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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的计算手段逐渐被传播学界熟知和认可，以“计算”思维为基建的学科交叉成果不断涌现。但面临新技术与旧理论的学术博弈时，传播学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计算”思维点燃了学科发展新希冀，却又将其引入另一学术研究思维定势。本文试图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方法，回归“计算”思维的纯粹本体，谛视传播学与自然科学交融诞生的“计算”思维的意义与路径，尝试为“技术”与“人文”交织引发的重大变革延展理路。
关键词：传播学;现象学;“计算”思维;技术理性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9-0000-07
一、 研究缘起
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下，人类的传播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改变着人类观察、理解、认知世界的方式（巢乃鹏，2019）。在数字储存技术、挖掘技术和分析技术力量的助推下，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演化成数字化的传播，其行为的可计算性铺陈于生活中各个角落。传播主体、传播路径、传播机制、传播效果等均可被计算和分析，算法依据采集和处理后的信息，重新构筑起一套全新的传播规则，生成精准計算下的“结构化”行为（孙钱斌，2020）。基于海量聚合、交错复杂的数据库样本和生成规制，已经超出经典传播理论研究把握的范畴，给研究范式与方法体系带来了“质变”的挑战。传播学界交织着技术压力与理论重建的责任之感，普遍陷入“学术焦虑”的现状。学者喻国明（2020）指出，不仅要注重学习能力的转型与提升，更紧要的是用一种新方法、新范式来面对这一既定现实以及现实对传播学提出的新要求。
面对当下研究语境的转型，传播学主动“跨界”，在其他学科领域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如自然语言处理、复杂网络、知识图谱等智能处理技术，与自然科学展开交叉与合作。在这样的研究趋势下，大量“交叉型”学术成果纷至沓来。著名的复杂网络和计算社会科学学者邓肯·瓦茨（Duncan James Watts）2007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科学》（A twenty-first century science）的文章，他指出：“社会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社会系统由海量的异质性个体构成，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使得社会过程充满了复杂性。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的产生，提供了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有利条件。”在瓦茨眼中，社会科学的复杂属性，促使传播学研究模式同时产生裂变效应，积极寻求学科对话、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试验。2009年，随着大卫·拉泽（David Lazer）等15位美国学者在《科学（Science）》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文章，传播学与计算科学、网络科学、数据科学的“交叉区”逐渐成为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新兴领域。学者根据已有经验研判和对未来学科的发展愿景，提出了诸多新型的研究范式，如“信息传播学”、“计算传播学”、“电信传播学”等概念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计算”思维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聚拢和阐释，同时为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展开深刻对话与交锋提供了重要依据（王成军，2017），它融合社会科学的人文基因和自然科学的技术制度，对人类复杂的文化实践和传播行为展开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计算”思维在客观感知、内容生产、传播实践等方面给传播学带来了更广阔和丰富的研究图景，但仍囿于对算法内在的数字、技术、运作逻辑缺乏清晰的认知，使得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无法深入数据内核挖掘更深层的传播价值。同时，因受限于计算方式、流程、虔思方式，对数理和编码的深度倚赖也禁锢了人文学域的预验想象力。以此为孕育土壤的学问增殖背后，看似琳琅满目的知识产出实则是刻板的伪蓬勃发展，却非于“计算”思维的学术地壳深耕，导致了实际成效与理论预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张涛甫，2014）。在新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传播研究如火如荼的当下，将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奉为圭臬的众多学者，仍旧受限于未得以更新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陷入一场用新材料填充旧范式和证明旧理论的假象之中（孙玮，2016）。
面对上述学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症结，传播学亟需从根本理念和立场上作出即时调整，从而转圜传播学的向前道路。当前的传播学依旧在理论外袍的包裹下，向着僵硬的实践道路“一骑绝尘”， 各种研究问题还停留在经验臆断的表层，而不明了背后的蕴意和真实传播现实链接所指何方（单波，2018）。传播畛域上演着目不暇接的高度计算数据化，倘若须探寻一股凝汇突破的矩量源泉，那么迅即垂询人类之汗青便方至始终。上追史乘，思维发展的困境必然与负载其栖息的社会环境休戚相关，也只有通过询叩历史才能把握繁芜丛杂又“深居简出”的先验知识。历史流淌所结是古人绵延的精粹，精粹荟聚耦合便成就了林林总总的哲学思想。现象学在哲学领域因“自明”和“科学”的辩证关系而引人注目。胡塞尔更是通过还原方法揭露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背后的遮蔽与虚幻，指出对主体性特征的忽视和遗忘（姚晓鸥，2010）。此一社会科学对现象学这一技术哲学范式的效仿与吸收，可缓解人文在与自然交锋中的损耗。本文试图对现象学的思想精华进行观照，对中西方哲学传统思想进行借鉴，依据现象学方法的指引，讨论传播学与自然科学杂交面世的“计算”思维的意义与转向路径，厘清“计算”思维的纯粹本质，回归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特质，寻得一条“技术”与“人文”日臻完善的中间道路。
