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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去给老师送红包
相乐在一家文化单位做行政总务。她最初说起婆婆的一件事，是当小笑话讲的。事情起于她把儿子送进幼儿园。现在的幼儿园都安了监控摄像头，连到网上，家长们可在家里、单位，用手机“监控”幼儿园发生的一切。“婆婆只要有空儿就用手机看，成瘾了。”相乐说，“看了几天，婆婆觉得不对劲儿，招呼她儿子，“我说，你得去幼儿园给老师送红包了！”
婆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觉得监控视频里的老师虽然没对自己的宝贝孙子拳打脚踢，但也没有呵护备至。“都因为我们没送红包。”婆婆的论断相当坚定。相乐说：“我们一家就劝她，没必要老捧着手机看，更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那么多孩子，老师哪能照看得过来。”可任谁劝，婆婆都没好气儿地顶回去，“那不行！那可是我亲孙子！”就只好随她便了。
相乐一个研究民国史的同事帮她分析，“监控视频会实时把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传你婆婆的手机里，这叫什么？这叫信息。你婆婆爱孙子，怕孙子受屈，一分钟不看都不行，她以为，说不定就有那么两三分钟没看，老师可能就呵斥或推搡了孩子。你婆婆这是得信息遗漏恐惧症了。”
跟单位的学者同事厮混10多年，相乐尽管知道医学词典里本没有这种病，但社会发展了，硬件发达了，一些人得了新病，已见怪不怪。
患上信息遗漏恐惧症的不仅仅是相乐的婆婆，还有相乐老公的表姐和表姐孩子同学的50多名家长。“现在老师跟家长联系可方便了，都在微信群里，今天留啥作业了，明天交什么钱了之类，都用微信通知家长。”
问题是，要在一个有50多名家长的微信群里及时接收到老师的每一条信息，难度不小。这个家长说一句，那个家长说一句，一下就把老师的通知顶上边去了。除非你时时刷屏下拉，不然肯定有遗漏。“第二天孩子没带钱，挨了训，做家长的你说没看到通知，那别的家长咋看见了呢？”
因有学生家长如此这般出了糗，便有家长提议，另建一个家长群，由专人管理，只负责贴老师发出的通知，所有家长只能看，不准发任何留言和语音。就是说，这是一个单向传输信息的群，可避免家长遗漏信息。
相乐说，“等我孩子上了学，我跟别的家长也这么弄一个。”
过去现在不一样
聊起信息遗漏恐惧症，50岁以上的人既承认现实，也唏嘘不已。比如相乐的公公婆婆，“我们那时候哪有这种事儿啊，现在这人可真能整！”
相乐的公公婆婆说的是计划经济年代。那时这两口子都20多岁，都在一国营副食店工作，公公卖啤酒，“大罐子装的，散啤。不瞒你说，那时真偷着喝，但不能喝醉，还得上班呢，跟你讲，当时没少往里兑水。”
两口子记得，那时副食店只订了一份市委机关报，“小张的，才4块版，只有两三个领导能看，我们轻易看不着。”那时很少有家庭自费订阅报刊，“吃饭吃菜都要算计，还能花那钱！”有电子管收音机的家庭也不多。尽管如此，“我们那时根本没有现在的什么信息遗漏恐惧，”两口子这样说。
确实，那个年代，上至中央有什么精神要发布，下至单位和街道（那时叫公社）有什么事要通知，都会组织大家开会。单位或者开全体员工大会，一下子全知道了，或者开班组长以上人员会，再由他们向下传达。街道开会时每家出一个代表，聚在胡同或空场，就把事情说明白了。
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搞经济，还是搞文化，都是从上至下一条通道，且企业社会二合一，信息自然也只通过这一个通道传播。即便电台有什么重大信息要发布，也要先由机关、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事先通知员工，“今天几点几点要播重大新闻，都想着回去收听。”比如，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此前大家都被单位告知，下午4点电台要播重大新闻，所有人都要注意收听。
