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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空间转向”的时代语境下，克朗认为，文学创造而非简单地反映地理空间。文学中有关地区的写作是作者主观地区经验的创造性书写与表达。通过克朗对文学空间的讨论，潜藏在其背后的情感结构与书写方式的“现代性”问题可窥见一斑。
【关键词】：迈克·克朗；空间转向；文学空间；地理景观；现代性
伴随着20世纪中后期的“空间转向”以及跨学科研究热潮，在地理学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对文学地理景观、文学空间结构和描写方法以及蕴涵在文学景观背后的社会意义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往往把文学文本中书写的地理景观作为研究地理景观意义的新途径。迈克·克朗（Mike Crang）是近十几年来开始崭露头角的文化地理学新锐，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一书就开辟“文学地理景观”专章讨论了文学空间的相关问题。本文将就其论述中的文学创造地理景观以及文学空间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探究。
一、文学创造地理景观
迈克·克朗关于文学空间的专章讨论深受西方当代“空间转向”的影响，其对文学创造地理景观及其特性的论述展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一）“空间转向”与文学空间
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一般思想家、理论家和哲学家都强调“时空的一致性”和“时间的优先性”，认为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间。自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转而开始思考空间的丰富意义，这即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与文化研究中出现的“空间转向”。
在当代“空间转向”的语境下，文学领域已出现诸多对文学空间的现代性阐释。譬如，在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中，文学空间并非現实社会空间的表征，而是向着作家内在世界不断开掘。另一位法国理论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则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从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对文学空间进行了独到的描述，将文学空间与人的存在问题相结合予以考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三度空间模式，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呈现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辨证地混合而成的。此外，在跨学科领域，迈克·克朗的文学空间论述也别具特色。
（二）文学创造地理景观的双重特性
在迈克·克朗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就文学空间和文学创造地理景观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对空间地理景观的描写。在他看来，文学中的地理景观应该具有双重特性。
一方面，文学地理景观具有客观性，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不可否认，在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有关地区特色的作品中，其对环境、地域描写的方面被当作资料和数据使用。比如，这些作品就像一份可靠的调查报告，成了一种“客观”的地理数据；或者，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中的地理景观（空间）描写成了读者了解地方的指南。
这很好理解。人们对某一地区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某种媒介，譬如电视、电影、网络、图书等。因此，很多人对不同地方、地理景观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以文学作品为例，正因为有了哈代对“威塞克斯”地区描写才有了读者对这一地区的了解；同样在中国，正因为沈从文和莫言在其小说中对“湘西”和“高密东北乡”的写作，才使得读者对这一地区的理解。在文学领域，诸多作者钟情于将某一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设置为故事的背景，特定地区的景观描写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空间“基地”。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中空间地理景观确实具有客观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文学地理景观具有情感性。人文地理学是充满感情的，是可以带来审美愉悦感的。克朗开门见山指出，“如果有人想找到使人获得对某个地方的‘感觉’的描述，他们会看地理课本还是小说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地理学的学者们很快意识到，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 [1]文学中地域性的文本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成为地理学领域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库。但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景观描写与可由数据论证的现实之间却往往经不起检验。文学中的空间地域描写着眼于作者流动性的主观地区经验。这样的地理空间描述并非细节的罗列，也不注重测量的精准，从而超越了一般的统计学上的意义。那些充满想象的流动性景观地理的描述使地理学者和每一位读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有的风情和特有的“精神”，其中包孕着丰富的社会和人文意义。诚如克朗所言，“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创造了这些地方。”[2]显然，在克朗看来，文学地理景观除了具有地理学的客观性，他更强调的是主观情感性特点，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产生了美感享受。作者常以自传的形式向我们展示对地理景观和地方风土人情的理解。这些都有利于我们通过联系时代语境，在作者的主观性地区经验描述中进入文学地理景观，从而深刻地理解某一地区特定时期内含有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二、文学空间中的“现代性”问题阐释
