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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利的角度来说，我应该对香港人没有多少好感。1998年5月，我举家赴美，托在美友人预订的三张机票，国际快递20天，居然没有送到。我到香港后，被迫重新购买了三张机票。抵达美国后，我将终于收到的三张机票，交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要求公司退款。后来，该航空公司将1100美元机票，退到了香港的一家旅行社，因为机票是我的朋友通过美国芝加哥的一家旅行社，向香港的这家旅行社购买的。我找芝加哥的这家华人旅行社，请求该社帮我找香港旅行社索回机票款，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你退票又没有经过我们，我们没有义务帮你索要机票。”我给芝加哥、香港打了无数电话，结果，这1100美元，就这样在香港消失无踪了。当时拖家带眷，刚刚抵达美国，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我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国际烦恼》，讲述了这种荒诞。
香港的某个旅行社，侵吞了我的1100美元。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改变的事实。
也许，这一切，都怪香港机场那个长得还算漂亮的小姐。
1998年5月4日，我带领妻子儿子，抵达香港机场。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我向工作人员咨询：我的三张机票，没有寄到我的手中，我可不可以登机？那位小姐打开电脑，查到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订票纪录，但她说：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们就是机票持有人。也就是说，我们一家三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以及上面的美国签证，都抵不上那三张纸片(机票)，更能证明我们的乘客身份。她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重订三张机票。
应该说，她的服务态度是相当倨傲的。在中国生活久了，对这种服务态度已经习惯了，但我此前在美国已经生活过两年，对于美国公众服务的品质印象深刻。所以，我也对她的服务态度表达了不满，并要求和她的主管讲话。谁知她说：“我就是主管！”，说完径直走开，不理我了。
后来，在香港的一家杂货店里，我也感受到了店员对我这个来自大陆的顾客的不友好态度。
我是不是就该看不起香港人，或者，干脆像我厌憎的“孔三妈”（指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编者注）那样，骂“部分香港人是狗”呢？
绝对不能，因为我深知，香港人，就总体而言，是了不起的中国人。
2011年6月30日下午，我从深圳坐公共汽车到香港的屯门办事。抵达屯门，我找不到我要去办事的一个部门。同车的一位香港女士，和她儿子一起，绕道将我带到了办事的地方。由于那里是一个宛如秘宫的购物中心，我消失在人群之后，这位女士的儿子还追了过来，再次给我指路，担心我找不到。
我要办的事情没有成功，因为我晚到了10多分钟，那里已经下班了。我对对方解释，说我5年来，第一次专门来港，就为办理这件小事。对方很表理解，但几经请示，最后表示爱莫能 助，因为办公的电脑系统已经关闭，我只有第2天再去。第2天一早，我就要回美国，这件事情终于失败。
返程时，我却找不到我来时乘坐的公共汽车的站台了。路遇一对遛狗的中年夫妇。我向他们问路，那位女士就将狗交给先生牵着，自己将我带到了公共汽车站。分手时，我向她道谢，并征得她的同意后，为她拍下了一张照片。
那个机场倨傲的女士，和这两个热情的女士，都是香港人。
如果眼光稍稍阔大点，就会记得，两年前甘肃舟曲泥石流爆发，救援者中唯一的殉职者，就是一名香港义工。如果略有历史知识，就会知道，60年代“大逃港”时，香港警方准备遣返大陆逃难者的车队驶过时，是勇敢、仁慈的香港市民，躺到马路上，挡住车队，帮助被抓的难民四散而逃。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为了今日的社会精英。如果眼光更开阔些，就会知道，每年6月最初的日子里，香港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烛光聚集，抗议那一个夜晚的黑光与血光；当一项剥夺香港民众自由的恶法要强行通过时，香港人在街头举行了五十万人的散步。当犯忌的著作在大陆无法出版时，香港，提供了出版的可能。最近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高华先生，其振聋发聩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在香港出版的。
自由的香港人，绝对不是狗。而那个骂美国女国务卿是“母狗”、骂新加坡女记者是“婊子”，当着女主持人的面，说出“谁是美国爷爷X出来”下流无耻语言的“三妈”教授，才是一条没有脊梁的哈巴狗、看家狗、疯狗。
众所周知，美国是自由之邦。但在美国，任何人都不拥有打人的自由。非但打人不可以，骂人也是不行的，尤其是涉及到族群问题。就以属于少数民族的黑人为例，在任何正式的书面文字中，使用“黑人”都是不应该的，正确的称呼是“非裔美国人”。就像我们华人，要被称为“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如果有哪个公众人物，敢称呼华人为“中国佬”，他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不错，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这不是香港民众的错。贫弱的中国，不得不签署屈辱的条约，香港民众及其前辈，直接承受了整个民族的这份屈辱。从这个意义上说，未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欠他们的一份歉疚。我们唯有将香港以外的中国，建设得像香港一样富裕、繁荣、文明、法治，并且，享受同样的自由和尊严，我们才对得起香港。那时，香港的孕妇，或许会涌到深圳产子，并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永久居住权”。
