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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办学要提倡百花竞放，百学争鸣，应该统一的主要是办学立法。根据学的精神，每个人成长的目标，不是考分，不是考上什么大学，而是一生幸福的好人，不当坏人。不论贫富尊卑贵贱，人格一律平等。“教育”行业改回带“学”字的名，是未来的中国人成长战略。这一番议论，并不是只限于争论一点学术词语，而是要探讨中国“教育”积弊的根源，要改变这个行业的现状，要千千万万的杰出人才自主成长，形成未来的中国人成长规划纲要。
[关键词] 学习；教育行业；教学研究；办学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1-0105-08
翟晋玉先生在本刊2017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正确认识教与学的关系——兼与雷祯孝、雷霆、谢小庆先生商榷》与本文的共同基础是赞成学习的重要性。这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商榷的基础。我们和翟先生的讨论题目有很大的差别。他讨论的是教与学的关系，这很像一个学术问题。他拿单个的“教”和单个的“育”来代替“教育”。我们讨论的是“教育”行业要改名。“教育”是一个专有概念，核心是强势强迫弱势服从。我们之间的争论，不是学术的争论，而是思想的争论，是中国教育弊病根源的争论，是国家百年战略的争论。这关系到未来的中国人的整体状态。
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大。还记得2008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讨论中国教育弊病的小型学者座谈会。当时，朱厚泽、杨东平、储朝晖、雷祯孝等在场。在会上谈教育的弊病乱象，谈得大家痛心疾首，欲哭无泪。雷祯孝在会场突然想到，这么多问题，会不会与我们这个行业的名称叫“教育”有关系？朱厚泽马上表示支持，他说：“雷祯孝提出了一个源问题。”朱厚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的话激励雷祯孝雷霆父子散会后去进行考证。雷祯孝当时就给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电话说到这个创意。刘校长很有兴趣。近期，刘道玉校长在《决策与信息》撰文说：“有必要重新定义‘教育行业’的名称，有必要破解自1912年以来束缚我国‘教育’一百多年的‘教育’紧箍咒，重新确立‘学习’的中心地位。”[1]
2009年12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摘要发表雷祯孝与雷霆父子的文章《考证“教育”不适合做办学的行业名称》2300字，题目改为《从“教育”到“办学”的转变》。文中说：“‘办学体制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应改掉‘教育’作为行业名称。”2017年谢小庆教授发起用公众号重新呼吁用学习取代教育，并作为《决策与信息》栏目主持人，组织了刘道玉、谢小庆和我们的3篇文章。胡德平看到文章后对我们说：“收到。教育问题很大。提出你们的建议吧！”我们相信这个讨论会不断扩大，直到“教育部”改名。曾任珠海市某区教育局长的王韦华先生说，应该说是“正名”，不是改名。今后回头一看，在中国办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100多年被称为“教育”，此前此后都不叫“教育”。中国大批貢献整个人类的杰出人才，就会大规模地冒出来。
古代学业几千年不被称为“教育”行业，这是庄严的历史，不容轻描淡写，它是历久弥新的积极向上向善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需要恢复并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没有教育行业。自孔丘创办私学直到15世纪王阳明，只有孟子用过一次“教育”这个词，之后再也没有人用过。孟子自己也再没有用过，他的徒子徒孙也没有用过。而且他在言说“教育”时，是指个人的行为，绝不是指一个行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老子不说“教育”，孔子不说“教育”，董仲舒不说“教育”，韩愈不说“教育”，胡瑗不说“教育”，朱熹也不说“教育”，到16世纪的顾炎武还是不说“教育”。所有的学者和政府，都不说“教育”。这是一个如泰山大鼎一般庄重的历史事实，不能轻描淡写，不能一带而过。
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这段历史。这个正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钥匙。自古以来，大家都不用“教育”这个词语，更没有“教育”这个行业。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目前我们正在提倡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弥新的精神和那些积极向上向善的文化发扬光大。其中，中国人才成长这个行业不被叫做“教育”，这也应是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精神。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于是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请注意，钱学森也是提“办学”，他没有说“教育”这两个字。他说“冒”不出杰出人才。你压住了，压得太狠了，他怎么“冒”得出来呢？
