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三大都市圈鼎立格局逐渐形成，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为都市圈经济发展积累了经验。论文通过经济增长变量间的回归分析、反复拟合建立模型，论证了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动力、模式及其增长模式的弊端，为今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战略建议：将技术进步作为都市圈经济的新增长点；重视都市圈内外市场的协调建设。
关键词：都市圈经济；经济动力；都市圈模式
中图分类号：1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41-03
发改委对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石家庄市；珠三角都市圈：狭义珠江三角都市圈，包括广州市、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东莞市、中山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广义的珠三角都市圈是指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论文研究范围是狭义珠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位于长江入海口及杭州湾，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苏州、无锡、常州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台州16个地级以上城市。
1．三大都市圈经济现状比较分析
1.1京津冀都市圈综合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纵观三大都市圈GDP总量，虽然京津冀都市圈较高，但是其经济势力却相对较弱（见表1、表2、表3）：
人口比例与产值比例不一致。为了方便比较，设计了都市圈GDP对人口的均衡系数（用字母B表示），代表都市圈经济势力进行排序，计算公式：
B=GDP占全国的百分比/人口占全国的百分比。
根据计算结果，都市圈经济势力排序依次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从单位面积对应的都市圈GDP看，长三角都市圈最高，珠三角都市圈其次，京津冀都市圈最低。从人均GDP占有量来看，京津冀都市圈最低，珠三角都市圈最高。
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的比较，珠三角、长三角都市圈均已成为中国经济势力最强的地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相对较弱。
1．2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层次和整体效益偏低
1．2．1三次产业结构均呈现“三、二、一”型，京津冀都市圈一产比重偏高
据表4，三大都市圈中：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产业结构层次相当，珠三角略显优势，一产比重最低，三产比重最高；京津冀一产业比重在三大都市圈中最高,二产比重最低；虽然京津冀三产比重最高，但是从总量看，京津冀都市圈三产优势并不突出，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远远低于长三角都市圈。
1．2．2三大都市圈三次产业结构效益各有差异，整体水平京津冀较低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产业结构效益的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越大，产业结构效益越高。据表5，珠三角都市圈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长三角都市圈次之，京津冀都市圈最低，前二者约是后者的3倍多；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仍以长三角都市圈最高，京津冀都市圈倒数第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是珠三角都市圈最高，京津冀都市圈次之，长三角都市圈最低。
上述经济差距是长期以来各都市圈不同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作用的结果。
2．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动力及其模式比较
为了检验影响各都市圈GDP的相关变量，选取1979～2004年各都市圈的变量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计量模型：
2．1都市圈经济发展计量模型的设计
GDP＝c+αFI+βEX+δIN+χS+PO+ψP3+γP1+ηP4+εi
被解释变量是GDP，解释变量是实际利用外资（FI）、出口总额（EX）、全社会固定资产投（IN）、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虚拟变量（PO，1984年改革开放）、P1（1992邓小平南巡）、P3（1989年事件）、P4（2000年中国加入WTO），C为常数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2．2珠三角都市圈属于政策内因作用下的外力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与珠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是FI、EX和P3，通过OLS估计模型，得到模型：
GDP珠三角都市圈＝256.7916+5.095094*FI+0.286736*EX-216.1637*P3
模型的R2=0.999158，DW=1.816552,F=8309.77。说明拟合程度很高，各项检验都能够通过。由模型分析判断，影响珠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主要直接推动力是外资和出口；显然，1989年事件对珠三角都市圈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据上述模型基本可以判断珠三角都市圈是一种政策内因作用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2．3京津冀都市圈属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强推动下的弱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与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是IN、S，其次是FI和EX，但是FI和EX在模型的拟合过程中，变量的F检验不能通过，最后通过OLS估计得出模型：GDP京津冀＝1.064997*IN+1.585162*S,R2＝0.999114，DW＝1.464307，Prob(F-statistic)＝0,模型各项检验都能够通过。据上述模型及其变量的回归分析基本可以判断京津冀都市圈是一种内地市场和内地投资主导作用下的，外资和出口弱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推测国家改革开发的经济政策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影响比较弱，合理的解释是：国有企业过多，而国家投资较大，国企效益低下弱化了政策带来的福利效应。
2．4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和国外两种作用力均衡推动的都市圈经济发展模式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与长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是IN、S、EX，其次是FI，但是FI在模型的拟合过程中，变量的F检验不能通过，最后通过OLS估计得出模型：GDP长三角＝266.0863＋0.392284*EX＋0.638494*IN＋1.582427*S,R2＝0.995470，DW＝2.263921，Prob(F-statistic＝1611.557)＝0,据上述模型及其变量的回归分析，长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基本可以归结为国内的投资、消费及其出口，其次是外资，是一种内地市场和国外市场主导作用下的均衡型经济增长模式。
