写孙文、黄兴、梁启超等当代名人,他回答说,这些大传记他老人家可以写,我们无名小卒不能写;写了,也没有人看。“我要写的话就写梅兰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则读者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几,但是看在题目的份上,也得浏览一下。”这就是《梅兰芳传稿》的由来。
《梅兰芳传稿》是唐德刚的成名作,几十年来曾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多少年过去后的今天,这部作品又成为陈凯歌作为影片《梅兰芳》剧情的主要史实依据。
谈到自己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贡献,唐德刚说,这是源于胡适的指教:“胡适之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唐德刚选定梅兰芳为传记对象,源于其对市场营销的把握——“看在题目的份上”,读者或许会“浏览”,但读者对一部书的接受,最终是要靠写作者对人物的把握及语言叙事来决定。唐德刚以其流畅华美的文笔,开创传记人物的新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灵活现地走近民间。在这个过程中,唐德刚致力于保存后人对当代的记忆,也担当起“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这套书本是他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
即使是专业的历史书写,唐德刚也仿佛是“说书人”的身份叙事。“诸位”“朋友”这样一类的语汇,常常充斥其间,亲切得像是拍着你的肩膀面对面交谈。“他的文字能力非常强,他经常讲到‘四两拨千斤’,即只要抓住一个点,就能把历史的很多事情弄清楚。因为唐先生不是一个下苦功的人,他跟一些历史学家不太一样,他不是一个跑图书馆、档案馆的人,但是他很聪明。”民国史学者杨奎松评价说,“他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逻辑、史观重新梳理、组织,使整个笔调焕然一新,令人大开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新东西,不具爆炸性,他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他善于议论,善于把一个平常故事讲出道理来。”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只适合在学术圈内流通而不合公众胃口。公众所期待的学术圈内的知识,既然无法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唐德刚自然就是这样的人。
“历史三峡”说审视中国历史演进
不过,唐德刚也并非一味地“亲和”读者,他也有让读者云山雾罩的时候。比如,他的“历史三峡”说。
大约有感于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说(黄把中国比作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黄仁宇认为中间阶层的缺乏使得中国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1990年,唐德刚提出著名的关于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三峡”说。他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大致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的演进。不过,这种说法不具黄仁宇“潜水艇三明治”说是中国所特有的针对性。回溯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大致走过来的吗?这就难免给人这样的感觉:“三峡”是中国的,但“历史”却是世界的。这对于一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唐德刚来说,恐怕也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了。
不论如何,唐德刚的贡献在于,他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对史学界提出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