二、 传播学的“计算”思维困境
社会现实的变革令传播学一直处于不断的自我“裂变”与“聚变”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传播学在跨域“杂交”思维的陶染下，使非本学科的底层理论和普适方法论借用传播学的演练场一次次完成面对面碰撞、提升，导致了学术主延展脉络陷入短暂性混乱;另一方面，学科自身的主体话语尚未明晰，“计算”思维的涌入又导致将传播议题与科学方法进行“任意组合”的研究内容大量出现，逐步削弱人文领域具有深刻洞见的思辨，致使人文主义危机的出现。在方法与理论的双重冲击下，传播学似乎一时陷入了不知如何向前的尴尬境地。 其一，传统实证方法在面对新媒体运作机制下生产的浩繁数据时显得计无所出，难以在新阶段的研究范畴和方向上有所施展。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理论与实践活动展开的重要路径。在传播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思想中，实证主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实证主义即运用经验范式主导下的量化方法进行传播学相关研究。该定量研究试图把诞生于自然科学的一应模式引入具备典型社会科学性质的传播学研究中，将传播学视为终极关怀为确论普遍的自然与社会传播规律的类自然科学的逻辑学科之一。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普遍倾向采用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控制等在内的量化研究方法，要么遵循“演绎”的研究思路，从全样本中获取一定数量的样本集，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由小及大”的推演分析;要么采用“小世界”的研究思路，通过对部分实验对象完成相应的实验设计，进行行为比对，从而研判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思路，实证研究均以抽取部分样本为基础核心以此推导或验证普适规律，其本质是一套建立在数理计算方法基石上，涉及测量、统计、收集、运算、分发等过程，用以计算分析对象的特征与规律的有效方法。然而，在经典实证研究框架下，往往存在无法处理全样本数据的局限，这种传统的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代社会传播现象裂变式发展的路径。有限的样本对应着有限的表征，网络化新型平台上的数据样本所涵盖的学术意味或传播规则，远超出量化研究在有限范围内的抽样集合中所提炼得到的价值。有如学者孙玮（2016）指出，过时的研究方法也决定了主流传播学研究在面对新媒体时难以攻克的局限性，即用大众传播时代传统理论范式剖析新媒体的新经验，所看到的固然只能是表面的既有功能和效果的增强、扩大，而无法揭示技术迭代后传播与人之关系的崭新面向。人文社科学者在实际操作中受于技术限制，面对全样本处理时难以全面施展人文优势，使得社会问题在研究层面显得越发“浅尝辄止”。
其二，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传播时代的经典理论逐渐受到冲击，难以解释当下新型的社会规则。不少学者面对“计算”研究的趋势，认为只要适当利用计算型的辅助手段，则能够更好地监测社会运作、洞察社会规律、预测社会趋势、规划社会生活，以实现“一揽子”研究目的（冯仕政，陆美贺，2016）。目前，与新媒体、新传播相关的研究议题迭见杂出，它们不约而同地拟合了相似的研究思路：先列举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并搭建出一套新的定义规范加以描绘，再结合蛛丝马迹和相关理论提出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新假设，接着纳入某一新型数据技术进行介绍并用作分析工具，最后用新现象、新案例、新技术方法验证了一条早已无争议的旧理论。简言之，此类研究实践实则是酒瓶装新酒，强行将新事实材料扣上“新技术+旧范式”的帽子。这样的研究趋势，不仅使传播学方法陷入僵化整合的困境，也无法解释智能时代传播过程中迸发出的新社会现象、新传播模式及新传播效应（徐明华，冯亚凡，2017）。以“技术挪用主义”的主观意识来审视“计算”思维，则会对传播学的知识根基造成反噬，使得整个传播学知识基础的根基再次分崩离析，而整个传播学也不可避免陷入“计算”思维的危机之中。
“计算”思维一方面为传播学界带来新思路新手段，辅助人类解决新闻实践、舆情研究、品牌传播等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反而带给了传播学在新研究方法的更迭和理论演化等方面不可小觑的挑战。规范化、程序化、固定的研究方式缚住了传播学者对于新社会现实背景下的学科漫思，限制人文学者的思辨优势，造成“头身不同步”的奇异景观，即大脑已经处于新媒体时期而身体还遗留在大众传播时代。试图以“计算”思维来博取学界与业界眼球的研究案例数见不鲜，造成学科向前扩广疆域的能动性渐渐式微以至于停滞不前。
三、 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启示
回顾哲学及技术哲学的发展，现象学一向被视为技术哲学先驱，其从本质上揭示了技术与人和宇宙的关系。现象学作为不同于传统中西方哲学的一套思维和方法，始终前行在技术背后的领域，恰好能够成为传播学领域呼吁着的一种哲学明引。现象学作为哲学概念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直到胡塞尔发表了《逻辑研究》一书，标志着现代现象学的真正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现象学开始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伦理学、逻辑学、数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其他非哲学类学科，形成了如现象学伦理学、现象学教育学、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心理学、现象学景观学等众多交叉学科门类（张小龙，曹志平，2013），进一步扩大了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方法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再次得到提升，它和辩证法、分析哲学方法一同被西方哲坛并称为三大方法（王路平，1995）。