在“空间转向”和文学地理学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克朗通過对文学创造地理景观向我们展示了其背后“现代性”特征。
（一）现代性的情感结构
前文已论述了文学地理景观具有情感性，这是就作者的主观地区经验而言。而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结构体现的是 “现代性”情感的表达。克朗认为，“如果我们把19世纪的巴黎作为研究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展示城市生活感觉之变化的。变化的中心就是‘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它是产生于工业化的情感结构（a structure of feeling）。”[3]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出生、成長在乡村或小镇，却工作、生活于大都市的“市民”也贴上了“现代化”的标签。我们在看到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人口的增加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了城市空间的扩大和难以理解。在现代城市里，人们面对着彼此的陌生化、喧嚣嘈杂的环境、魅力与诱惑交织的空间以及不能窥见城市全景的恐惧。城市向我们展示了其双重特性：一方面是紧张的、碎片式的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是个体与日俱增的对刺激的需求和对猎奇经验的向往。如此，在文学作品中城市“流浪汉”的形象应运而生。
（二）现代性的书写策略
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的书写形式也体现着“现代性”的表达策略。现代“家园”空间解构正走向解构，现代城市的喧嚣与忙碌、城市生活的陌生与孤独也让人无所适从。面对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时间加速引发的理解世界和和进行写作的危机，克朗认同塞米尔的应对策略，那就是“城市居民应尽快地对新事物熟视无睹、漠不关心”[4]。这同时也是克朗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懒散无聊、冷漠无情的“流浪汉”形象的原因。透过流浪汉的形象及其表现出来的性别意识，我们确实可以重新建构起现代城市生活的情感结构，亦即“现代性”。
文学作品书写的新形式和文体特点体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的转变。克朗指出，19世纪的小说文体主要是叙述性描写，而到20世纪出现了新的表达形式。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似水年华》中的自由式回想，在看似离题的描写中却包含了作者零星的回忆或主观经验，对于时间上的叙述也是天马行空，不按照一定的顺序。小说中对城市地理空间的碎片化处理，无法连贯的叙述形式，以及没有对整个剧情的交代等特点，向我们传达着人们在应对20世纪来临以及伴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带来的时间意识危机时产生的焦虑感。虽然这些写作方式被萨特（Sartre）看作一种“消磨时光”（decapitates time）的风格而予以排斥，但在克朗看来，这却不失为一种理解和书写文学空间的方法。克朗以多斯·帕索斯（Dos Pasos）的《曼哈顿的变迁》为例，认为作者在小说中断断续续的节奏、没有时间顺序的事件拼接、网络化的叙事线索向我们呈现了“碎片化的城市”生活的多元性，已成功地融入到了现实城市生活的复杂经历之中。
参考文献：
[1][2][3][4]（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42、40、48-49、49。
作者简介：孟浩（1991—），男，山东青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迈克·克朗；空间转向；文学空间；地理景观；现代性
伴随着20世纪中后期的“空间转向”以及跨学科研究热潮，在地理学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对文学地理景观、文学空间结构和描写方法以及蕴涵在文学景观背后的社会意义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往往把文学文本中书写的地理景观作为研究地理景观意义的新途径。迈克·克朗（Mike Crang）是近十几年来开始崭露头角的文化地理学新锐，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一书就开辟“文学地理景观”专章讨论了文学空间的相关问题。本文将就其论述中的文学创造地理景观以及文学空间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探究。
一、文学创造地理景观
迈克·克朗关于文学空间的专章讨论深受西方当代“空间转向”的影响，其对文学创造地理景观及其特性的论述展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一）“空间转向”与文学空间
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一般思想家、理论家和哲学家都强调“时空的一致性”和“时间的优先性”，认为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间。自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转而开始思考空间的丰富意义，这即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与文化研究中出现的“空间转向”。
在当代“空间转向”的语境下，文学领域已出现诸多对文学空间的现代性阐释。譬如，在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中，文学空间并非現实社会空间的表征，而是向着作家内在世界不断开掘。另一位法国理论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则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从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对文学空间进行了独到的描述，将文学空间与人的存在问题相结合予以考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三度空间模式，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呈现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辨证地混合而成的。此外，在跨学科领域，迈克·克朗的文学空间论述也别具特色。
（二）文学创造地理景观的双重特性
在迈克·克朗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就文学空间和文学创造地理景观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对空间地理景观的描写。在他看来，文学中的地理景观应该具有双重特性。