3.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3．1三大都市圈共同的规律是依靠改革开放政策，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基本生产要素资本的大量投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大都市圈，无论是外向型模式、内地市场型，还是内外均衡型，均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这种投资能够实现的关键是适时把握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国内政策条件。例如：由表6可以看出，珠三角都市圈1984年比1983年、1990年比1989年、1992比1991年，无论是外资利用还是出口相差甚多。
南方两大都市圈的发展都得益于政策优势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初，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使珠三角率先承接都市圈外的产业转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浦东开发的政策优势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1992年杭州市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2129万美元迅速增加到9678万美元；嘉兴市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901万美元迅速增加到1601万美元；湖州市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307万美元迅速增加到1654万美元；宁波市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5194万美元迅速增加到15987万美元；珠三角都市圈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121997万美元，到1995年迅速增加为1216397万美元。
京津冀都市圈由于国有企业的比重较高，国家投资或者扶持的力度很大，因而也能够实现巨大的资本投入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效益明显没有南方两大都市圈高。
3．2三大都市圈没有摆脱粗放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依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在客观技术水平相对稳定的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投资。从三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政府多年来的政策符合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效果是显著的。但是，政策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重引资，轻技术。有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实际上这一规律已经在南方两大都市圈显现：一是2004年爆发的民工荒现象；一是2005年开始报道的南方两大都市圈经济增长放慢的现象。这两件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济学规律的必然表现。依据经济理论，理论分析可以表明上述事件反映两方面的问题，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一方面，南方两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不能适应于资本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技术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不能及时提升，经济增长仍然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
京津冀都市圈的国企优势面临两难境地、经济的外向度不够高等因素将会限制今后的经济增长。虽然目前京津冀都市圈表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不会摆脱个体生产要素表现出的收益递减现象。
4．战略构想
4．1技术进步应该作为三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点
根据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就不能无限制的维持经济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南方两大都市圈的问题已经出现，而京津冀都市圈如果不吸取教训，按照此路走下去，可能好景不会太长。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重视技术的作用，为都市圈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上，政府的任务短期在现存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来获取所采取政策的线索，长期应该是促进技术进步。
4．2重视都市圈内部和临近区域市场及其国外三个市场的一体化建设
根据经济学需求与供给的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及其上述都市圈经济发展动力的例证分析表明：无论是都市圈内部市场、临近区域的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一味的发展一个市场，而忽视其他的发展是不够的。珠三角的外向度虽高，但是对外依赖性太强，加之经济腹地狭小，内地市场不够发达，存在诸多风险；京津冀都市圈内地市场较发达，但是，外向度不够，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单纯从市场的角度而言，长三角都市圈是比较适度的模式，但是没有摆脱大规模的粗放投入模式，距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距离。
今后，各都市圈共同的目标是加强区域协同程度和能力，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长期以来，各地经济独立发展、相互设置障碍的情况屡见不鲜，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如何实现一体化的区域市场是今后政府的又一个努力方向。就都市圈经济而言，这种协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内部的协同及其与外部的协同都很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助项目“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注释：
①②③④数据来源：2003年各市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统计公报及其年鉴。
⑤比较劳动生产率＝产值相对比重/劳动力相对比重。数据来源：各省市2004年《统计年鉴》。
⑥数据来源：各年份相应省市《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T.E.Graedel,B.R.Allenby．IndustrialEcology．PearsonEducationAsiaLimitedPress.2004．
[2]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李庆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0：224－242．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7－144．
[4]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M].林自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5－21，91－95．
[5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0－54．
[6]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1．
[7]周克瑜.“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创新[J].战略与管理，2000，(2)．
[8]杨亚琴.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及相关对策[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人大复印资料），2003，(07)．