现象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现象学从不满足于那些“产生于遥远、含糊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而是希望回到“事实本身”上去，希望“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证性”（倪梁康，2000）。在胡塞尔看来，所谓科学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认知：只有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才能将所有的科学、甚至人类所涵的精神世界，全部囊括进来以此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现象学即是這样一门“严密科学”的哲学。一般自然科学只涉及看到的内容，而现象学却更专注 “看”的本身（邓晓芒，1996）。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分为两个关键步骤——“直接直观”和“本质还原”。第一是“直接直观”，其基本处理原则即是“中止判断”、“悬挂”、“加括号”。首先把研究对象任何世俗的先验预设通通抛弃，包括研究者主观意识的任何前提假设和社会隐喻、含义等，把它们全部“悬挂”起来，或者加上括号放在一旁，避免经验预设遮蔽了研究对象本身最为本质的部分。其次，足够深入查看研究对象的本质，从个别中直接看到普遍，从现象中直接捉到本质，“非常执拗努力地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于现象（施皮格伯格，2011）。”这两个要点其实也是近代哲学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一方面保证了“严密科学”的绝对自明性，另一方面将研究对象从预设中剥离，还原到最本质的范畴。 借托于现象学方法的发展壮大，人们意识到一切的现实问题包括任何经验性的内容和形而上的哲学前提性假设都可能是有待确证的，都可能在某种时刻从某一层面干扰人们对现象本质的真正把握。而为了避免相应情况，现象学方法论提供了较为合适的解决方案：把任何看似正确或具有引导性的前提性假设置于一侧，把它们统一“悬挂”起来;科学研究的焦点任务是对被认知“东西”对人显示何种意义（meaning）以及如何显示等问题进行深刻探索（沃野，1997）。因此，现象学方法与当代西方哲学有广泛的一致性：重视语言和逻辑，意义和价值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伦理理想，理性与非理性的直觉，意识流的描述，结构问题，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人所面临的生活世界（王路平，1995）。现象学本质背后是人类生活世界的互相勾连，并非是超脱实际的、抽象之外的抽象，相反它是具体可感的。从现象学直观的视角切入，谛视处于学科革新之中的社会科学哲学，在积极吸纳现象学方法养分的学科发展模式下，形成了现象学社会科学哲学，即利用现象学的理论和范义来明晰社会科学问题，从而形成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观念和理论沉淀。现象学所代表的技术哲学方法在“人”的层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崭新的发展向度。
四、 “计算”思维的本质还原
如前文所述，现象学以其能够审视社会科学本质的特征，得到众多学科研究者的认可。现象学方法能以一种更加包容、通达的视野来剖视“计算”思维，最大限度地辅佐传播研究学者发现和领受浩瀚无际的人类传播实践和经验。
“计算”思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出现也并非是数字时代和信息化的产物。追溯至发端，“计算性思维”本起源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是指把一切现象还原成“数学”上的“量”的“计算”思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周以真曾指出，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和逻辑是计算思维的根本，网络关系、社会系统等人类行为均以此来进行推演、求解。故“计算思维”这一概念在中西方都不属于完全崭新的词汇。“计算”思维的本质是以数量模型进行量化研究，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本质是数量模型概念体系的差异化，即“计算思维”一直深耕于传播学研究最底部的知识基础。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应用和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社会科学采取的主要范式分为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两大派，并且长期归属于二元对立的研究性质。实证主义多借鉴科学属性显著的量化研究方法，遵循自然科学的逻辑规律以验证传播定律，主要有控制实验、实地调查、内容分析等（姚晓鸥，2010）。批判学派主张采用思考辨析与质性归化，定性式研究则偏好采用人文属性彰着的整体性研究，认为任何传播行为和过程都有其特殊意义，如话语分析、符号互动、史料分析法以及文本分析法等。采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将两类研究方法的先验预设“悬置”起来后可以明晰，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范式本质上都是基于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计算”思维研究方法，虽在数理程度和价值取向上略有差异，表现为样本容量大小有别、研究者介入侧面不一等，但二者始终贯穿以“数”和数据展开，并围绕量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推演和综合。
海德格尔曾用“计算思维”来描述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并将此奉为理性主义哲学的从一追求（徐献军，2017）。“计算”思维下的两种范式也表现出技术理性主义特征的本质：它们遮蔽了媒介工具化的本体，遮蔽了方法论对媒介真相的构造，并遮蔽了社会原理和社会现象的主体性特征。正是源于完整度不高的方法，传播学才更须要对现象学方法采取接收和鉴戒的态度。因此，通过现象学方法对其哲学本原展开剖释的背后，传播学流变的研究方法表象也正一步步被还原为“计算”思维，进而将“计算”思维进行本质还原为理性主义，“计算”思维的神秘色彩才逐渐褪去，显露出不同于人文主义的技术理性主义的哲学本质。
五、 传播学嬗变的进路——“计算”思维回归“纯粹主体”
尽管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日益丰富，然而在外部学科環境历经着与日俱增的变换时，学科内部的繁景也易形成对格局扩张的牵制。基于前文对“计算”思维内涵——“纯粹”主体的剖白，现象学视态下簇拥的本质直观与先验还原两种经典哲学实操方法，也同样能够为传播学涉及的本质认知、功能认知和嬗变进路作出相应思考。
