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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年距今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这十年来，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进入编剧时代”、“编剧地位三级跳”、“中国编剧十万元俱乐部”等诸如此类的文章见诸报端。貌似摇笔杆的编剧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与此同时，我们也耳闻许多编剧索要稿酬与维护署名权的案例。好像编剧的地位根本没有改善，仍旧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弱势群体。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相悖的声音都曾和谐地见诸于相同的报端。到底是谁在一厢情愿?不管媒体对编剧的立场如何倒戈，我却深信，在两极之间一定存在着一条虚线，我们试图沿线连接两个极端，还原编剧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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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编剧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石康、六六、宁财神、汪海林、史航……这些明星编剧不仅薪高粮准、名利双收，还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关注。
　　和中国的经济一样，编剧的收入也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能跻身10万元俱乐部的固然是少数，大部分人仍在底层摸爬滚打，两极分化愈发严重。许多苦出头的名编因为吃够了苦头，大多选择金盆洗手，手底下养一帮枪手，只需要把合同里一点零头分拨出来即可。世情往往如此，一线编剧往往要推三阻四，避重就轻，初出茅庐的新人使尽浑身解数，乏人问津。做枪手倒是两相权衡之下，较为优质的选择。他们哑忍着行业内不成文的潜规则，最终沦为无法见光的影子写手。
　　意志坚定的写手，卧薪尝胆之后，写起戏来都能独挑大梁，但要起账来却不能独当一面。太多的草台班子与无良奸商，法治的不够健全，行业的不够规范，让一纸合同失去效力：既不能约束甲方，也不能保障乙方，人心全靠一个自觉。我深信：每一位中国的编剧都有过一段贱卖脑力的阶段，以及索要尾款却颗粒无收的下场。
　　编剧是一部影视作品中最重要的基础建设者，他们像民工一样，默默地承受着不堪负重的劳作，却处于利益链条中的最底层。不仅如此，还常常受到权贵们的盘剥与压榨——不干出点服毒、跳楼之类能引发社会关注的出格事儿，就那点张数微薄的薪水还不一定能囫囵地放进兜里。《我知女人心》的编剧田博就是一例，三稿下来拖了两年的稿酬也没结算清楚。
　　同样是维权，好莱坞编剧罢工是为了争取网络和DVD的分红，而我们的编剧却在争取尾款的结算。一个是要吃好，一个但求吃饱。王海钨不由得感叹：“看人家罢工就像看着天上的月亮。”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已经连续4年组织编剧维权大会。2010年的主题是：
　　“要像关心农民工一样支持编剧的维权”。你看，并非我一个人把两者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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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一部电视剧本，编剧和投资方一般要经历如下过程：谈构思－写故事梗概－订合同－获取定金－列分集大纲－拿分集稿酬－写剧本－拿初稿稿酬－后期修改－再拿定稿稿酬－跟组拍摄－获得全部报酬。
　　一个编剧的知名度和他所拿的阶段稿酬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名编剧可能写完初稿已经拿到总酬劳的70％，新手则不到30％，而且往往没有定金。抛开这些不平等待遇，所有编剧都会遭遇两条经典的霸王条款：一是剧本质量要达到投资方要求的标准为止；二是剧目不开拍不给编剧后面的酬金。
　　于是编剧不再是一部戏中的灵魂，他们被迫沦为逆来顺受的听写者。一个剧本经常是随拍随改，甚至随拍随写，伤筋动骨都是小事，改天换日也有可能——导演的意见，投资方的意见，演员的意见，甚至发盒饭的场工都有幸参与，直至改到编剧呕心沥血，挑灯夜战的十几万字统统消失不见，才算修成正果。如果改得成功，投资方和导演会说这是他们“二度创作”的结果；如果失败，一切脏水合该泼到编剧头顶，窦娥见了都自叹不如。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编剧苦，尝过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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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历来注重声音的效果。承平盛世有敲击乐，天下不靖，惟有依仗大喇叭来收“一统”奇效。他们都明白，谁的嗓门大，便占便宜。相反，那些运动场里举小旗的文明观众，历史大片里的群众演员，各级单位各级领导竞选演说年终总结时“拎个茶杯、溜进会场、假装记录、跟着鼓掌”的良民，因着过分的中庸与谦卑，注定得不到任何关注与关心。池莉告诉我们，有了快感你就喊。冤情更是如此，不喊不伸张，还等着六月飞雪为你做主呢?
　　十年之前，中国编剧一直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却出于文人的矜持而打落门牙和血吞。都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依托于互联网的影响力，编剧利用论坛和微博维权的事例比比皆是。高璇在微博中质疑陈凯歌：剧本是我写的，编剧的署名却不是我，完了打发我一个莫须有的前期剧本创作。试问编剧不正是剧本创作吗?这种鸠占鹊巢式的侵权，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口诛笔伐。虽然电影出来后，编剧一栏依然找不到高璇的名字，但这件事所引发的关注无疑为编剧以后的维权之路又增加了一根牛背上的稻草。
　　路漫漫其修远兮，众多一线编剧在上下求索之后，索性成立了一个编剧公司“喜多瑞”。创始人汪海林说：“以前我们编剧太低调太谦虚，所以声音都被湮没了，现在只是为了发出编剧应该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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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开呻吟与呐喊，中国电视剧这十年来确实诞生了许多收视率与口碑皆赢的精品剧集。兰小龙的《士兵突击》、江奇涛的《人间正道是沧桑》、郭宝昌的《大宅门》、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陈枰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六六的《蜗居》、姜伟的《潜伏》、王宛平的《金婚》、王丽萍的《媳妇的美好时代》……这些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之所以会万人空巷，成功的基础无一不是建立在剧本的扎实之上。
　　一个编剧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不是在稿纸下面垫着一张钞票，也不是独占鳌头的收视率，一个编剧最纯粹而又隐秘的快乐正是来源于创作本身。
　　当横平竖直的文字的肩架手臂在一个编剧的指间滑动起来，大脑掠过那些纷繁复杂的事物，一些审慎而持久的激情被调动起来，敏感的字句以及它们的声音、色彩和质感就这样全都涌到电脑前的指尖上来。每当用电脑敲下一个手脚生动的细节，那种惊喜好像看到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从呆板的空间中站立起来。一个书写者好似悲悯众生的上帝，把一片空白幻化成海市蜃楼，再填满冷暖自知的人生……冰冷的键盘在指掌的敲打中变得温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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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也好，名利也罢，一个编剧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作品的质量，更多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既然影视属于大众传播领域，价格就必须与市场挂钩，市场越规范，价格的水分就越小。
　　十年前，一个卖给CCTV-6的电视电影的剧本不过两三万，如今一个通过三审的剧本最高敢叫价12万，如果一部戏的成本按50万－80万来计算，这个价码已经超过了总投资的10％。
　　当石康、严歌苓、朱苏进、刘恒等一批小说家开始接手编剧的功课，当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开头把“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换成了“改编自XXX小说”，我们的专职编剧，也应该鞠躬反省，为自己敲响警钟。
　　目前，中国编剧界鱼龙混杂，生存环境恶化，缺乏职业操守。你抄我我抄你的情况普遍存在。许多故事打着原创的旗号，背后却拖着好莱坞的影子。难怪投资人会质疑：“过懒猪的生活凭什么拿耕牛的钱?”
　　在未来的十年，编剧在维权的同时，也应该提升自己的素质。内外兼修，双管齐下，唯有如此才能迎来行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