现在不一样了，除了单位规章制度要由单位开会告知大家——甚至会都不用开，贴到单位内网上自己看去，你不看是你的问题——其他几乎任何信息，都是大家通过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得知并了解詳情的。比如：你是一开出租车的，手握方向盘，耳朵会通过交通电台广播和对讲机，知道哪哪车堵得非常厉害，哪哪客人多，哪哪交警正在突击检查。回到家，或者看电视新闻，或者上网，或者通过微信，知道哪哪增设了监控探头。
旅游不轻松
相乐承认，自打网络跟智能手机捆在一块儿，不光婆婆离不开手机，家里大人都离不开手机。公公特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以前是通过看报看电视了解，现在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个消息来得快，那边刚发生，这边知道了。”婆婆自不待言。老公更是低头一族，大事、正事、趣事、坏事，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这手机嘿，跟百科全书一样。”相乐的同事除了学者就是专家，她虽然做行政工作，但也不好非学者化，也在手机上下了几个微公号，比如东方历史评论、绿茶书情、知识分子、政见CNPolitics、大家，没事儿时就点开看看，“说实话，有些文章还算能看懂，大多数看起来真头疼。”尽管如此，她还是逼着自己看，“不然那些学者同事瞧不起你。”
用相乐一位学者同事的话说就是，“大数据年代，不是你离开离不开信息的问题，是你掌握信息多少的问题，了解得多，是本分；了解得少或不了解本身，就说明你落伍了、脱节了、远离中心了、自我边缘了。”
相乐很认可同事的这个判断。去年她休了带薪假，加上一个公休日共7天，她跟老公去江南玩了玩，“比平时都离不开手机，不能疯玩，得看看新闻吧，要不回来一聊天跟傻子似的；得去单位群看看吧，单位任何事都与你有关；也得去家里群看看吧，大人孩子都在家呢，互相都惦记！”
网络真好，手机加网络更好。但这种好也真让人累得慌。
相乐在一家文化单位做行政总务。她最初说起婆婆的一件事，是当小笑话讲的。事情起于她把儿子送进幼儿园。现在的幼儿园都安了监控摄像头，连到网上，家长们可在家里、单位，用手机“监控”幼儿园发生的一切。“婆婆只要有空儿就用手机看，成瘾了。”相乐说，“看了几天，婆婆觉得不对劲儿，招呼她儿子，“我说，你得去幼儿园给老师送红包了！”
婆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觉得监控视频里的老师虽然没对自己的宝贝孙子拳打脚踢，但也没有呵护备至。“都因为我们没送红包。”婆婆的论断相当坚定。相乐说：“我们一家就劝她，没必要老捧着手机看，更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那么多孩子，老师哪能照看得过来。”可任谁劝，婆婆都没好气儿地顶回去，“那不行！那可是我亲孙子！”就只好随她便了。
相乐一个研究民国史的同事帮她分析，“监控视频会实时把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传你婆婆的手机里，这叫什么？这叫信息。你婆婆爱孙子，怕孙子受屈，一分钟不看都不行，她以为，说不定就有那么两三分钟没看，老师可能就呵斥或推搡了孩子。你婆婆这是得信息遗漏恐惧症了。”
跟单位的学者同事厮混10多年，相乐尽管知道医学词典里本没有这种病，但社会发展了，硬件发达了，一些人得了新病，已见怪不怪。
患上信息遗漏恐惧症的不仅仅是相乐的婆婆，还有相乐老公的表姐和表姐孩子同学的50多名家长。“现在老师跟家长联系可方便了，都在微信群里，今天留啥作业了，明天交什么钱了之类，都用微信通知家长。”
问题是，要在一个有50多名家长的微信群里及时接收到老师的每一条信息，难度不小。这个家长说一句，那个家长说一句，一下就把老师的通知顶上边去了。除非你时时刷屏下拉，不然肯定有遗漏。“第二天孩子没带钱，挨了训，做家长的你说没看到通知，那别的家长咋看见了呢？”