首先，贴近哲学纬度去疏清关乎传播学的本质认知。现象学哲学里所涵盖的“本质”并万事万物所呈现出的自然“表象”，即并不仅仅是人类客观意义上目之能及的所指。现象学旨在引导人类“回到事物本身”，即透过表面“现象”直击事物“原初给予”。传播学作为一门公认无疑的人文社会科学，“人”一向为其研究之核心，再对其传播活动、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提炼出符合科学特性的各般理论范型，再由此发散至多个可延续的方向，形成一个从内向外的“中心扩散式”学科发展谱系（陈蕾，2010）。
其次，运用认知“心法”，打理好关于传播学的效用章法，以塑成不偏不倚的功能认知。海德格尔于存在论中有所指，人类之于世界的根本连接，不在自发性主观意识行为，而在于真实地涉身并朝向世界。科学技术能作为工具辅佐我们获取理论反思，但人文科学的研究圆心理应是围绕生活实践。传播学对日常生活的阐释和剖辨只是最为基本的着眼点，作为一门融合着理论与实践的社会性学科，不仅能够描述多变的传播现象，还要对传播趋势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并采取必要的应对实践。如若传播学研究不能及时、适时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紧密联系，反而将自身长久地束于象牙塔之中，其价值便难以得到印证。如今，学科的钝化迹象已从议题框架、理论搭建、实践环节等方面显露出来，技术的突飞迅进与数媒环境的滞后和脱节正营造出一条有失偏颇的路径，在学科的长期碰撞和融会中被蚕食和陷入边缘化的不安状态。传播学担负着社会进步的高级诉求，在贯彻科技的发展进程中，为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指导性意义，并彰著以传播学科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内在与效力。
最后，传播学嬗变的进路来自传播学者对现实沃土的根植，来自社会组织和科技的施以沃腴，来自哲学、社会、自然科学的历史淀积的共同浇筑。海德格尔曾明言：“技术其本质上即为使存在者显露出来的方式之一”（王莹，2018）。技术在研究中不论是以“用具”而明还是“存在”本身，均不曾改变“计算”思维的基石地位，目的即用以揭示社会实践之下的本质与真实。有如学者丁波涛（2018）认为，“计算”思维在于计算机科学的思维、理念、方法和工具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中的融合与实践，具体表征在于其丰富人文社科的研究对象、开拓研究旨趣、提高研究能力、改进研究方法、优化研究结果等，以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放眼于传播学的自身发展过程，只有把握“吸”——有效吸纳外部动力与“吐”——抛弃预验想象这两大要素，才能将环境力转化为自驱力，从而真正迈入指导性学科的时代。一方面，剔除包裹“计算”思维的技术干扰，以传播学本体性内容——人本旨趣为研究核心。真正落地人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定是围绕满足人类需求这一学科目的为研究最终纲领的。在传播学系统当中，“人”是多元主体的研究对象，绝非只是“计算”思维笼罩下的一个网络结点，也绝非是网络空间的几十或者几百个人类共性标签组成的模式化复制品。如若最终的学科导向偏离人类需求，于人类发展历史轨迹而言意义微弱。另一方面，消解二元对立的局面，允洽融合技术理性和人文思辨，冰释研究方法之间的预设冲突。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加速了传播媒介的迭代，加上人类本身对技术体系的依赖，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孙玮，2016），这无疑是引发传播学学科知识基础混乱的关键导火索。求同存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可靠验证。分歧并非是洪水猛兽，不意味着定会导向冲突和对抗，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少相悖的想法和观念也时常倥偬其道而共生。传播学应秉持多元融合的根本性质，高效地盘活经验派和理性派的观点。系统而结构分明地包容多元学思，才能不偏不倚地摒除外在全部设定而朝向事物本身，以究极严谨的态度洞察纯粹的先验知识。 六、结语
学者李金铨（2018）在其荣休之际曾追溯自己的博士求学经历，在其文章《传播纵横：学术生涯五十年》中，他明确表示：反对只模仿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人”，丢掉人文学科恒久的价值关怀，而应该鼓励和平共处，甚至互相渗透。事实上，埃弗雷特·罗杰斯、达拉斯·斯迈思等西方传播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并反省了西方当时的主流传播学范式局限，反而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始将实证主义主导的传播学研究视为经典（方晓恬，王洪喆，2019）。传播学理应超越传统的学科对立观，扎根于学术研究的共同知识基础，细致地养护培育传播学发展壮大的土壤。在保持学科向好向善演进的同时，秉持着“以人为本，人文与技术共生”的发展理念，一面督促学科想象力的发散，另一方面看清学术热潮背后的本质，警惕技术倒逼人文。
社会科学要求条件与分析相辅相成，前提之愈清晰明确，判断之愈精细入微，由此方可揭开拭去人与社会的多重面纱，见树又见林。（龙强，吴飞，2018）。交流是人类的传播行为扩展的本性与根源，同时亦随同着媒介技术呈现进化倾向。历史的传播实践或已消逝，然而基于“计算”等概念而言也仍属于旧链接的延伸之一，面对看似已脱离历史足迹的新连接，也定能沿着历史经络一探到底。因此，纵观环境、历史和方法等的变迁，无非是干扰后来者寻找研究方向和展开基本理念研究的“障眼法”。本文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对现下学术热潮中的“计算”思维，进行了一番冷思考。剔除所有前提的干扰和各数据算法为学术研究专门定制的实践框架，揭开引领学术热潮的“计算”思维的神秘面纱，厘清其核心的、本质的、甚至倾向于技术理性的特征。回归传播学最重点、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人本旨趣。
