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为7.8％，低于第一季度的8.1％；第二季度GDP增速为7.6％，三年多来增速首次“破8”，略高于7.5％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虽然公布的经济数据中，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消费物价指数（CPI）回落至2.2％等积极信号为未来政策调整提供了空间，然而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形势或比预期更为严峻，加之近期欧洲和亚洲各国央行纷纷放松货币政策和降低利率，显示出世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可能拖累国内经济。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需要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分析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等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在放缓，但在世界经济中仍然保持了相对高位运行态势。反观世界，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继续徘徊，欧洲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程度加深，日本正在从地震影响中恢复，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也出现停滞或“失速”现象。而我国经济仍然属于自主型小幅度高位回落，保持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枝独秀”的局面，为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稳定增长的作用。
　　诚然，我国经济也面临诸多严峻矛盾，进入关键转型时期。市场化改革包括产品、服务市场化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开放逾30年，我国市场化改革处于攻关克难阶段，产品、服务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尚未实质性启动。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机制不顺、开放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部分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而有些地方却严重缺电；有的行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土地价格偏离均衡水平，城市商业地价一再推高，成为部分地区房价暴涨的主因，同时优惠地价甚至实际上的零地价，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争夺投资项目的重要手段。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的现象。
　　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首先要扩大内需，依靠国内需求求发展，包括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提高居民收入、大力发展服务业；其二要调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进一步强化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第三是调整经济内部结构，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规模合理化、区域经济协调化、资源环境可持续化等；第四要实施新一轮改革开放，包括政府与社会职能分工，回归社会公益职能，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深化国企改革，开启生产要素体制实质性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城镇化阶段性特征决定不可忽视投资。近10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连续大于消费，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城镇化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消费所占比重连续下降。我国还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一个阶段性特征；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也需要一定的投资。因此，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应重视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
　　我国仍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新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经济转型的迫切性愈来愈强。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做几件实事以提振信心”，从现实情况出发，是要在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启动并突破一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改革。当前，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CPI压力明显减轻，为改革创造了比较好的氛围，如何抓住这一机会，将危机变成改革的契机，考验着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给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