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命地怀念80年代，因为诗，因为爱，因为青春。
　　人生最美的年华，与世间最美的艺术，交汇于20岁的那一年。
　　在20岁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爱和诗这两棵幼芽，你的人生已经开始失败了。
　　就这层意义来说，我是幸运儿。
　　
　　一
　　
　　1982年7月，我在《长春》月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邂逅》。刊物出版时，正是暑假。我在家乡的小镇沙洋，找到文化馆的图书室，问管理员：“您这里订有《长春》月刊吗？”说实话，我不抱什么希望，撞大运而已。
　　管理员说：“订了的。”
　　“第七期来了没有？”我的心开始急跳起来。
　　“昨天刚来。”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能不能让我翻一下？上面发表了我的诗。”这样说，一则为了顺利拿到刊物，二则，虚荣一下。
　　在管理员走到里间取刊物时，我的腿有点发软。当刊物交到我的手里时，我的手也在发抖。这种来自肉体的激动，只有几年后第一次吻一个女孩子时，才再次发生过。
　　急切地翻开目录，却没有找到我的名字。难道刊物正式通知我的那封信，弄错了？
　　一页页翻过去，在最后几页，总算找到了那首十几行的诗，编在一个“银河集”栏目中。
　　我与自己的铅字姓名第一次相逢。我相信，这个名字不会一直躲在这样的角落里。它要上目录、上头条、上封面……
　　开学了，坐火车回到北京时，是凌晨四点。两位同宿舍的同学，在火车站候了一夜，只为了接我。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完全当得起一个“蠢”字。在80年代初，却时常发生在我们同学之间。
　　一个同学，在拂晓的晨光中，摸出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长春》月刊，说：“快看你的诗！”为了不让同学失望，我装作第一次看见的样子，惊叫一声：“哇！”
　　另一个同学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上学期的哲学课，考试不及格，要补考。”
　　考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斯宾诺莎能考得好！
　　不久收到第一笔稿费：8元人民币。同宿舍的同学，吵着要去吃北京烤鸭。此后的几年，我厚着脸皮，一毛不拔。家里太穷了，弟妹又多。我不仅要靠稿费完成学业，还陆续给家里寄回了500多元。
　　诗歌惠我，只是开始。
　　
　　二
　　
　　1984年3月，我们班上的10名同学，到四川日报实习，时间为一学期。
　　过了几天，报社团委，组织我们实习生到著名的都江堰游览。同学们都上车了，坐在前面，报社团支部书记和三位前来陪我们的报社女孩子，走到车的后面坐下。
　　看到自己的同学和这些主人没有打招呼，我很过意不去，便走到后面，坐在三位女生的前一排，和她们聊起来。
　　旁边的两位女孩，和我聊得起劲，以为我是大城市来的，骗我说：“你看，外面种了多少亩韭菜！”那是麦苗正青的时候，我甚至可以用麦秆做笛子呢！
　　坐在中间的那位，最漂亮，却一言不发，对我小丑一样的表演、表现和殷勤，毫无兴趣。
　　而我说出的任何一句话，其实，都是说给她听的。
　　不久，一位同学过生日，这三位女孩子，也来参加聚会。轮到我出节目时，我拿出1984年3月号的《青年文学》，上面刊登了我七首诗，足足占了近4个页码，还配发了作者简介。
　　我朗诵了上面的一首诗，然后，刊物就被大家传阅起来。
　　不言而喻，我想炫耀的对象，其实就是那个漂亮的川妹子，那个从未和我说过话的人。
　　过了几天，下班很久了，看到她办公室有灯（我们宿舍和她们的办公室在同一栋楼），门半掩着，便麻着胆子，进去和她聊天。
　　她桌上摆着一本书：《唐宋名家诗词选》。
　　我说：“你随便翻到哪首诗，读出上句，我一定能背出下句。”
　　她不信。于是，一首一首读下去，我不等她念完，就能背出下句。
　　她还以为，凡是名牌大学学文科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才学呢。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告诉她：我读中学时，正好有这本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我告诉她：“千万人中，一人而已。”
　　不久，收到了稿费，140元。在80年代初，这不是一笔小钱。我花70元，买了平生第一套西服，记得是黑色，带细微白格子的那种。
　　赛诗之后，壮着胆子，邀请她去郊游。
　　郊区油菜花开得好灿烂。雨后的土地，松软、甜蜜。走累了，她想歇一会儿，我马上将身上的西服脱下来，垫在泥巴地上，完全没有经过思索，自然毫不犹豫。
　　她在几年之后，做了我的老婆，而且，将这一头衔保持至今。
　　
　　三
　　
　　1984年秋，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官方首次准许了“创作自由”这一石破天惊的口号。
　　想到惠特曼、艾青、臧克家等诗人，第一本诗集都是自费出版的。我动了这个念头。
　　一个念头，竟然在全国诗坛，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剧烈的连锁效应。
　　我有一个亲戚，我称“黄叔叔”，在家乡的一家印刷厂工作。我写信给他，问他可不可以印刷诗集。他去找厂长商量，决定给我最便宜的价格：3000册，132页，照片一幅(照片须用铜版纸印刷)，需要1800元。
　　在1984年底，对于一个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补贴的农村大学生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我开始了艰苦却充满温馨的筹款活动。
　　第一笔捐款，来自我的家乡，湖北省荆门市烟垢镇，帐目如下：烟垢区区公所(现为镇政府)、粮管所、财管所、教育组、供销社、烟垢中学，各100元；吴集中学：50元。负责到各单位将捐款收齐并寄给我的，是烟垢中学的罗懋勋老师。
　　一张650元的存款单，被我锁在箱子里。
　　我打印了一封信，寄给全国的诗人。信上写道：“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在校大学生自费出版的诗集。每本的成本，大约为六毛钱。您是诗歌界的前辈、老师，书出版后，我将寄赠给您，请求指教。书是免费的，但如果您能够赞助五角钱以下的邮资，减轻作者的经济压力，则不胜感谢。”
　　诗集的宣传材料和这封要钱的信，都是借系里的滚筒油印机制作的。当时，毛时代结束不久，油印机这类设备，还被当作是政治敏感物品，一般不借用的。
　　10多天后，大量的信件，雪片一般飞来。寄钱给我的，最多10元、最少2元。
　　素不相识的寄钱来的读者中，有安徽望江县汽车修配厂的一位老工人。
　　湖南的老诗人弘征、崔合美、郑玲，都寄了钱来。
　　我记得，弘征老师寄的是10元。1987年湖南出版的《科学诗刊》，诗人彭国粱在写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他写道：“就凭他两手空空却耀武扬威地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大学生个人自费诗集，便可见出他的能耐。他向全国的诗人和诗友寄出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给一个想出诗集的大学生以五角钱以下的赞助。他知道，收信人要么不理他，要理，寄五角钱就不好意思。”
　　我是湖北人。在湖北，最傻的人，也傻不到哪里去，毕竟是“九头鸟”的故乡啊！
　　我还记得，舒婷和流沙河各寄了2元钱，是夹在信封里寄的，并附有亲笔签名的诗集。
　　很快，一张1000元的存款单，就在宿舍同学中间夺来夺去。大家都想将它揣在怀里，体会一下“有钱”的感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