臭名昭著的“孔三妈”，一而再，再而三，撼动为人师者的道德底线，挑动社会动荡、制造族群分裂，却皮毛未损，越来越疯，也越来越“红”。为什么在中国，有人写了一首十几行的诗，会招致牢狱之灾，而“孔三妈”却有金刚不坏之身，成为今日中国最“有名”的教授？
以前，我还只是以为，这只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今日我才觉得，不对，这是中国的耻辱。
大年三十，冷雨之中，我写下我内心的一丝悲凉。
香港的某个旅行社，侵吞了我的1100美元。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改变的事实。
也许，这一切，都怪香港机场那个长得还算漂亮的小姐。
1998年5月4日，我带领妻子儿子，抵达香港机场。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我向工作人员咨询：我的三张机票，没有寄到我的手中，我可不可以登机？那位小姐打开电脑，查到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订票纪录，但她说：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们就是机票持有人。也就是说，我们一家三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以及上面的美国签证，都抵不上那三张纸片(机票)，更能证明我们的乘客身份。她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重订三张机票。
应该说，她的服务态度是相当倨傲的。在中国生活久了，对这种服务态度已经习惯了，但我此前在美国已经生活过两年，对于美国公众服务的品质印象深刻。所以，我也对她的服务态度表达了不满，并要求和她的主管讲话。谁知她说：“我就是主管！”，说完径直走开，不理我了。
后来，在香港的一家杂货店里，我也感受到了店员对我这个来自大陆的顾客的不友好态度。
我是不是就该看不起香港人，或者，干脆像我厌憎的“孔三妈”（指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编者注）那样，骂“部分香港人是狗”呢？
绝对不能，因为我深知，香港人，就总体而言，是了不起的中国人。
2011年6月30日下午，我从深圳坐公共汽车到香港的屯门办事。抵达屯门，我找不到我要去办事的一个部门。同车的一位香港女士，和她儿子一起，绕道将我带到了办事的地方。由于那里是一个宛如秘宫的购物中心，我消失在人群之后，这位女士的儿子还追了过来，再次给我指路，担心我找不到。
我要办的事情没有成功，因为我晚到了10多分钟，那里已经下班了。我对对方解释，说我5年来，第一次专门来港，就为办理这件小事。对方很表理解，但几经请示，最后表示爱莫能 助，因为办公的电脑系统已经关闭，我只有第2天再去。第2天一早，我就要回美国，这件事情终于失败。
返程时，我却找不到我来时乘坐的公共汽车的站台了。路遇一对遛狗的中年夫妇。我向他们问路，那位女士就将狗交给先生牵着，自己将我带到了公共汽车站。分手时，我向她道谢，并征得她的同意后，为她拍下了一张照片。
那个机场倨傲的女士，和这两个热情的女士，都是香港人。
如果眼光稍稍阔大点，就会记得，两年前甘肃舟曲泥石流爆发，救援者中唯一的殉职者，就是一名香港义工。如果略有历史知识，就会知道，60年代“大逃港”时，香港警方准备遣返大陆逃难者的车队驶过时，是勇敢、仁慈的香港市民，躺到马路上，挡住车队，帮助被抓的难民四散而逃。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为了今日的社会精英。如果眼光更开阔些，就会知道，每年6月最初的日子里，香港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烛光聚集，抗议那一个夜晚的黑光与血光；当一项剥夺香港民众自由的恶法要强行通过时，香港人在街头举行了五十万人的散步。当犯忌的著作在大陆无法出版时，香港，提供了出版的可能。最近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高华先生，其振聋发聩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在香港出版的。
自由的香港人，绝对不是狗。而那个骂美国女国务卿是“母狗”、骂新加坡女记者是“婊子”，当着女主持人的面，说出“谁是美国爷爷X出来”下流无耻语言的“三妈”教授，才是一条没有脊梁的哈巴狗、看家狗、疯狗。
众所周知，美国是自由之邦。但在美国，任何人都不拥有打人的自由。非但打人不可以，骂人也是不行的，尤其是涉及到族群问题。就以属于少数民族的黑人为例，在任何正式的书面文字中，使用“黑人”都是不应该的，正确的称呼是“非裔美国人”。就像我们华人，要被称为“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如果有哪个公众人物，敢称呼华人为“中国佬”，他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不错，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这不是香港民众的错。贫弱的中国，不得不签署屈辱的条约，香港民众及其前辈，直接承受了整个民族的这份屈辱。从这个意义上说，未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欠他们的一份歉疚。我们唯有将香港以外的中国，建设得像香港一样富裕、繁荣、文明、法治，并且，享受同样的自由和尊严，我们才对得起香港。那时，香港的孕妇，或许会涌到深圳产子，并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永久居住权”。
臭名昭著的“孔三妈”，一而再，再而三，撼动为人师者的道德底线，挑动社会动荡、制造族群分裂，却皮毛未损，越来越疯，也越来越“红”。为什么在中国，有人写了一首十几行的诗，会招致牢狱之灾，而“孔三妈”却有金刚不坏之身，成为今日中国最“有名”的教授？
以前，我还只是以为，这只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今日我才觉得，不对，这是中国的耻辱。
大年三十，冷雨之中，我写下我内心的一丝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