《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21日发表了笔者推荐的《学生时代应该看的影响人类发展的57部传记电影》。这些著名传记人物当然远远超过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如果你看了这些电影，你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结论，这些杰出人才全都不是“教育”出来的，他们都是“冒”出来的，是推动他们成长的总合力超过了压制他们的总阻力，后“冒”出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根据社会需要，知识第三，能力第二，精神第一，强大的个人意志，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
自从1912年学习行业或者办学行业被改叫成“教育”行业之后，“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专有词汇，再也不能用单个的“教”和单个的“育”来粉饰“教育”的核心含义：教育就是强势强迫弱势服从。这个强势，可以是父母亲，可以是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更可能是各级官员和上司——用统一的课程要你们读书，我用统一的语数外考试来衡量你是否优秀，用统一的听话作为衡量人才的首要标准。“教育”就是要学生服从、听从，甚至屈从。如果“教育”不让学生自己做最关键的选择，那么“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强大个人意志的杰出人才。“教育”还是会成为学校发生自杀、杀他的悲剧的根源。
古代各政权，差不多都是“杀主留马”。董卓杀了赤兔马的主人，把马赏给了吕布。吕布死后，赤兔马留给了关羽。项羽的乌骓马、刘备的的芦马，都是千里马，都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李世民杀了刘武周，把他手下大将尉迟敬德收归己有。魏征、秦叔宝、程咬金原来都是瓦岗寨李密的部下。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他们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败给李世民，他们也是杀主留马，留给了李世民。李自成灭了明朝，清军灭了李自成。清军招降了明朝大臣洪承畴。《桃花扇》里的明朝才子最终做了清朝的官。清朝孝庄皇太后看到明朝旧臣那么多，发一道号令，只要投降，继续当官。旧主人不死，他不能投降，怕说他不忠。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树不倒，猢狲不散。他们还在观望，什么都不作为。投降了的文臣武将，要想死心塌地为新主立功，都必须是旧主子彻底死了，才会真的开始。 至于谢小庆教授说的“教师”改为“助学”，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今后学生可以直接面对学习资源，再也不需要教师来灌输知识。学生为主体，不能再以教师为主导。双主，就是无主。教师就是辅导，帮助学生学习。全球学习资源越来越发达，仅凭教师那一点有限的知识和教育部统一的那么一点课本，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渴求的。有人问，当一个保姆都能点播电影的时候，还要教师干什么？教师这个职业，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教育估计更加彻底，今后学生需要的是助学，就是学习服务员，就像是图书馆服务员、餐厅服务员一样。到那时，你还想当“教师为主导”，很可能就保不住饭碗。对此，教师们不要难过，你应该用你的爱，去呵护学生，倾听学生，陪伴学生，帮助学生学习，你才能被爱，被尊敬。推荐一部传记电影，音乐天才肖邦的故事《一曲难忘》。肖邦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本来是一个教学钢琴的小时工，他发现了小肖邦的音乐天才，肖邦父母交不起学费了，他决定免费教肖邦。到后来，他简直就是肖邦的跟班，一直保护他，为他争取机会，而且非常乐观和幽默。他就是肖邦的学习服务员，受到极高的尊敬。
中国古代师道尊严，那是因为是学生选择老师，不远千里，提着腊肉，穿着草鞋去拜师求学，程门立雪。教师是被选择的。孔子办学三盈三虚。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少正卯，学生们都选择跑到他那儿听课去了，说明少正卯更受学生欢迎。所以，孔子怀恨少正卯，只当了几天官，就把少正卯杀掉了，这是《荀子·宥坐》的记载。他以为杀了少正卯，他就成了独家。今后再说办私学的先行者，应该把少正卯、孔丘一起说，并且将少正卯排在前面。
《礼记·曲礼》说：“闻来学，不闻往教。”孙悟空的师兄们比他先去，却没有学会72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师兄，老师教什么，他就学什么，学成了书呆子，那是“要我学”。孙悟空不愿意学习那些东西，而要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他是“我要学”。如果老师没有敲他的后脑勺，他会不会还是半夜要去找老师呢？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别的借口，一个人悄悄去找老师传授自己想学的东西。
我们常常困惑，为什么荀子写《劝学》而不再写一篇《劝教》？为什么《四书》里有一篇《大学》而没有一篇《大教》？为什么不把“北京大学”改成“北京大教”？为什么不把“物理学”改成“物理教”？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用“佛学”来称“佛教”？为什么不把“学问”改成“教问”？为什么不把“学校”改名为“教校”？为什么整篇《师说》连一个“教”字也没有？为什么把有大的研究成就的人叫“学者”而不叫“教者”？国家“督学”为什么不叫“督教”？
