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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企业家将不仅仅因为其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伟大，更因为他们同时还是社会的“精神领袖”
涌金董事长魏东自杀和三聚氰胺事件，二者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却会发现一个痛苦的事实——我们的社会正经历严重心理扭曲的强烈痛楚，义与利、灵与肉在社会的电子对撞机中猛烈碰撞。在转型过稃中，旧有价值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而新体系又尚未搭建起来，虚无带来的痛楚是难以避免的。
一些忍受不住痛苦的企业家，选择了以肉身的消失来换取精神的解脱。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大约有1200名企业家自杀身亡。一些成功商业人士则选择将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宿和栖依的净土，但是中国并不具备宗教的世俗基础。即使是存宗教盛行的西方社会，即使是在“上帝财富的托管者”这一概念被创造出来已有几个世纪的今天，依然有许多商业人士在精神的樊篱中挣扎。从美国目前经历的这场旷世金融危机中，人们也能明显看到除制度弊垢之外的精神因素。
显然，我们已经走到决定我们未来的十字路口。如果说魏东之多上还只能表明病态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的话，那么三聚氰胺事件却会让许许多多原本以为可以置之度外的人破一股强大的力量卷入其中并深受其害，不论是法律还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根除此类弊端都显得苍白无力。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立刻行动起来发法驱除我们社会的心魔的话。
企业家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建构健康社会的重任。这不只是为了他人，更是为了自身。因为一个病态社会并不符合企业的利益，在一个病态社会中，企业会受到要多的干扰，会付出更大的非商业成本，也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先天劣势之中，人类社会如同一个没有自净能力的湖泊，如果不肢时清除湖中的污染，最终整个湖泊将会臭气熏天。
当然，更重要的是，经过30年改革，作为一个群体的企业家已拥有肩负起该重任的足够力量。首先，政商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在这方面，尽管我们仍能目睹种种官商勾连的丑陋，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商业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传统的政商格局正在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看看皇明集团的例子。在初创时期，皇明也曾遇到很多来自底层行政部门的阻挠，但最终商业力量显示出了其巨大的影响力。随着皇明集团的快速发展，太阳能产业成为德州的支柱产业之一，皇明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说：“从企业创立之初，皇明公司的主要力量就不是去与某个领导人搞好关系，让某个人来决定企业的命运，这样风险很大。企业命运与地方政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对企业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因为企业可能破产，但城市从来不会破产。”
企业家要做的就是巧妙利用商业的力量，推动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为了自身和益而绑架政府或为其所绑架。这对于构建健康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功的可能。除了我国的皇明集团，即使是在各种关系更为复杂的印度也有成功者，塔塔就是其中的典范。
其次，商商关系渐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一种清澈透亮的环境中处理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据说，在中芯国际，操守有问题被认为是“最不能宽恕”的。有一次，中芯国际一位营销人员为拿到一笔大订单，打算接受客户公司一名业务人员的要求，安排声色场所来招待。然而，那位营销人员明白，这种做法有悖于公司政策，因此心中极为矛盾，最后只好与其主管一起请CEO张汝京做出定夺。张拍板决定不做此类“非道德”的安排。结果，中芯国际非但没有因此而失去该客户，反而得到了户的肯定。
第三，企业家群体文化层次结构已明显区别于“草莽时代”。尽管就个体而言，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并无直接相关性，但当一个阶层或群体的文化层次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将会更渴望看到社会的健康发展。
那么，在建构健康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家又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呢?最有效的莫过于发挥榜样的作用了。通过向世人展示其经营过程中健康的政商关系和商商关系，企业家能够最有力地证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非伪命题；通过以实践展示其健康的财富观，企业家的财富效应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引导，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能够逐渐摆脱物欲的混浊。
“我们并不拥有财富，相反我们只是财富的看管者，所以我们不能乱花。如果神认为我们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就会给我更多的赙寓去管理，这样我的收入也会越多。上帝是我的董事长。”这是香港上市公司亚钢集团：CEO符气清关于财富观的一席话，他已信教20余年。很显然，这种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财富观虽能使信徒个人获得精神的慰藉，但在中国并不具备普世的意义。因此，有责任的中国企业家应当深入思考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建构起适合中国现代社会的世俗的价值观体系。
日本京瓷集团创始人稻盛和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稻盛和夫不仅给京瓷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京瓷甚至日本社会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其《人生与经营》和《人为什么活着》两本著作就是稻盛哲学的集中体现。今天，京瓷仍强调要为所有员工提供物质和精神发展方面的机会。该公司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培训班，根据员工的不同职责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稻盛哲学培训，新员工必须在企业哲学学习课程考试中及格才能开始工作。日本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强大的哲学能使员工得到愉快，让京瓷可以比其他公司付更低的工资(在某些地方，京资员工的工资比同类公司低20％左右)。
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只有当某种良性价值观体系具备公共属性时，这个社会才会是健康的，也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最伟大的企业家将不仅仅因为其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伟大，而是因为他们同时还是社会的“精神领袖。”