传播学认知的重构仅仅是整个学术脉络的部分盘查，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对真正的“任督二脉”——研讨范畴与学理展扬进行掌驭和催进。假使传播学依旧不顾其本就单薄、零散、杂沓的学科知识基础，对其他学科理论奉行“拿来主义”，只会加剧学术脉络的混乱，导致其成为各科学理论交汇的“十字街头”，成为“技术挪用主义”偏袒下的学术“大染缸”，传播学便是以陷入学术研究的终局和工具性的命运之途（龙强，吴飞，2018）。中国传播学者需提炼出一套扎实的华夏学术范式，我们需左手执“计算思维”为进击之刃，右手轻拂“计算”思维的科技外衣。一旦触及本质之层后，在现有传播学以及其他学科理论知识的共同滋养之下，扎根于具有中国特性的社会现实，对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传播问题进行多维度的解释和深入研究，产出既能述清中国现实、又有助于揭示普适规律的原创传播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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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下，人类的传播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改变着人类观察、理解、认知世界的方式（巢乃鹏，2019）。在数字储存技术、挖掘技术和分析技术力量的助推下，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演化成数字化的传播，其行为的可计算性铺陈于生活中各个角落。传播主体、传播路径、传播机制、传播效果等均可被计算和分析，算法依据采集和处理后的信息，重新构筑起一套全新的传播规则，生成精准計算下的“结构化”行为（孙钱斌，2020）。基于海量聚合、交错复杂的数据库样本和生成规制，已经超出经典传播理论研究把握的范畴，给研究范式与方法体系带来了“质变”的挑战。传播学界交织着技术压力与理论重建的责任之感，普遍陷入“学术焦虑”的现状。学者喻国明（2020）指出，不仅要注重学习能力的转型与提升，更紧要的是用一种新方法、新范式来面对这一既定现实以及现实对传播学提出的新要求。
面对当下研究语境的转型，传播学主动“跨界”，在其他学科领域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如自然语言处理、复杂网络、知识图谱等智能处理技术，与自然科学展开交叉与合作。在这样的研究趋势下，大量“交叉型”学术成果纷至沓来。著名的复杂网络和计算社会科学学者邓肯·瓦茨（Duncan James Watts）2007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科学》（A twenty-first century science）的文章，他指出：“社会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社会系统由海量的异质性个体构成，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使得社会过程充满了复杂性。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的产生，提供了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有利条件。”在瓦茨眼中，社会科学的复杂属性，促使传播学研究模式同时产生裂变效应，积极寻求学科对话、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试验。2009年，随着大卫·拉泽（David Lazer）等15位美国学者在《科学（Science）》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文章，传播学与计算科学、网络科学、数据科学的“交叉区”逐渐成为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新兴领域。学者根据已有经验研判和对未来学科的发展愿景，提出了诸多新型的研究范式，如“信息传播学”、“计算传播学”、“电信传播学”等概念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计算”思维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聚拢和阐释，同时为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展开深刻对话与交锋提供了重要依据（王成军，2017），它融合社会科学的人文基因和自然科学的技术制度，对人类复杂的文化实践和传播行为展开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计算”思维在客观感知、内容生产、传播实践等方面给传播学带来了更广阔和丰富的研究图景，但仍囿于对算法内在的数字、技术、运作逻辑缺乏清晰的认知，使得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无法深入数据内核挖掘更深层的传播价值。同时，因受限于计算方式、流程、虔思方式，对数理和编码的深度倚赖也禁锢了人文学域的预验想象力。以此为孕育土壤的学问增殖背后，看似琳琅满目的知识产出实则是刻板的伪蓬勃发展，却非于“计算”思维的学术地壳深耕，导致了实际成效与理论预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张涛甫，2014）。在新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传播研究如火如荼的当下，将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奉为圭臬的众多学者，仍旧受限于未得以更新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陷入一场用新材料填充旧范式和证明旧理论的假象之中（孙玮，2016）。
面对上述学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症结，传播学亟需从根本理念和立场上作出即时调整，从而转圜传播学的向前道路。当前的传播学依旧在理论外袍的包裹下，向着僵硬的实践道路“一骑绝尘”， 各种研究问题还停留在经验臆断的表层，而不明了背后的蕴意和真实传播现实链接所指何方（单波，2018）。传播畛域上演着目不暇接的高度计算数据化，倘若须探寻一股凝汇突破的矩量源泉，那么迅即垂询人类之汗青便方至始终。上追史乘，思维发展的困境必然与负载其栖息的社会环境休戚相关，也只有通过询叩历史才能把握繁芜丛杂又“深居简出”的先验知识。历史流淌所结是古人绵延的精粹，精粹荟聚耦合便成就了林林总总的哲学思想。现象学在哲学领域因“自明”和“科学”的辩证关系而引人注目。胡塞尔更是通过还原方法揭露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背后的遮蔽与虚幻，指出对主体性特征的忽视和遗忘（姚晓鸥，2010）。此一社会科学对现象学这一技术哲学范式的效仿与吸收，可缓解人文在与自然交锋中的损耗。本文试图对现象学的思想精华进行观照，对中西方哲学传统思想进行借鉴，依据现象学方法的指引，讨论传播学与自然科学杂交面世的“计算”思维的意义与转向路径，厘清“计算”思维的纯粹本质，回归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特质，寻得一条“技术”与“人文”日臻完善的中间道路。
二、 传播学的“计算”思维困境