其实，首先发起取消“教育”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曾经的国家领导人。2004年8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2月26日），在文件名中已经淡化了“思想道德教育”，改用“思想道德建设”，这难道不是明确的信号吗？“教育”，学生是宾语；“建设”，学生是主语。看起来只是一个词语的变化，却蕴藏着深刻的思想、理论和重大的政策战略。十多年来，没见有人就这个用语的改变做过解读、评论和阐发。学校系统视而不见地继续使用“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德育教育”，挂在口头，千遍万遍地讲。学校系统却不把这个文件当成一回事。
新华网2009年10月12日发表温家宝言论，总题目是《温家宝：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 应大胆改革办学体制》。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那就改革教育体制吗？不，按照温家宝的说法，教育是负面词汇，当改革体制时，他说改革办学体制，那就是不要教育体制啦！抛弃教育体制，否定教育体制，淘汰教育体制。难道这还看不出他的鲜明主张吗？
著名学者杨东平《台湾教改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写道：台湾领导人已经提出“要以国民学习权取代国家教育权”。没有查到是哪一年，是哪一届台湾领导人。这说明台湾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教育部规划纲要说“学生是主体”。美国学者杜威说“儿童为中心”。现在世界上流行起翻转课堂的说法。核心思想，就是要把学生翻到教师的上面。而中国的《易经》将乾卦和坤卦的位置翻转，形成了两个决然不同的卦：泰卦和否卦。卦形，强势压住弱势，乾卦在上坤卦在下，男性在上女性在下，官员在上百姓在下，教师在上学生在下，家长在上孩子在下，这就是否卦。家必有难，国必有乱。翻转过来，弱势在上强势在下，就是泰卦，国泰民安家有福。
早在9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鲁迅在《两地书》里就一针见血地对“教育”提出了质疑：“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
蔡元培本人的言论也是反对把学生培养成器具的：“旧日教育，在于普遍以一种零星之知識，造成国民为政府应用之器具。”[2] 68-70蔡元培在一次演讲中又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3]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
我们主张，不仅仅要把“教育”改回“学习”，而且还要连带两处改动。
把家长改回父母亲。家长是官本位的延伸。在外面当上官长师长的自然在家有权威，就算是在外面受欺压的人，至少回家可以强迫孩子服从，当个家长。古代家家有个排位，称为“天地君亲师位”，他没有说是“天地君家长师位”。习近平乃至奥巴马在和学生说话时，都要孩子转达对他们爸爸妈妈的问候，绝对不说转达对你们家长的问候。鲁迅说过：“被虐待了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
[关键词] 学习；教育行业；教学研究；办学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1-0105-08
翟晋玉先生在本刊2017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正确认识教与学的关系——兼与雷祯孝、雷霆、谢小庆先生商榷》与本文的共同基础是赞成学习的重要性。这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商榷的基础。我们和翟先生的讨论题目有很大的差别。他讨论的是教与学的关系，这很像一个学术问题。他拿单个的“教”和单个的“育”来代替“教育”。我们讨论的是“教育”行业要改名。“教育”是一个专有概念，核心是强势强迫弱势服从。我们之间的争论，不是学术的争论，而是思想的争论，是中国教育弊病根源的争论，是国家百年战略的争论。这关系到未来的中国人的整体状态。
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大。还记得2008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讨论中国教育弊病的小型学者座谈会。当时，朱厚泽、杨东平、储朝晖、雷祯孝等在场。在会上谈教育的弊病乱象，谈得大家痛心疾首，欲哭无泪。雷祯孝在会场突然想到，这么多问题，会不会与我们这个行业的名称叫“教育”有关系？朱厚泽马上表示支持，他说：“雷祯孝提出了一个源问题。”朱厚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的话激励雷祯孝雷霆父子散会后去进行考证。雷祯孝当时就给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电话说到这个创意。刘校长很有兴趣。近期，刘道玉校长在《决策与信息》撰文说：“有必要重新定义‘教育行业’的名称，有必要破解自1912年以来束缚我国‘教育’一百多年的‘教育’紧箍咒，重新确立‘学习’的中心地位。”[1]
2009年12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摘要发表雷祯孝与雷霆父子的文章《考证“教育”不适合做办学的行业名称》2300字，题目改为《从“教育”到“办学”的转变》。文中说：“‘办学体制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应改掉‘教育’作为行业名称。”2017年谢小庆教授发起用公众号重新呼吁用学习取代教育，并作为《决策与信息》栏目主持人，组织了刘道玉、谢小庆和我们的3篇文章。胡德平看到文章后对我们说：“收到。教育问题很大。提出你们的建议吧！”我们相信这个讨论会不断扩大，直到“教育部”改名。曾任珠海市某区教育局长的王韦华先生说，应该说是“正名”，不是改名。今后回头一看，在中国办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100多年被称为“教育”，此前此后都不叫“教育”。中国大批貢献整个人类的杰出人才，就会大规模地冒出来。