因有学生家长如此这般出了糗，便有家长提议，另建一个家长群，由专人管理，只负责贴老师发出的通知，所有家长只能看，不准发任何留言和语音。就是说，这是一个单向传输信息的群，可避免家长遗漏信息。
相乐说，“等我孩子上了学，我跟别的家长也这么弄一个。”
过去现在不一样
聊起信息遗漏恐惧症，50岁以上的人既承认现实，也唏嘘不已。比如相乐的公公婆婆，“我们那时候哪有这种事儿啊，现在这人可真能整！”
相乐的公公婆婆说的是计划经济年代。那时这两口子都20多岁，都在一国营副食店工作，公公卖啤酒，“大罐子装的，散啤。不瞒你说，那时真偷着喝，但不能喝醉，还得上班呢，跟你讲，当时没少往里兑水。”
两口子记得，那时副食店只订了一份市委机关报，“小张的，才4块版，只有两三个领导能看，我们轻易看不着。”那时很少有家庭自费订阅报刊，“吃饭吃菜都要算计，还能花那钱！”有电子管收音机的家庭也不多。尽管如此，“我们那时根本没有现在的什么信息遗漏恐惧，”两口子这样说。
确实，那个年代，上至中央有什么精神要发布，下至单位和街道（那时叫公社）有什么事要通知，都会组织大家开会。单位或者开全体员工大会，一下子全知道了，或者开班组长以上人员会，再由他们向下传达。街道开会时每家出一个代表，聚在胡同或空场，就把事情说明白了。
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搞经济，还是搞文化，都是从上至下一条通道，且企业社会二合一，信息自然也只通过这一个通道传播。即便电台有什么重大信息要发布，也要先由机关、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事先通知员工，“今天几点几点要播重大新闻，都想着回去收听。”比如，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此前大家都被单位告知，下午4点电台要播重大新闻，所有人都要注意收听。
现在不一样了，除了单位规章制度要由单位开会告知大家——甚至会都不用开，贴到单位内网上自己看去，你不看是你的问题——其他几乎任何信息，都是大家通过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得知并了解詳情的。比如：你是一开出租车的，手握方向盘，耳朵会通过交通电台广播和对讲机，知道哪哪车堵得非常厉害，哪哪客人多，哪哪交警正在突击检查。回到家，或者看电视新闻，或者上网，或者通过微信，知道哪哪增设了监控探头。
旅游不轻松
相乐承认，自打网络跟智能手机捆在一块儿，不光婆婆离不开手机，家里大人都离不开手机。公公特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以前是通过看报看电视了解，现在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个消息来得快，那边刚发生，这边知道了。”婆婆自不待言。老公更是低头一族，大事、正事、趣事、坏事，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这手机嘿，跟百科全书一样。”相乐的同事除了学者就是专家，她虽然做行政工作，但也不好非学者化，也在手机上下了几个微公号，比如东方历史评论、绿茶书情、知识分子、政见CNPolitics、大家，没事儿时就点开看看，“说实话，有些文章还算能看懂，大多数看起来真头疼。”尽管如此，她还是逼着自己看，“不然那些学者同事瞧不起你。”
用相乐一位学者同事的话说就是，“大数据年代，不是你离开离不开信息的问题，是你掌握信息多少的问题，了解得多，是本分；了解得少或不了解本身，就说明你落伍了、脱节了、远离中心了、自我边缘了。”
相乐很认可同事的这个判断。去年她休了带薪假，加上一个公休日共7天，她跟老公去江南玩了玩，“比平时都离不开手机，不能疯玩，得看看新闻吧，要不回来一聊天跟傻子似的；得去单位群看看吧，单位任何事都与你有关；也得去家里群看看吧，大人孩子都在家呢，互相都惦记！”
网络真好，手机加网络更好。但这种好也真让人累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