社会现实的变革令传播学一直处于不断的自我“裂变”与“聚变”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传播学在跨域“杂交”思维的陶染下，使非本学科的底层理论和普适方法论借用传播学的演练场一次次完成面对面碰撞、提升，导致了学术主延展脉络陷入短暂性混乱;另一方面，学科自身的主体话语尚未明晰，“计算”思维的涌入又导致将传播议题与科学方法进行“任意组合”的研究内容大量出现，逐步削弱人文领域具有深刻洞见的思辨，致使人文主义危机的出现。在方法与理论的双重冲击下，传播学似乎一时陷入了不知如何向前的尴尬境地。 其一，传统实证方法在面对新媒体运作机制下生产的浩繁数据时显得计无所出，难以在新阶段的研究范畴和方向上有所施展。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理论与实践活动展开的重要路径。在传播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思想中，实证主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实证主义即运用经验范式主导下的量化方法进行传播学相关研究。该定量研究试图把诞生于自然科学的一应模式引入具备典型社会科学性质的传播学研究中，将传播学视为终极关怀为确论普遍的自然与社会传播规律的类自然科学的逻辑学科之一。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普遍倾向采用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控制等在内的量化研究方法，要么遵循“演绎”的研究思路，从全样本中获取一定数量的样本集，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由小及大”的推演分析;要么采用“小世界”的研究思路，通过对部分实验对象完成相应的实验设计，进行行为比对，从而研判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思路，实证研究均以抽取部分样本为基础核心以此推导或验证普适规律，其本质是一套建立在数理计算方法基石上，涉及测量、统计、收集、运算、分发等过程，用以计算分析对象的特征与规律的有效方法。然而，在经典实证研究框架下，往往存在无法处理全样本数据的局限，这种传统的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代社会传播现象裂变式发展的路径。有限的样本对应着有限的表征，网络化新型平台上的数据样本所涵盖的学术意味或传播规则，远超出量化研究在有限范围内的抽样集合中所提炼得到的价值。有如学者孙玮（2016）指出，过时的研究方法也决定了主流传播学研究在面对新媒体时难以攻克的局限性，即用大众传播时代传统理论范式剖析新媒体的新经验，所看到的固然只能是表面的既有功能和效果的增强、扩大，而无法揭示技术迭代后传播与人之关系的崭新面向。人文社科学者在实际操作中受于技术限制，面对全样本处理时难以全面施展人文优势，使得社会问题在研究层面显得越发“浅尝辄止”。
其二，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传播时代的经典理论逐渐受到冲击，难以解释当下新型的社会规则。不少学者面对“计算”研究的趋势，认为只要适当利用计算型的辅助手段，则能够更好地监测社会运作、洞察社会规律、预测社会趋势、规划社会生活，以实现“一揽子”研究目的（冯仕政，陆美贺，2016）。目前，与新媒体、新传播相关的研究议题迭见杂出，它们不约而同地拟合了相似的研究思路：先列举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并搭建出一套新的定义规范加以描绘，再结合蛛丝马迹和相关理论提出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新假设，接着纳入某一新型数据技术进行介绍并用作分析工具，最后用新现象、新案例、新技术方法验证了一条早已无争议的旧理论。简言之，此类研究实践实则是酒瓶装新酒，强行将新事实材料扣上“新技术+旧范式”的帽子。这样的研究趋势，不仅使传播学方法陷入僵化整合的困境，也无法解释智能时代传播过程中迸发出的新社会现象、新传播模式及新传播效应（徐明华，冯亚凡，2017）。以“技术挪用主义”的主观意识来审视“计算”思维，则会对传播学的知识根基造成反噬，使得整个传播学知识基础的根基再次分崩离析，而整个传播学也不可避免陷入“计算”思维的危机之中。
“计算”思维一方面为传播学界带来新思路新手段，辅助人类解决新闻实践、舆情研究、品牌传播等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反而带给了传播学在新研究方法的更迭和理论演化等方面不可小觑的挑战。规范化、程序化、固定的研究方式缚住了传播学者对于新社会现实背景下的学科漫思，限制人文学者的思辨优势，造成“头身不同步”的奇异景观，即大脑已经处于新媒体时期而身体还遗留在大众传播时代。试图以“计算”思维来博取学界与业界眼球的研究案例数见不鲜，造成学科向前扩广疆域的能动性渐渐式微以至于停滞不前。
三、 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启示
回顾哲学及技术哲学的发展，现象学一向被视为技术哲学先驱，其从本质上揭示了技术与人和宇宙的关系。现象学作为不同于传统中西方哲学的一套思维和方法，始终前行在技术背后的领域，恰好能够成为传播学领域呼吁着的一种哲学明引。现象学作为哲学概念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直到胡塞尔发表了《逻辑研究》一书，标志着现代现象学的真正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现象学开始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伦理学、逻辑学、数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其他非哲学类学科，形成了如现象学伦理学、现象学教育学、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心理学、现象学景观学等众多交叉学科门类（张小龙，曹志平，2013），进一步扩大了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方法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再次得到提升，它和辩证法、分析哲学方法一同被西方哲坛并称为三大方法（王路平，1995）。
