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大规模输出过程中，中国应承担起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有史以来提出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倡议之一，是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跨欧亚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是最具人性化的政治项目，它旨在通过推动相关国家多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升级，增强亚洲与欧洲、非洲等区域的互联互通，重拾古丝绸之路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实现之后，大规模高速公路、铁路、连接通道（既包括实体的也包括数字的），以及一系列港口基础设施和蓝色经济项目，将通过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从陆上和海上将中国与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这一倡议被称为“世纪工程”实不为过。
　　中国的外汇储备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比被动地投资于纽约的金融市场要强。人民币的崛起能够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安全的短期流动性工具，在全球流动性供给波动剧烈的当下，人民币国际化是广受欢迎的。而且，中国政府在过去五年推出的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跨境贸易支付和证券结算便利化措施等，使得对方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使用人民币。
　　另一方面，向沿线国家转移工业产能、提升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将会降低沿线国家的交易成本（物流成本是重要的交易成本），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具备潜在相对优势的领域启动一轮螺旋式增长和发展的动态进程，正如中国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飞”一样。
　　最后，这种更为精简、便宜、快速、灵活、更能适应贷款国相关制度和要求的发展融资模式的崛起应该受到欢迎，而不应该被打上负面标签。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进出口银行对非洲的贷款，显然就可以看出关于“中国政府仅仅想攫取非洲自然资源”的论调毫无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涉及非洲54个国家，并非所有国家都具有资源优势，该行更没有表现出仅针对特定国家贷款。相反，美国国家进出口银行将贷款集中在能源和矿业，并且仅局限在其偏好的少数国家。


　　除了發展经济之外，“一带一路”的影响也将体现在国际关系中。
　　“一带一路”故事的前身，即丝绸之路，在两千年前迎来了商业和文明交流的时代，当时就形成了一套松散的秩序和自我约束原则。“一带一路”的“开放地区主义”显示了习近平主席秉承合作共赢的精神、践行“新型国际关系”、与远至非洲的国家建立联系的决心。习近平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乐观评估具有深远和重大的意义，这将会实现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一直未曾真正实现的南南合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带一路”倡议还会将关于大国权力转移的陷阱的幻想，特别是“修昔底德陷阱”（指现存大国对崛起中新兴大国的恐惧会导致两者之间的竞争并最终走向战争的恶性循环），限制在受限于零和博弈思维的历史学家和智库专家的头脑中。
　　中国在20-21世纪之交的重新崛起，与美国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崛起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在1890年至20世纪早期，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比例从不到四分之一上升至超过三分之二，大量农场和工厂的剩余产品出口至海外。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资本输出国，一年就有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从纽约流向全世界。在华尔街交易的外国债券占美国企业发行债券的近三分之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资本向外输出的通道，而且其相对规模之大可以与美国一个世纪之前的相对规模匹敌，那么“一带一路”的设计和实践同样需要参考那个时代具有警示意义的教训。当美国经济周期从繁荣转向萧条时，相对贫困的海外贸易伙伴和原材料供应商也同时遭受了剧烈的资本和商品市场冲击，这时美国没能够提供能缓解海外经济崩溃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际发展融资、外逃资本的重新利用、稳定性贷款等）。中国的资本输出必须避免这样的繁荣-萧条周期，要有目的、有耐心地将物质性资本与无形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同当地项目紧密结合起来。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随着经济的日渐富裕，中国必须承担起协作领导者和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一带一路”倡议仅仅是一个开胃菜，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整个宴会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吸引西方和亚洲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