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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过最大的官，是劳动委员。
　　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刚开学，老师居然一改指定班干部的传统，宣布这一次可以由同学们自荐。我思考着自己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看看自己到底能当上什么样的官，想得十分周密和具体。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而且很调皮，老师一贯不喜欢我，如果觊觎太高的位置不现实；其次，我在班上没什么背景，人缘也不算好，争夺热门职位会引发众怒。而劳动委员是中队长级别的官职，官位不低，但是在整个领导岗位中，“劳动委员”是一个苦差，成绩好的优等生对这样的差事很不屑。老师虽然说了“同学们可以大胆并且踊跃地自我推荐”，但是老师说的话能当真吗？类似于班长、学习委员、组织委员这样的重任，她心里早就有了人选。
　　果然，在正式“自我推荐”这堂课上，全班同学都安静了。平日嘻哈打闹的同学也格外紧张严肃，身板坐得直直的，好像真的有人会发现他们内心想要改过自新的决心……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排班干部的官职，每一个都闪闪发亮。每一个官职下面都有一个空着的括号，等着填上新任班干部的名字。真是赤裸裸的权力诱惑。果然，几个从没有当过班干部的同学沉不住气，争先恐后地自我推荐了班长、副班长、文娱委员，老师微笑着摇摇头，说：“你们坐下吧，你们先看看自己平时的表现，以后再说。”我看着满脸通红坐下的家伙，心中暗暗嘲笑：“同学，这是何必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真是太简单、太幼稚了！”老师拒绝他们的同时，态度温和且坚定地指定了上学期就当官的几个同学，只不过上学期的“学习委员”这次当了“组织委员”，上学期的“班长”变成了“副班长”……
　　然后，在推舉劳动委员的时候，半天都没有人举手。老师正在为难时，我举了。老师望着我说：“桑格格，你确定你想当劳动委员？”我点点头说：“嗯。”老师又说：“这可是一件苦差事啊。”我说：“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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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我成了劳动委员，这几乎是我一生中难以超越的荣耀时刻，戴上“两道杠”的时候，我差点儿哭了。晚上在被窝里，我把这个臂章亲了又亲。我跟我妈说我当的是文娱委员。我妈高兴坏了，她认为她一直没有得到发挥的艺术细胞果然成功地遗传给了我，为此在单位嘚瑟了好几天。
　　我没有一天不戴着这个臂章去上学。它的白底那么白，像白雪；它的红杠那么红，是红旗的一角。以前我上课就像患了多动症，这儿摸摸，那儿搞搞，和前面的同学聊两句，和后面的同学扯两下，到处“扰民”。现在不了，从头到尾我都坐得笔直！一张小脸像是向日葵似的注视着老师，她走到哪儿我转到哪儿，还带着一半光荣一半谄媚的微笑。以前和我玩得好的几个同学都不理我了，说我是一个叛徒，更可气的是，他们笑话我是“弼马温”，暗示我的官职内涵有问题。我很生气，但是我不和他们计较。毕竟我戴着“两道杠”而他们没有，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是官，他们是普通老百姓。群众有点意见是正常的。
　　当官后，我去学校门口买大头菜所赊的账也按时结清了。因为那卖大头菜的老太太笑眯眯地对我说：“没事，我相信你，你是个中队长！”我还红着脸解释：“不是啦，班长才是中队长，我只是中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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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积极的一面，还有一面可就不这么好玩了。以前的劳动委员都是每天放学前，在黑板角落的位置写上当天该哪个小组打扫卫生，放学后和大家一起走，第二天早上来检查，把结果报告给老师就可以。我呢，写上打扫小组的人员名字之后，放学后不走，每天和这几个人一起打扫，谁都不许偷懒，检查完每一个细节才能走。那些想偷懒的同学有多恨我，我知道，但是我不在乎！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走的。但是有一次，几个捣蛋的同学商量好似的全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天，我一个人打扫了整个教室。其实光打扫还不算累，累的是摆放桌子和椅子。为了扫得彻底，我先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拖到教室后面，扫一截往前拖一截、扫一截往前拖一截，最后再统一调整一次。扫好摆好之后，我咬着牙坐在教室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内心百感交集。我妈在家焦急地等我吃饭，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在学校当官当得多累。
　　尽管如此，整个学期，老师也没有对我的工作提出表扬。我有点灰心，但是我仍在坚持。尽力做好，不管别人怎么说。
　　暑假过后，新的学期来临，又一次“自我推荐当班干部”的活动要拉开帷幕了。居然还有几个同学自荐当劳动委员！真是不在其位不知其苦啊！他们把手举得老高，没想到老师居然说：“好了，同学们，这一学期我们不自我推荐了，经过一学期的考察，我认为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这一学期还是由老师来指定吧。”
　　我冷笑两声，默默地把臂章取了下来。虽然我早就给自己做了“没啥了不起”的心理辅导，但当我把臂章交给老师的时候，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老师看见我哭了，温柔地说：“不用了，有新的，这个你留着做个纪念吧。”
　　（本栏目编辑 黄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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