涌金董事长魏东自杀和三聚氰胺事件，二者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却会发现一个痛苦的事实——我们的社会正经历严重心理扭曲的强烈痛楚，义与利、灵与肉在社会的电子对撞机中猛烈碰撞。在转型过稃中，旧有价值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而新体系又尚未搭建起来，虚无带来的痛楚是难以避免的。
一些忍受不住痛苦的企业家，选择了以肉身的消失来换取精神的解脱。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大约有1200名企业家自杀身亡。一些成功商业人士则选择将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宿和栖依的净土，但是中国并不具备宗教的世俗基础。即使是存宗教盛行的西方社会，即使是在“上帝财富的托管者”这一概念被创造出来已有几个世纪的今天，依然有许多商业人士在精神的樊篱中挣扎。从美国目前经历的这场旷世金融危机中，人们也能明显看到除制度弊垢之外的精神因素。
显然，我们已经走到决定我们未来的十字路口。如果说魏东之多上还只能表明病态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的话，那么三聚氰胺事件却会让许许多多原本以为可以置之度外的人破一股强大的力量卷入其中并深受其害，不论是法律还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根除此类弊端都显得苍白无力。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立刻行动起来发法驱除我们社会的心魔的话。
企业家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建构健康社会的重任。这不只是为了他人，更是为了自身。因为一个病态社会并不符合企业的利益，在一个病态社会中，企业会受到要多的干扰，会付出更大的非商业成本，也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先天劣势之中，人类社会如同一个没有自净能力的湖泊，如果不肢时清除湖中的污染，最终整个湖泊将会臭气熏天。
当然，更重要的是，经过30年改革，作为一个群体的企业家已拥有肩负起该重任的足够力量。首先，政商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在这方面，尽管我们仍能目睹种种官商勾连的丑陋，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商业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传统的政商格局正在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看看皇明集团的例子。在初创时期，皇明也曾遇到很多来自底层行政部门的阻挠，但最终商业力量显示出了其巨大的影响力。随着皇明集团的快速发展，太阳能产业成为德州的支柱产业之一，皇明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说：“从企业创立之初，皇明公司的主要力量就不是去与某个领导人搞好关系，让某个人来决定企业的命运，这样风险很大。企业命运与地方政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对企业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因为企业可能破产，但城市从来不会破产。”
企业家要做的就是巧妙利用商业的力量，推动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为了自身和益而绑架政府或为其所绑架。这对于构建健康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功的可能。除了我国的皇明集团，即使是在各种关系更为复杂的印度也有成功者，塔塔就是其中的典范。
其次，商商关系渐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一种清澈透亮的环境中处理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据说，在中芯国际，操守有问题被认为是“最不能宽恕”的。有一次，中芯国际一位营销人员为拿到一笔大订单，打算接受客户公司一名业务人员的要求，安排声色场所来招待。然而，那位营销人员明白，这种做法有悖于公司政策，因此心中极为矛盾，最后只好与其主管一起请CEO张汝京做出定夺。张拍板决定不做此类“非道德”的安排。结果，中芯国际非但没有因此而失去该客户，反而得到了户的肯定。
第三，企业家群体文化层次结构已明显区别于“草莽时代”。尽管就个体而言，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并无直接相关性，但当一个阶层或群体的文化层次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将会更渴望看到社会的健康发展。
那么，在建构健康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家又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呢?最有效的莫过于发挥榜样的作用了。通过向世人展示其经营过程中健康的政商关系和商商关系，企业家能够最有力地证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非伪命题；通过以实践展示其健康的财富观，企业家的财富效应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引导，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能够逐渐摆脱物欲的混浊。
“我们并不拥有财富，相反我们只是财富的看管者，所以我们不能乱花。如果神认为我们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就会给我更多的赙寓去管理，这样我的收入也会越多。上帝是我的董事长。”这是香港上市公司亚钢集团：CEO符气清关于财富观的一席话，他已信教20余年。很显然，这种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财富观虽能使信徒个人获得精神的慰藉，但在中国并不具备普世的意义。因此，有责任的中国企业家应当深入思考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建构起适合中国现代社会的世俗的价值观体系。
日本京瓷集团创始人稻盛和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稻盛和夫不仅给京瓷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京瓷甚至日本社会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其《人生与经营》和《人为什么活着》两本著作就是稻盛哲学的集中体现。今天，京瓷仍强调要为所有员工提供物质和精神发展方面的机会。该公司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培训班，根据员工的不同职责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稻盛哲学培训，新员工必须在企业哲学学习课程考试中及格才能开始工作。日本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强大的哲学能使员工得到愉快，让京瓷可以比其他公司付更低的工资(在某些地方，京资员工的工资比同类公司低20％左右)。
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只有当某种良性价值观体系具备公共属性时，这个社会才会是健康的，也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最伟大的企业家将不仅仅因为其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伟大，而是因为他们同时还是社会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