现象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现象学从不满足于那些“产生于遥远、含糊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而是希望回到“事实本身”上去，希望“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证性”（倪梁康，2000）。在胡塞尔看来，所谓科学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认知：只有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才能将所有的科学、甚至人类所涵的精神世界，全部囊括进来以此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现象学即是這样一门“严密科学”的哲学。一般自然科学只涉及看到的内容，而现象学却更专注 “看”的本身（邓晓芒，1996）。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分为两个关键步骤——“直接直观”和“本质还原”。第一是“直接直观”，其基本处理原则即是“中止判断”、“悬挂”、“加括号”。首先把研究对象任何世俗的先验预设通通抛弃，包括研究者主观意识的任何前提假设和社会隐喻、含义等，把它们全部“悬挂”起来，或者加上括号放在一旁，避免经验预设遮蔽了研究对象本身最为本质的部分。其次，足够深入查看研究对象的本质，从个别中直接看到普遍，从现象中直接捉到本质，“非常执拗努力地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于现象（施皮格伯格，2011）。”这两个要点其实也是近代哲学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一方面保证了“严密科学”的绝对自明性，另一方面将研究对象从预设中剥离，还原到最本质的范畴。 借托于现象学方法的发展壮大，人们意识到一切的现实问题包括任何经验性的内容和形而上的哲学前提性假设都可能是有待确证的，都可能在某种时刻从某一层面干扰人们对现象本质的真正把握。而为了避免相应情况，现象学方法论提供了较为合适的解决方案：把任何看似正确或具有引导性的前提性假设置于一侧，把它们统一“悬挂”起来;科学研究的焦点任务是对被认知“东西”对人显示何种意义（meaning）以及如何显示等问题进行深刻探索（沃野，1997）。因此，现象学方法与当代西方哲学有广泛的一致性：重视语言和逻辑，意义和价值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伦理理想，理性与非理性的直觉，意识流的描述，结构问题，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人所面临的生活世界（王路平，1995）。现象学本质背后是人类生活世界的互相勾连，并非是超脱实际的、抽象之外的抽象，相反它是具体可感的。从现象学直观的视角切入，谛视处于学科革新之中的社会科学哲学，在积极吸纳现象学方法养分的学科发展模式下，形成了现象学社会科学哲学，即利用现象学的理论和范义来明晰社会科学问题，从而形成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观念和理论沉淀。现象学所代表的技术哲学方法在“人”的层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崭新的发展向度。
四、 “计算”思维的本质还原
如前文所述，现象学以其能够审视社会科学本质的特征，得到众多学科研究者的认可。现象学方法能以一种更加包容、通达的视野来剖视“计算”思维，最大限度地辅佐传播研究学者发现和领受浩瀚无际的人类传播实践和经验。
“计算”思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出现也并非是数字时代和信息化的产物。追溯至发端，“计算性思维”本起源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是指把一切现象还原成“数学”上的“量”的“计算”思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周以真曾指出，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和逻辑是计算思维的根本，网络关系、社会系统等人类行为均以此来进行推演、求解。故“计算思维”这一概念在中西方都不属于完全崭新的词汇。“计算”思维的本质是以数量模型进行量化研究，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本质是数量模型概念体系的差异化，即“计算思维”一直深耕于传播学研究最底部的知识基础。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应用和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社会科学采取的主要范式分为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两大派，并且长期归属于二元对立的研究性质。实证主义多借鉴科学属性显著的量化研究方法，遵循自然科学的逻辑规律以验证传播定律，主要有控制实验、实地调查、内容分析等（姚晓鸥，2010）。批判学派主张采用思考辨析与质性归化，定性式研究则偏好采用人文属性彰着的整体性研究，认为任何传播行为和过程都有其特殊意义，如话语分析、符号互动、史料分析法以及文本分析法等。采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将两类研究方法的先验预设“悬置”起来后可以明晰，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范式本质上都是基于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计算”思维研究方法，虽在数理程度和价值取向上略有差异，表现为样本容量大小有别、研究者介入侧面不一等，但二者始终贯穿以“数”和数据展开，并围绕量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推演和综合。
海德格尔曾用“计算思维”来描述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并将此奉为理性主义哲学的从一追求（徐献军，2017）。“计算”思维下的两种范式也表现出技术理性主义特征的本质：它们遮蔽了媒介工具化的本体，遮蔽了方法论对媒介真相的构造，并遮蔽了社会原理和社会现象的主体性特征。正是源于完整度不高的方法，传播学才更须要对现象学方法采取接收和鉴戒的态度。因此，通过现象学方法对其哲学本原展开剖释的背后，传播学流变的研究方法表象也正一步步被还原为“计算”思维，进而将“计算”思维进行本质还原为理性主义，“计算”思维的神秘色彩才逐渐褪去，显露出不同于人文主义的技术理性主义的哲学本质。
五、 传播学嬗变的进路——“计算”思维回归“纯粹主体”
尽管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日益丰富，然而在外部学科環境历经着与日俱增的变换时，学科内部的繁景也易形成对格局扩张的牵制。基于前文对“计算”思维内涵——“纯粹”主体的剖白，现象学视态下簇拥的本质直观与先验还原两种经典哲学实操方法，也同样能够为传播学涉及的本质认知、功能认知和嬗变进路作出相应思考。
首先，贴近哲学纬度去疏清关乎传播学的本质认知。现象学哲学里所涵盖的“本质”并万事万物所呈现出的自然“表象”，即并不仅仅是人类客观意义上目之能及的所指。现象学旨在引导人类“回到事物本身”，即透过表面“现象”直击事物“原初给予”。传播学作为一门公认无疑的人文社会科学，“人”一向为其研究之核心，再对其传播活动、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提炼出符合科学特性的各般理论范型，再由此发散至多个可延续的方向，形成一个从内向外的“中心扩散式”学科发展谱系（陈蕾，2010）。
