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的上半年，对于我居住的望京公寓到费家村工作室的两点一线的通勤方式，我已经非常适应甚至略感麻木了，为什么艺术家只有在工作室才有合理创作的状态，难道在公寓中最贴近身心的日常生活不是我思考的一部分吗？我想试图跳出这个习以为常的工作习惯，把工作室和公寓的空间置换一下，用油画棒写生的方式，把我的公寓作为我工作的范围，用“足不出户”作为一个限定，会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在一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我像一个闯入我自己私人生活的小偷和窥视者，看到了我平时不被引起重视的日常点点滴滴，它们看上去是在狭小公寓中的各种场景和物的浮世绘，但随着角色和时间的变换，封闭的私人空间变成了一个不断更替而无需刻意营造的剧场，内容随着我的视角在不断扩大。这些作品随后在2014年4月在798的上舍画廊展出，展览的名字为“鸡毛”。
　　在这些作品中，我想象过物与物之间的词语关系：鸡毛掸子与文胸、睡袋与浴缸，甚至是词与物之间的错位：绿帽子、出柜。不过这更像是一种用物去拼贴并置词语的游戏，或用物本身去对应被观看行为结构化的词语。那是在所指与意义的边缘擦身而过的物，只是作为对象的物，终究只能是物本身： 散落在浴室盥洗台上的头发、茶几上的茶具、灶台上的瓶瓶罐罐、墙角边的绿色植物、梳妆台上的化妆品、下水道、一盒烂草莓……透过这些个人化、日常化的物品，它们似乎虚构了一个幽闭在城市的窗玻璃内独自梳妆的女性角色以及来自身体内部充盈着词组的虚无。

　　公寓的写生随着搬迁暂告一段落，2014年的7月，我在黑桥的F区参加了一个项目展览“甭管我在哪地儿”，和10个不同地点和身份的艺术家合作画出他们的工作空间。在我展开与他人共同写生的项目中，他人的空间与我产生对话，不问年龄、性别、阅历，在他们对于自身环境与空间的勾勒中，我逐渐填补空白，在他人预置的边框内，我用绘画娓娓道来，世界缓缓浮现。这些共同完成的绘画，向我展开一扇又一扇大门，允我走进。如果说他人之手的勾勒是一个词语的偏旁，那我用色彩和笔触去填补的动作就是来编织一个词语。这个项目为我提供更为开放的绘画空间，一是我从自身的幽闭空间走出，二是油画棒的使用获得了更多持续的契机，油画棒更便于这些参与者来使用，它也为我油画棒的绘画经验增加了更多空间。
　　油画棒是我2014年以后一直使用的绘画材料，在绘画的过程中，颗粒硬状的单色物质随着身体的劳动在硬板支撑的画布上重组词汇，传统油画材料中的需要对时间把控的媒介油的程序和技术被剔除，画面呈现哑光的颗粒状，持续的劳动、时间和遍数的重叠成为语言。
　　空间的改变也带来观看经验的改变，我从城市内部出走，来到城乡结合部的街上，来到供应城市物需的市场。那些一个个堆积如山的冬瓜、白菜、萝卜和覆盖这些蔬菜的旧棉被在物与词之间重新产生意义，尤其在城市边缘，伴随着废弃的荒地，随街弃置的破家具、垃圾与杂草共生，這些景观让我重新思考社会静物这一命题。从环绕于自身为主角的日常静物，到城市边缘四处丢弃的剩余之物，“我”这一观看和被观看者渐渐消失，成为在这场消费社会泡沫风景的记录者，面对此时这垃圾泛滥的场景我一位出生自物质匮乏的70年代末的人只能将自己隐身在这场快速发展及消费过剩的风暴中。
　　一个被掏空的快递纸箱，堆积在收购三轮车上巨大的塑料瓶子山、垃圾处理中心被挤压呈方块的塑料袋、一个丢弃在门口的黑色垃圾袋以及从里面渗出的有色液体，或者一处被绿网覆盖的废墟……这些社会景观背后似乎蛰伏着一双雕塑之手，不断向我暗示一些密码，使我焦虑，我无法参透它的秩序来解开这个巨大的保险箱。也许我此时只是和那位作家笔下的重合了诗人身影的拾垃圾者重叠：“凡是这个大城市抛弃的东西，凡是它丢失的东西，凡是它唾弃的东西，凡是它践踏的东西，他都加以编目和搜集。他对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就像一个吝啬鬼守护着一个宝库那样，他搜集着各种垃圾。”
　　油画棒自始至终都是我描绘这些废弃物的媒介，它行走在画布表面，身体的进入让这层物质表面与画中的物形成统一。我选择平视视角，尽可能忠实于物自身，像一张物的身份照，避免介入主观视角的情感干预。这些城市边缘的废弃物往往向我展现那些隐去的人的痕迹。《笨床》来自一张被丢弃的床板，那上面还保留着因年深日久而浸染出的两个隐约的人形。我在画布的表面上反复覆盖，直到它看上去就像一张真正的床板；人在废弃之物上留下的痕迹，被生活浸泡并发酵的各种不可见的前因后果，统统保留在层叠的笔触所打造的物质的表面中。然而这一切只有在绘画的平面上才能转化为可能性，它最终又与绘画的行动与油画棒的质料，以及这些废弃之物本身成为一体。
　　残留在这些物之上的痕迹，它是城市与社会结构这张网过滤掉的残渣，它暗示了那些不被系统吸收的营养，如渗进那张床板木纹中人的油脂，人虽离去，余温犹存。
　　密码也许就是那层不试图被解开的秩序，它令人疑惑，但终会在某处的残留物中窥见端倪。它不是一系列网格化的图示，但它显现被网格化之前的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