[9]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6，(05)．
[10]陈闽齐，苏锡常.都市圈空间整合构想[J].现代城市研究，2001，(3)．
关键词：都市圈经济；经济动力；都市圈模式
中图分类号：1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41-03
发改委对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石家庄市；珠三角都市圈：狭义珠江三角都市圈，包括广州市、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东莞市、中山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广义的珠三角都市圈是指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论文研究范围是狭义珠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位于长江入海口及杭州湾，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苏州、无锡、常州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台州16个地级以上城市。
1．三大都市圈经济现状比较分析
1.1京津冀都市圈综合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纵观三大都市圈GDP总量，虽然京津冀都市圈较高，但是其经济势力却相对较弱（见表1、表2、表3）：
人口比例与产值比例不一致。为了方便比较，设计了都市圈GDP对人口的均衡系数（用字母B表示），代表都市圈经济势力进行排序，计算公式：
B=GDP占全国的百分比/人口占全国的百分比。
根据计算结果，都市圈经济势力排序依次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从单位面积对应的都市圈GDP看，长三角都市圈最高，珠三角都市圈其次，京津冀都市圈最低。从人均GDP占有量来看，京津冀都市圈最低，珠三角都市圈最高。
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的比较，珠三角、长三角都市圈均已成为中国经济势力最强的地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相对较弱。
1．2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层次和整体效益偏低
1．2．1三次产业结构均呈现“三、二、一”型，京津冀都市圈一产比重偏高
据表4，三大都市圈中：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产业结构层次相当，珠三角略显优势，一产比重最低，三产比重最高；京津冀一产业比重在三大都市圈中最高,二产比重最低；虽然京津冀三产比重最高，但是从总量看，京津冀都市圈三产优势并不突出，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远远低于长三角都市圈。
1．2．2三大都市圈三次产业结构效益各有差异，整体水平京津冀较低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产业结构效益的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越大，产业结构效益越高。据表5，珠三角都市圈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长三角都市圈次之，京津冀都市圈最低，前二者约是后者的3倍多；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仍以长三角都市圈最高，京津冀都市圈倒数第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是珠三角都市圈最高，京津冀都市圈次之，长三角都市圈最低。
上述经济差距是长期以来各都市圈不同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作用的结果。
2．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动力及其模式比较
为了检验影响各都市圈GDP的相关变量，选取1979～2004年各都市圈的变量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计量模型：
2．1都市圈经济发展计量模型的设计
GDP＝c+αFI+βEX+δIN+χS+PO+ψP3+γP1+ηP4+εi
被解释变量是GDP，解释变量是实际利用外资（FI）、出口总额（EX）、全社会固定资产投（IN）、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虚拟变量（PO，1984年改革开放）、P1（1992邓小平南巡）、P3（1989年事件）、P4（2000年中国加入WTO），C为常数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2．2珠三角都市圈属于政策内因作用下的外力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与珠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是FI、EX和P3，通过OLS估计模型，得到模型：
GDP珠三角都市圈＝256.7916+5.095094*FI+0.286736*EX-216.1637*P3
模型的R2=0.999158，DW=1.816552,F=8309.77。说明拟合程度很高，各项检验都能够通过。由模型分析判断，影响珠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主要直接推动力是外资和出口；显然，1989年事件对珠三角都市圈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据上述模型基本可以判断珠三角都市圈是一种政策内因作用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2．3京津冀都市圈属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强推动下的弱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与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是IN、S，其次是FI和EX，但是FI和EX在模型的拟合过程中，变量的F检验不能通过，最后通过OLS估计得出模型：GDP京津冀＝1.064997*IN+1.585162*S,R2＝0.999114，DW＝1.464307，Prob(F-statistic)＝0,模型各项检验都能够通过。据上述模型及其变量的回归分析基本可以判断京津冀都市圈是一种内地市场和内地投资主导作用下的，外资和出口弱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推测国家改革开发的经济政策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影响比较弱，合理的解释是：国有企业过多，而国家投资较大，国企效益低下弱化了政策带来的福利效应。
2．4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和国外两种作用力均衡推动的都市圈经济发展模式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与长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是IN、S、EX，其次是FI，但是FI在模型的拟合过程中，变量的F检验不能通过，最后通过OLS估计得出模型：GDP长三角＝266.0863＋0.392284*EX＋0.638494*IN＋1.582427*S,R2＝0.995470，DW＝2.263921，Prob(F-statistic＝1611.557)＝0,据上述模型及其变量的回归分析，长三角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基本可以归结为国内的投资、消费及其出口，其次是外资，是一种内地市场和国外市场主导作用下的均衡型经济增长模式。
3.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3．1三大都市圈共同的规律是依靠改革开放政策，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基本生产要素资本的大量投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大都市圈，无论是外向型模式、内地市场型，还是内外均衡型，均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这种投资能够实现的关键是适时把握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国内政策条件。例如：由表6可以看出，珠三角都市圈1984年比1983年、1990年比1989年、1992比1991年，无论是外资利用还是出口相差甚多。