古代学业几千年不被称为“教育”行业，这是庄严的历史，不容轻描淡写，它是历久弥新的积极向上向善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需要恢复并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没有教育行业。自孔丘创办私学直到15世纪王阳明，只有孟子用过一次“教育”这个词，之后再也没有人用过。孟子自己也再没有用过，他的徒子徒孙也没有用过。而且他在言说“教育”时，是指个人的行为，绝不是指一个行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老子不说“教育”，孔子不说“教育”，董仲舒不说“教育”，韩愈不说“教育”，胡瑗不说“教育”，朱熹也不说“教育”，到16世纪的顾炎武还是不说“教育”。所有的学者和政府，都不说“教育”。这是一个如泰山大鼎一般庄重的历史事实，不能轻描淡写，不能一带而过。
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这段历史。这个正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钥匙。自古以来，大家都不用“教育”这个词语，更没有“教育”这个行业。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目前我们正在提倡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弥新的精神和那些积极向上向善的文化发扬光大。其中，中国人才成长这个行业不被叫做“教育”，这也应是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精神。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于是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请注意，钱学森也是提“办学”，他没有说“教育”这两个字。他说“冒”不出杰出人才。你压住了，压得太狠了，他怎么“冒”得出来呢？
《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21日发表了笔者推荐的《学生时代应该看的影响人类发展的57部传记电影》。这些著名传记人物当然远远超过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如果你看了这些电影，你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结论，这些杰出人才全都不是“教育”出来的，他们都是“冒”出来的，是推动他们成长的总合力超过了压制他们的总阻力，后“冒”出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根据社会需要，知识第三，能力第二，精神第一，强大的个人意志，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
自从1912年学习行业或者办学行业被改叫成“教育”行业之后，“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专有词汇，再也不能用单个的“教”和单个的“育”来粉饰“教育”的核心含义：教育就是强势强迫弱势服从。这个强势，可以是父母亲，可以是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更可能是各级官员和上司——用统一的课程要你们读书，我用统一的语数外考试来衡量你是否优秀，用统一的听话作为衡量人才的首要标准。“教育”就是要学生服从、听从，甚至屈从。如果“教育”不让学生自己做最关键的选择，那么“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强大个人意志的杰出人才。“教育”还是会成为学校发生自杀、杀他的悲剧的根源。
古代各政权，差不多都是“杀主留马”。董卓杀了赤兔马的主人，把马赏给了吕布。吕布死后，赤兔马留给了关羽。项羽的乌骓马、刘备的的芦马，都是千里马，都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李世民杀了刘武周，把他手下大将尉迟敬德收归己有。魏征、秦叔宝、程咬金原来都是瓦岗寨李密的部下。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他们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败给李世民，他们也是杀主留马，留给了李世民。李自成灭了明朝，清军灭了李自成。清军招降了明朝大臣洪承畴。《桃花扇》里的明朝才子最终做了清朝的官。清朝孝庄皇太后看到明朝旧臣那么多，发一道号令，只要投降，继续当官。旧主人不死，他不能投降，怕说他不忠。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树不倒，猢狲不散。他们还在观望，什么都不作为。投降了的文臣武将，要想死心塌地为新主立功，都必须是旧主子彻底死了，才会真的开始。 至于谢小庆教授说的“教师”改为“助学”，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今后学生可以直接面对学习资源，再也不需要教师来灌输知识。学生为主体，不能再以教师为主导。双主，就是无主。教师就是辅导，帮助学生学习。全球学习资源越来越发达，仅凭教师那一点有限的知识和教育部统一的那么一点课本，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渴求的。有人问，当一个保姆都能点播电影的时候，还要教师干什么？教师这个职业，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教育估计更加彻底，今后学生需要的是助学，就是学习服务员，就像是图书馆服务员、餐厅服务员一样。到那时，你还想当“教师为主导”，很可能就保不住饭碗。对此，教师们不要难过，你应该用你的爱，去呵护学生，倾听学生，陪伴学生，帮助学生学习，你才能被爱，被尊敬。推荐一部传记电影，音乐天才肖邦的故事《一曲难忘》。肖邦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本来是一个教学钢琴的小时工，他发现了小肖邦的音乐天才，肖邦父母交不起学费了，他决定免费教肖邦。到后来，他简直就是肖邦的跟班，一直保护他，为他争取机会，而且非常乐观和幽默。他就是肖邦的学习服务员，受到极高的尊敬。
