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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是一个平凡的人，但韬奋精神是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包含着他诚挚而广大的爱。他不仅爱家人，爱朋友和同仁，更爱他的祖国和人民。
韬奋作为家长和父亲，是非常爱家庭爱孩子的，不论工作多忙，他总要抽点时间和孩子玩。每天晚饭之后，他总要逗我们玩一阵子，才去他的工作室工作，这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内容。有一次嘉骊趴在地上哭闹，怎么劝她也不行，于是，父亲也伏在地板上陪她假装哭，一直到孩子破涕为笑。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韬奋对儿女的教育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那时，家里除了一日三餐，母亲在生活细节方面主张对孩子严一些，她不让孩子们吃零食，也不赞同给我们零用钱。而父亲则不一样，他主张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可以让我们随时买一些学习需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我想，这和他多年在外独立闯生活，早早自立很有关系。
韬奋与夫人沈粹缜及长子嘉骅（摄于一九二八年）
他对儿女在学业和精神方面的培养，尤其注意。有一次，晚上嘉骝回家啼哭，父亲一问，知道是因为嘉骝古文背不出来，被老师责打。他不但不责怪孩子，反而认为老师体罚没有道理，所以，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立刻到学校对老师提意见。我想，这可能和他清明的民主作风有关。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当年他第一次流亡到英国，收到我们从国内寄的家信，知道我病了，而且病得厉害，父亲因此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他对亲人的爱是深沉而诚挚的。
“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是韬奋的思想。这种爱，直接表现在他对工作和事业的爱，那是投入了他几乎全部精力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作为座右铭，激励着现在的三联人和全国的出版人。
韬奋最大的心愿就是办好一个刊物，他曾说：“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他主张：“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从确定刊物的方针，到组稿，到编辑定稿，一直到最后出版付印，乃至发行，他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心血。他除了在文字内容上投入精力，刊物和书店的经营和人员管理他也是殚精竭虑，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在这些工作当中，他又培养了不少青年一辈。他撰写了不少专门研究出版经营管理、刊物管理的文章，留下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这样的经验总结。他特别强调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他曾为员工题词：“经实践中体验的知识，是最宝贵的知识。”他还说：“要预存在工作中学习的态度，然后在学习中才能发生学习的结果。”“工作实践中的学习，不但是同事的学习，即办事技术上的学习，同时还有对人的学习。”“这不是学习如何敷衍人，是要学习如何与人合作。”他认为，肯不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学习效用是差异很大的。
在培养和管理的过程中，他把对同仁的关爱，对事业的热爱都倾注其中。许多青年人在生活书店的工作中，在他的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迅速成长起来。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全国出版界、新闻界的不少骨干人物都是从生活书店走出来的。
当然，最能体现他的爱之诚挚与广大的，就是他对民族和祖国的爱。他说：“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他从日常的工作入手，从他擅长的领域出发，一篇文章，一件事情地，他把他热爱的工作，与民族解放紧密联系起来，与争取人民民主、促进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他曾说：“我们这一群傻子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要这样挖空心思来尽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却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较合理的组织，希望能对社会有更切实的贡献。”“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他有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他曾题词说：“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今日，统一的目标就是抗敌救国，离开了这目标，就无法统一起来。”即使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看守所中，他仍用笔表达他的决心：“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韬奋坚定地认为：“消弭内战的唯一途径，是一致对我们的民族敌人抗战。”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生活日报》创刊，“创刊词”写道：“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同时表明：“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生活日报》社论中，他主张：“我们深信国难的解决要靠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决不是可以靠几个‘英雄’，也决不是可以靠任何一党一派的少数人。”“对于民众的伟大力量，不但不轻视，不但不压迫，而且要认为这是基本的国力所在，要特别加以保护的。”
韬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总结自己的人生说：“二十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他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完全按照这样去工作，去奋斗，直至牺牲的。他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有着这样一个大目标。为了这个大目标，他可以做任何艰苦的工作，干任何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大抵任事的人，范围愈大，愈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但求尽其心力，为大多数人的福利，开诚布公地往前去做而已。能抱定“尽其在我”的态度，便常常能将此心放在太平地。—可以说，为了祖国解放，韬奋是把个人名利完全放到一边的。而这，需要一个人极大的勇气和坚持。
韬奋自小受的虽然是封建的旧式教育，在他初期从事的社会活动中，也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以及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毛泽东著作，使韬奋逐渐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理，从而找到了前进方向，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矢志为进步文化事业奋斗的革命者。他不计个人安危，自觉地接受党的号召，在他主办的报刊宣传党的主张，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同样也正是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在韬奋人生的最后时间里，他的病情日趋严重，疼痛难忍，每天靠打止痛针维持。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病痛继续在病床上写作。重病期间，他仍“心怀祖国，眷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当年，韬奋曾称赞鲁迅先生：“有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鲁迅先生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遍而深入的影响”，“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他那样始终不懈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保卫祖国，为民先锋。”“鞠躬尽瘁，努力救国。”当年韬奋的这两幅题词，还有他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既是韬奋先生追求的目标，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韬奋先生因为有这样一种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才会有坚定的行动，有贯穿一生的坚持，有广大的胸怀。当年，他们“七君子”获释出狱后，在群众欢迎会上，韬奋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也因此，他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韬奋作为家长和父亲，是非常爱家庭爱孩子的，不论工作多忙，他总要抽点时间和孩子玩。每天晚饭之后，他总要逗我们玩一阵子，才去他的工作室工作，这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内容。有一次嘉骊趴在地上哭闹，怎么劝她也不行，于是，父亲也伏在地板上陪她假装哭，一直到孩子破涕为笑。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韬奋对儿女的教育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那时，家里除了一日三餐，母亲在生活细节方面主张对孩子严一些，她不让孩子们吃零食，也不赞同给我们零用钱。而父亲则不一样，他主张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可以让我们随时买一些学习需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我想，这和他多年在外独立闯生活，早早自立很有关系。
