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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受尊敬与喝采，一方面则受贬斥与嘲讽。这种矛盾态度先后见之于鲁迅一人。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他曾寓居Ｓ会馆埋头整理中国文化古籍，以消去生命。后来却走出象牙塔，对隐士采取了激烈态度，批判其带给中国社会心理、民族情绪及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前后巨大反差，正在于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超越了对完善个体生命的珍视，从而以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取代了归隐意识，最终以战士而非隐士的形象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