中国古代师道尊严，那是因为是学生选择老师，不远千里，提着腊肉，穿着草鞋去拜师求学，程门立雪。教师是被选择的。孔子办学三盈三虚。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少正卯，学生们都选择跑到他那儿听课去了，说明少正卯更受学生欢迎。所以，孔子怀恨少正卯，只当了几天官，就把少正卯杀掉了，这是《荀子·宥坐》的记载。他以为杀了少正卯，他就成了独家。今后再说办私学的先行者，应该把少正卯、孔丘一起说，并且将少正卯排在前面。
《礼记·曲礼》说：“闻来学，不闻往教。”孙悟空的师兄们比他先去，却没有学会72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师兄，老师教什么，他就学什么，学成了书呆子，那是“要我学”。孙悟空不愿意学习那些东西，而要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他是“我要学”。如果老师没有敲他的后脑勺，他会不会还是半夜要去找老师呢？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别的借口，一个人悄悄去找老师传授自己想学的东西。
我们常常困惑，为什么荀子写《劝学》而不再写一篇《劝教》？为什么《四书》里有一篇《大学》而没有一篇《大教》？为什么不把“北京大学”改成“北京大教”？为什么不把“物理学”改成“物理教”？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用“佛学”来称“佛教”？为什么不把“学问”改成“教问”？为什么不把“学校”改名为“教校”？为什么整篇《师说》连一个“教”字也没有？为什么把有大的研究成就的人叫“学者”而不叫“教者”？国家“督学”为什么不叫“督教”？
其实，首先发起取消“教育”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曾经的国家领导人。2004年8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2月26日），在文件名中已经淡化了“思想道德教育”，改用“思想道德建设”，这难道不是明确的信号吗？“教育”，学生是宾语；“建设”，学生是主语。看起来只是一个词语的变化，却蕴藏着深刻的思想、理论和重大的政策战略。十多年来，没见有人就这个用语的改变做过解读、评论和阐发。学校系统视而不见地继续使用“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德育教育”，挂在口头，千遍万遍地讲。学校系统却不把这个文件当成一回事。
新华网2009年10月12日发表温家宝言论，总题目是《温家宝：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 应大胆改革办学体制》。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那就改革教育体制吗？不，按照温家宝的说法，教育是负面词汇，当改革体制时，他说改革办学体制，那就是不要教育体制啦！抛弃教育体制，否定教育体制，淘汰教育体制。难道这还看不出他的鲜明主张吗？
著名学者杨东平《台湾教改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写道：台湾领导人已经提出“要以国民学习权取代国家教育权”。没有查到是哪一年，是哪一届台湾领导人。这说明台湾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教育部规划纲要说“学生是主体”。美国学者杜威说“儿童为中心”。现在世界上流行起翻转课堂的说法。核心思想，就是要把学生翻到教师的上面。而中国的《易经》将乾卦和坤卦的位置翻转，形成了两个决然不同的卦：泰卦和否卦。卦形，强势压住弱势，乾卦在上坤卦在下，男性在上女性在下，官员在上百姓在下，教师在上学生在下，家长在上孩子在下，这就是否卦。家必有难，国必有乱。翻转过来，弱势在上强势在下，就是泰卦，国泰民安家有福。
早在9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鲁迅在《两地书》里就一针见血地对“教育”提出了质疑：“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
蔡元培本人的言论也是反对把学生培养成器具的：“旧日教育，在于普遍以一种零星之知識，造成国民为政府应用之器具。”[2] 68-70蔡元培在一次演讲中又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3]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
我们主张，不仅仅要把“教育”改回“学习”，而且还要连带两处改动。
把家长改回父母亲。家长是官本位的延伸。在外面当上官长师长的自然在家有权威，就算是在外面受欺压的人，至少回家可以强迫孩子服从，当个家长。古代家家有个排位，称为“天地君亲师位”，他没有说是“天地君家长师位”。习近平乃至奥巴马在和学生说话时，都要孩子转达对他们爸爸妈妈的问候，绝对不说转达对你们家长的问候。鲁迅说过：“被虐待了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