他对儿女在学业和精神方面的培养，尤其注意。有一次，晚上嘉骝回家啼哭，父亲一问，知道是因为嘉骝古文背不出来，被老师责打。他不但不责怪孩子，反而认为老师体罚没有道理，所以，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立刻到学校对老师提意见。我想，这可能和他清明的民主作风有关。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当年他第一次流亡到英国，收到我们从国内寄的家信，知道我病了，而且病得厉害，父亲因此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他对亲人的爱是深沉而诚挚的。
“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是韬奋的思想。这种爱，直接表现在他对工作和事业的爱，那是投入了他几乎全部精力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作为座右铭，激励着现在的三联人和全国的出版人。
韬奋最大的心愿就是办好一个刊物，他曾说：“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他主张：“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从确定刊物的方针，到组稿，到编辑定稿，一直到最后出版付印，乃至发行，他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心血。他除了在文字内容上投入精力，刊物和书店的经营和人员管理他也是殚精竭虑，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在这些工作当中，他又培养了不少青年一辈。他撰写了不少专门研究出版经营管理、刊物管理的文章，留下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这样的经验总结。他特别强调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他曾为员工题词：“经实践中体验的知识，是最宝贵的知识。”他还说：“要预存在工作中学习的态度，然后在学习中才能发生学习的结果。”“工作实践中的学习，不但是同事的学习，即办事技术上的学习，同时还有对人的学习。”“这不是学习如何敷衍人，是要学习如何与人合作。”他认为，肯不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学习效用是差异很大的。
在培养和管理的过程中，他把对同仁的关爱，对事业的热爱都倾注其中。许多青年人在生活书店的工作中，在他的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迅速成长起来。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全国出版界、新闻界的不少骨干人物都是从生活书店走出来的。
当然，最能体现他的爱之诚挚与广大的，就是他对民族和祖国的爱。他说：“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他从日常的工作入手，从他擅长的领域出发，一篇文章，一件事情地，他把他热爱的工作，与民族解放紧密联系起来，与争取人民民主、促进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他曾说：“我们这一群傻子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要这样挖空心思来尽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却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较合理的组织，希望能对社会有更切实的贡献。”“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他有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他曾题词说：“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今日，统一的目标就是抗敌救国，离开了这目标，就无法统一起来。”即使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看守所中，他仍用笔表达他的决心：“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韬奋坚定地认为：“消弭内战的唯一途径，是一致对我们的民族敌人抗战。”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生活日报》创刊，“创刊词”写道：“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同时表明：“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生活日报》社论中，他主张：“我们深信国难的解决要靠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决不是可以靠几个‘英雄’，也决不是可以靠任何一党一派的少数人。”“对于民众的伟大力量，不但不轻视，不但不压迫，而且要认为这是基本的国力所在，要特别加以保护的。”
韬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总结自己的人生说：“二十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他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完全按照这样去工作，去奋斗，直至牺牲的。他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有着这样一个大目标。为了这个大目标，他可以做任何艰苦的工作，干任何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大抵任事的人，范围愈大，愈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但求尽其心力，为大多数人的福利，开诚布公地往前去做而已。能抱定“尽其在我”的态度，便常常能将此心放在太平地。—可以说，为了祖国解放，韬奋是把个人名利完全放到一边的。而这，需要一个人极大的勇气和坚持。
韬奋自小受的虽然是封建的旧式教育，在他初期从事的社会活动中，也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以及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毛泽东著作，使韬奋逐渐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理，从而找到了前进方向，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矢志为进步文化事业奋斗的革命者。他不计个人安危，自觉地接受党的号召，在他主办的报刊宣传党的主张，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同样也正是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在韬奋人生的最后时间里，他的病情日趋严重，疼痛难忍，每天靠打止痛针维持。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病痛继续在病床上写作。重病期间，他仍“心怀祖国，眷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当年，韬奋曾称赞鲁迅先生：“有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鲁迅先生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遍而深入的影响”，“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他那样始终不懈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保卫祖国，为民先锋。”“鞠躬尽瘁，努力救国。”当年韬奋的这两幅题词，还有他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既是韬奋先生追求的目标，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韬奋先生因为有这样一种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才会有坚定的行动，有贯穿一生的坚持，有广大的胸怀。当年，他们“七君子”获释出狱后，在群众欢迎会上，韬奋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也因此，他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