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我走过了青少年时代，当兵后我离开了家乡，退役后我又回到了这块故土。随着岁月的变迁，由于工作的繁忙，让我难得回老家。但是，我的心仍时时刻刻眷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眷恋着我的兄弟姐妹，眷恋着我的乡亲父老，眷恋着让我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两年多来，当用摄影的方式完成我的心灵之旅时，那一幅幅令人激动的场景，使我的心灵再一次地受到了洗礼。瞑瞑之中，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民族的伟大，我身为其中一分子，倍感欣慰。
　　静静的硕多岗河，流淌千万年，尽管时间流逝，时代变迁，但生存在这块土地的生灵，仍将繁衍生息，恒久不移。
　　愿我的故乡、愿我的兄弟姐妹、愿我的父老乡亲——扎西德勒。
　　在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25个少数民族，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又多元化的文化现象，使得整个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更显多姿多彩。这种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又折射出与之共存的特殊性，特别是在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其影像建构的认识模式和表达方式，或多或少地也从一种传统的记录形式逐步进入到一种在思维考量转换过程中的主观介入趋势。
　　长期以来，一说到少数民族摄影，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诸如“火把节”、“泼水节”，乃至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活动——婚丧嫁娶等，都简单地归入到少数民族摄影的范畴，从理论上讲，这都没有错。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摄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摄影呢？从我接触的层面看，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将表象视为真谛，一些人一听说什么地方又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了，就相约着像赶大集一样，“长枪短炮”一通狂扫，那种快感仿佛就像中彩票一样。而这种行为，似乎与少数民族摄影内在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是在面对客观现象时，怎样把自己所要传达的影像信息与自己的思维考量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主观介入的程度有多深。前一种只是简单地、表象地记录，仅仅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的好奇、猎奇，这好像与少数民族摄影的内在含义和真谛丝毫没有关系：而后一种则是深入到自己所要表现的影像族群之中，与之欢乐、与之哀愁、与之劳作、与之生活，最终融为一体，再以其不违背客观真实的主观介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
　　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创作，如果没有长时间与拍摄主体的沟通与磨合，如果没有长时间对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有深入细致地了解，从而让对方忘记你的存在，使其认为你是他们中的一分子，那么，你的作品是无法呈现出以之表现的最真实的一面的。主观介入程度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你的拍摄成败。
　　我在拍摄《静静的硕都岗河》之前，思考了将近五年时间，在此期间，我数十次回到故乡，在细致深入的观察中，在与我的父老乡亲相处中，一次次地追忆童年的生活场境，一次次与同胞们沟通交流，和他们一起欢乐，和他们一起悲哀。尽管我离开故乡二三十年，但正是这种主观介入的方式，使得我再一次回到了难以忘怀的岁月。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说的主观介入指的摄影思维方式的介入，并非干预、干扰，并非像一些人所理解的是一种行为干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行为往往给少数民族摄影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一些人为了猎奇，不惜应用夸张手法：一些人为了夺金摘银，不惜造假：更有甚者，有的人为了一幅自己认为可以“出彩”的照片，不惜施舍重金：还有的人不尊重民族宗教的信仰，根本不考虑是否伤害了民族感情，硬要拍摄对象做出有悖民族宗教信仰的恶行。凡此种种，都与我们所说的主观介入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面对云南丰富的、多元的少数民族摄影资源背景，面对时代的变迁、发展和对于人性、现实的关照不断发生的变化，面对各种艺术思潮与各种新兴媒体的影响，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拍摄自己的族群，对一个少数民族摄影师来说，是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有如此，在少数民族摄影的视觉呈现中，才会产生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精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