南方两大都市圈的发展都得益于政策优势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初，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使珠三角率先承接都市圈外的产业转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浦东开发的政策优势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1992年杭州市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2129万美元迅速增加到9678万美元；嘉兴市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901万美元迅速增加到1601万美元；湖州市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307万美元迅速增加到1654万美元；宁波市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5194万美元迅速增加到15987万美元；珠三角都市圈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121997万美元，到1995年迅速增加为1216397万美元。
京津冀都市圈由于国有企业的比重较高，国家投资或者扶持的力度很大，因而也能够实现巨大的资本投入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效益明显没有南方两大都市圈高。
3．2三大都市圈没有摆脱粗放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依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在客观技术水平相对稳定的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投资。从三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政府多年来的政策符合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效果是显著的。但是，政策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重引资，轻技术。有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实际上这一规律已经在南方两大都市圈显现：一是2004年爆发的民工荒现象；一是2005年开始报道的南方两大都市圈经济增长放慢的现象。这两件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济学规律的必然表现。依据经济理论，理论分析可以表明上述事件反映两方面的问题，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一方面，南方两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不能适应于资本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技术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不能及时提升，经济增长仍然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
京津冀都市圈的国企优势面临两难境地、经济的外向度不够高等因素将会限制今后的经济增长。虽然目前京津冀都市圈表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不会摆脱个体生产要素表现出的收益递减现象。
4．战略构想
4．1技术进步应该作为三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点
根据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就不能无限制的维持经济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南方两大都市圈的问题已经出现，而京津冀都市圈如果不吸取教训，按照此路走下去，可能好景不会太长。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重视技术的作用，为都市圈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上，政府的任务短期在现存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来获取所采取政策的线索，长期应该是促进技术进步。
4．2重视都市圈内部和临近区域市场及其国外三个市场的一体化建设
根据经济学需求与供给的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及其上述都市圈经济发展动力的例证分析表明：无论是都市圈内部市场、临近区域的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一味的发展一个市场，而忽视其他的发展是不够的。珠三角的外向度虽高，但是对外依赖性太强，加之经济腹地狭小，内地市场不够发达，存在诸多风险；京津冀都市圈内地市场较发达，但是，外向度不够，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单纯从市场的角度而言，长三角都市圈是比较适度的模式，但是没有摆脱大规模的粗放投入模式，距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距离。
今后，各都市圈共同的目标是加强区域协同程度和能力，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长期以来，各地经济独立发展、相互设置障碍的情况屡见不鲜，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如何实现一体化的区域市场是今后政府的又一个努力方向。就都市圈经济而言，这种协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内部的协同及其与外部的协同都很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助项目“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注释：
①②③④数据来源：2003年各市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统计公报及其年鉴。
⑤比较劳动生产率＝产值相对比重/劳动力相对比重。数据来源：各省市2004年《统计年鉴》。
⑥数据来源：各年份相应省市《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T.E.Graedel,B.R.Allenby．IndustrialEcology．PearsonEducationAsiaLimitedPress.2004．
[2]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李庆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0：224－242．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7－144．
[4]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M].林自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5－21，91－95．
[5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0－54．
[6]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1．
[7]周克瑜.“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创新[J].战略与管理，2000，(2)．
[8]杨亚琴.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及相关对策[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人大复印资料），2003，(07)．
[9]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6，(05)．
[10]陈闽齐，苏锡常.都市圈空间整合构想[J].现代城市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