一方面，文学地理景观具有客观性，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不可否认，在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有关地区特色的作品中，其对环境、地域描写的方面被当作资料和数据使用。比如，这些作品就像一份可靠的调查报告，成了一种“客观”的地理数据；或者，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中的地理景观（空间）描写成了读者了解地方的指南。
这很好理解。人们对某一地区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某种媒介，譬如电视、电影、网络、图书等。因此，很多人对不同地方、地理景观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以文学作品为例，正因为有了哈代对“威塞克斯”地区描写才有了读者对这一地区的了解；同样在中国，正因为沈从文和莫言在其小说中对“湘西”和“高密东北乡”的写作，才使得读者对这一地区的理解。在文学领域，诸多作者钟情于将某一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设置为故事的背景，特定地区的景观描写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空间“基地”。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中空间地理景观确实具有客观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文学地理景观具有情感性。人文地理学是充满感情的，是可以带来审美愉悦感的。克朗开门见山指出，“如果有人想找到使人获得对某个地方的‘感觉’的描述，他们会看地理课本还是小说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地理学的学者们很快意识到，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 [1]文学中地域性的文本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成为地理学领域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库。但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景观描写与可由数据论证的现实之间却往往经不起检验。文学中的空间地域描写着眼于作者流动性的主观地区经验。这样的地理空间描述并非细节的罗列，也不注重测量的精准，从而超越了一般的统计学上的意义。那些充满想象的流动性景观地理的描述使地理学者和每一位读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有的风情和特有的“精神”，其中包孕着丰富的社会和人文意义。诚如克朗所言，“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创造了这些地方。”[2]显然，在克朗看来，文学地理景观除了具有地理学的客观性，他更强调的是主观情感性特点，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产生了美感享受。作者常以自传的形式向我们展示对地理景观和地方风土人情的理解。这些都有利于我们通过联系时代语境，在作者的主观性地区经验描述中进入文学地理景观，从而深刻地理解某一地区特定时期内含有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二、文学空间中的“现代性”问题阐释
在“空间转向”和文学地理学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克朗通過对文学创造地理景观向我们展示了其背后“现代性”特征。
（一）现代性的情感结构
前文已论述了文学地理景观具有情感性，这是就作者的主观地区经验而言。而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结构体现的是 “现代性”情感的表达。克朗认为，“如果我们把19世纪的巴黎作为研究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展示城市生活感觉之变化的。变化的中心就是‘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它是产生于工业化的情感结构（a structure of feeling）。”[3]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出生、成長在乡村或小镇，却工作、生活于大都市的“市民”也贴上了“现代化”的标签。我们在看到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人口的增加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了城市空间的扩大和难以理解。在现代城市里，人们面对着彼此的陌生化、喧嚣嘈杂的环境、魅力与诱惑交织的空间以及不能窥见城市全景的恐惧。城市向我们展示了其双重特性：一方面是紧张的、碎片式的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是个体与日俱增的对刺激的需求和对猎奇经验的向往。如此，在文学作品中城市“流浪汉”的形象应运而生。
（二）现代性的书写策略
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的书写形式也体现着“现代性”的表达策略。现代“家园”空间解构正走向解构，现代城市的喧嚣与忙碌、城市生活的陌生与孤独也让人无所适从。面对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时间加速引发的理解世界和和进行写作的危机，克朗认同塞米尔的应对策略，那就是“城市居民应尽快地对新事物熟视无睹、漠不关心”[4]。这同时也是克朗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懒散无聊、冷漠无情的“流浪汉”形象的原因。透过流浪汉的形象及其表现出来的性别意识，我们确实可以重新建构起现代城市生活的情感结构，亦即“现代性”。
文学作品书写的新形式和文体特点体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的转变。克朗指出，19世纪的小说文体主要是叙述性描写，而到20世纪出现了新的表达形式。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似水年华》中的自由式回想，在看似离题的描写中却包含了作者零星的回忆或主观经验，对于时间上的叙述也是天马行空，不按照一定的顺序。小说中对城市地理空间的碎片化处理，无法连贯的叙述形式，以及没有对整个剧情的交代等特点，向我们传达着人们在应对20世纪来临以及伴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带来的时间意识危机时产生的焦虑感。虽然这些写作方式被萨特（Sartre）看作一种“消磨时光”（decapitates time）的风格而予以排斥，但在克朗看来，这却不失为一种理解和书写文学空间的方法。克朗以多斯·帕索斯（Dos Pasos）的《曼哈顿的变迁》为例，认为作者在小说中断断续续的节奏、没有时间顺序的事件拼接、网络化的叙事线索向我们呈现了“碎片化的城市”生活的多元性，已成功地融入到了现实城市生活的复杂经历之中。
参考文献：
[1][2][3][4]（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42、40、48-49、49。
作者简介：孟浩（1991—），男，山东青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