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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
仅连接“断裂”的传统慈善文化就足够了吗
当代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效益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为效益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许多需要慈善的场合，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场，即使出场，往往也是相当单薄的。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振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表现为慈善捐赠的钱物微薄，更表现为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微弱。对此，迫切希望发展慈善事业的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我们记取也催促我们尽快动作起来的，是认为中国缺乏慈善文化的说法。
尽管把事物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最好遁词，一切解释不清的场合都可以通过归之于文化而获得解脱，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在慈善问题上，文化确是一个有相当解释力的说法。不过，即使承认慈善文化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出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遗忘了，慈善文化出现了“断裂”，所以，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传统重新连接上。回到传统，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慈善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见之于史书的慈善之举不绝如缕，捐赠施舍确实比现在更为常见，但人们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视了重要一点，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慈善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
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或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就承担起了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责，饥荒年间，政府开仓赈灾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仅如此，基于“人心向背”的政治考虑，慈善行为一直被认为最好由政府来做，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垄断慈善事业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但在现代社会，同民生相关的事务方面，政府的职责已经被严格限定在通过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
目前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号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会上慈善尚未成为风气所造成的无奈，也有政府仍然习惯于自己从事慈善活动的旧习这一成因。它客观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场合成为“第二税收”的现状。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个别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的限制，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
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所谓“荫功积德”，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捐多少，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才有了西方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财富就像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带着巨额财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罪恶”等名言，才有了美国巨富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悖谬”举动。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样的观念才是现代慈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现代慈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慈善是责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的社会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没见到对巨额捐赠的道德溢美之词。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给富人过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道义资源都向部分人集中，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一种观念和心态。
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这种内化应该是一个柔性的过程，而不能是一个强制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倡导慈善和捐赠，但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强讨硬索，逼迫个人捐赠。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钱物时，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在自主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支配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的干预。捐赠之成为善，就在于它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张，因为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所以，现代慈善文化虽然不突出善行的个人德行性质，但仍然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尊重个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从体制上保证了个人捐赠用于其所愿意的对象或场合。
现代慈善组织承担着向捐赠者详细说明捐赠款或捐赠物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责任。这种透明的慈善保证了慈善不会成为欺诈的牺牲品，保证了慈善不会助长欺诈泛滥所带来的伪善盛行。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切实地保证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是中国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时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体现的一项原则。
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关心中国慈善事业的人可以从一些当前最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都会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传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
仅连接“断裂”的传统慈善文化就足够了吗
当代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效益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为效益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许多需要慈善的场合，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场，即使出场，往往也是相当单薄的。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振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表现为慈善捐赠的钱物微薄，更表现为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微弱。对此，迫切希望发展慈善事业的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我们记取也催促我们尽快动作起来的，是认为中国缺乏慈善文化的说法。
尽管把事物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最好遁词，一切解释不清的场合都可以通过归之于文化而获得解脱，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在慈善问题上，文化确是一个有相当解释力的说法。不过，即使承认慈善文化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出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遗忘了，慈善文化出现了“断裂”，所以，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传统重新连接上。回到传统，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慈善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见之于史书的慈善之举不绝如缕，捐赠施舍确实比现在更为常见，但人们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视了重要一点，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慈善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
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或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就承担起了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责，饥荒年间，政府开仓赈灾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仅如此，基于“人心向背”的政治考虑，慈善行为一直被认为最好由政府来做，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垄断慈善事业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但在现代社会，同民生相关的事务方面，政府的职责已经被严格限定在通过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
目前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号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会上慈善尚未成为风气所造成的无奈，也有政府仍然习惯于自己从事慈善活动的旧习这一成因。它客观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场合成为“第二税收”的现状。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个别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的限制，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
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所谓“荫功积德”，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捐多少，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才有了西方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财富就像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带着巨额财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罪恶”等名言，才有了美国巨富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悖谬”举动。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样的观念才是现代慈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现代慈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慈善是责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的社会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没见到对巨额捐赠的道德溢美之词。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给富人过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道义资源都向部分人集中，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一种观念和心态。
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这种内化应该是一个柔性的过程，而不能是一个强制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倡导慈善和捐赠，但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强讨硬索，逼迫个人捐赠。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钱物时，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在自主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支配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的干预。捐赠之成为善，就在于它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张，因为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所以，现代慈善文化虽然不突出善行的个人德行性质，但仍然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尊重个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从体制上保证了个人捐赠用于其所愿意的对象或场合。
现代慈善组织承担着向捐赠者详细说明捐赠款或捐赠物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责任。这种透明的慈善保证了慈善不会成为欺诈的牺牲品，保证了慈善不会助长欺诈泛滥所带来的伪善盛行。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切实地保证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是中国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时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体现的一项原则。
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关心中国慈善事业的人可以从一些当前最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都会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传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