其次，运用认知“心法”，打理好关于传播学的效用章法，以塑成不偏不倚的功能认知。海德格尔于存在论中有所指，人类之于世界的根本连接，不在自发性主观意识行为，而在于真实地涉身并朝向世界。科学技术能作为工具辅佐我们获取理论反思，但人文科学的研究圆心理应是围绕生活实践。传播学对日常生活的阐释和剖辨只是最为基本的着眼点，作为一门融合着理论与实践的社会性学科，不仅能够描述多变的传播现象，还要对传播趋势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并采取必要的应对实践。如若传播学研究不能及时、适时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紧密联系，反而将自身长久地束于象牙塔之中，其价值便难以得到印证。如今，学科的钝化迹象已从议题框架、理论搭建、实践环节等方面显露出来，技术的突飞迅进与数媒环境的滞后和脱节正营造出一条有失偏颇的路径，在学科的长期碰撞和融会中被蚕食和陷入边缘化的不安状态。传播学担负着社会进步的高级诉求，在贯彻科技的发展进程中，为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指导性意义，并彰著以传播学科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内在与效力。
最后，传播学嬗变的进路来自传播学者对现实沃土的根植，来自社会组织和科技的施以沃腴，来自哲学、社会、自然科学的历史淀积的共同浇筑。海德格尔曾明言：“技术其本质上即为使存在者显露出来的方式之一”（王莹，2018）。技术在研究中不论是以“用具”而明还是“存在”本身，均不曾改变“计算”思维的基石地位，目的即用以揭示社会实践之下的本质与真实。有如学者丁波涛（2018）认为，“计算”思维在于计算机科学的思维、理念、方法和工具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中的融合与实践，具体表征在于其丰富人文社科的研究对象、开拓研究旨趣、提高研究能力、改进研究方法、优化研究结果等，以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放眼于传播学的自身发展过程，只有把握“吸”——有效吸纳外部动力与“吐”——抛弃预验想象这两大要素，才能将环境力转化为自驱力，从而真正迈入指导性学科的时代。一方面，剔除包裹“计算”思维的技术干扰，以传播学本体性内容——人本旨趣为研究核心。真正落地人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定是围绕满足人类需求这一学科目的为研究最终纲领的。在传播学系统当中，“人”是多元主体的研究对象，绝非只是“计算”思维笼罩下的一个网络结点，也绝非是网络空间的几十或者几百个人类共性标签组成的模式化复制品。如若最终的学科导向偏离人类需求，于人类发展历史轨迹而言意义微弱。另一方面，消解二元对立的局面，允洽融合技术理性和人文思辨，冰释研究方法之间的预设冲突。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加速了传播媒介的迭代，加上人类本身对技术体系的依赖，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孙玮，2016），这无疑是引发传播学学科知识基础混乱的关键导火索。求同存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可靠验证。分歧并非是洪水猛兽，不意味着定会导向冲突和对抗，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少相悖的想法和观念也时常倥偬其道而共生。传播学应秉持多元融合的根本性质，高效地盘活经验派和理性派的观点。系统而结构分明地包容多元学思，才能不偏不倚地摒除外在全部设定而朝向事物本身，以究极严谨的态度洞察纯粹的先验知识。 六、结语
学者李金铨（2018）在其荣休之际曾追溯自己的博士求学经历，在其文章《传播纵横：学术生涯五十年》中，他明确表示：反对只模仿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人”，丢掉人文学科恒久的价值关怀，而应该鼓励和平共处，甚至互相渗透。事实上，埃弗雷特·罗杰斯、达拉斯·斯迈思等西方传播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并反省了西方当时的主流传播学范式局限，反而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始将实证主义主导的传播学研究视为经典（方晓恬，王洪喆，2019）。传播学理应超越传统的学科对立观，扎根于学术研究的共同知识基础，细致地养护培育传播学发展壮大的土壤。在保持学科向好向善演进的同时，秉持着“以人为本，人文与技术共生”的发展理念，一面督促学科想象力的发散，另一方面看清学术热潮背后的本质，警惕技术倒逼人文。
社会科学要求条件与分析相辅相成，前提之愈清晰明确，判断之愈精细入微，由此方可揭开拭去人与社会的多重面纱，见树又见林。（龙强，吴飞，2018）。交流是人类的传播行为扩展的本性与根源，同时亦随同着媒介技术呈现进化倾向。历史的传播实践或已消逝，然而基于“计算”等概念而言也仍属于旧链接的延伸之一，面对看似已脱离历史足迹的新连接，也定能沿着历史经络一探到底。因此，纵观环境、历史和方法等的变迁，无非是干扰后来者寻找研究方向和展开基本理念研究的“障眼法”。本文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对现下学术热潮中的“计算”思维，进行了一番冷思考。剔除所有前提的干扰和各数据算法为学术研究专门定制的实践框架，揭开引领学术热潮的“计算”思维的神秘面纱，厘清其核心的、本质的、甚至倾向于技术理性的特征。回归传播学最重点、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人本旨趣。
传播学认知的重构仅仅是整个学术脉络的部分盘查，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对真正的“任督二脉”——研讨范畴与学理展扬进行掌驭和催进。假使传播学依旧不顾其本就单薄、零散、杂沓的学科知识基础，对其他学科理论奉行“拿来主义”，只会加剧学术脉络的混乱，导致其成为各科学理论交汇的“十字街头”，成为“技术挪用主义”偏袒下的学术“大染缸”，传播学便是以陷入学术研究的终局和工具性的命运之途（龙强，吴飞，2018）。中国传播学者需提炼出一套扎实的华夏学术范式，我们需左手执“计算思维”为进击之刃，右手轻拂“计算”思维的科技外衣。一旦触及本质之层后，在现有传播学以及其他学科理论知识的共同滋养之下，扎根于具有中国特性的社会现实，对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传播问题进行多维度的解释和深入研究，产出既能述清中国现实、又有助于揭示普适规律的原创传播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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