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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失衡现象，由于中国则连续多年出现“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堆积，因此中国在国际上受到较多的指责并且面临本币持续升值的压力，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台风中心”。而事实上，本币升值对于改变中国对主要贸易国的巨额顺差并无明显作用，国际收支失衡的扭转更应立足于国内需求的刺激和产业政策的调整。由于后升值时代的人民币升值更多的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利益博弈，在今后的发展中，人民币应该求诸于一条国际化发展之路，即可以通过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机制来防范风险，实现内外部的平衡和地区经济的稳定。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需求政策；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一、引言
（一）国际收支失衡的概念及背景
2005年2月，IMF首次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指的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赢余则集中在其他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项目表现为赤字，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赢余。因此，国际收支失衡归根结底是美国的失衡，因此，IMF呼吁全球努力来削减美国的赤字。而中国则由于连年的顺差而处于整个“失衡”事件的中心，面临不断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姑且不论人民币升值对于中美各自的利弊究竟有多少，仔细分析两国各自的贸易顺差，逆差的形成原因就可以对整个国际收支失衡事件给出恰当的解释。（二）国际收支失衡原因的理论分析
1.储蓄—投资缺口说
按照简单的经济学原理，经常项目差额反映的是国内的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即：
CAB＝（X－M）+NY+NCT＝Si＝（Sp+Si）－（Ip+Ii）
其中，Sp和 Ip分别代表私人储蓄和投资； Si 和Ii分别代表政府储蓄和投资。
简化公式为：Si=X-M，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则出口会大于进口，贸易上表现为顺差，反之，投资大于储蓄则表现为逆差。由于中国的高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因此表现为顺差，而美国的投资远大于储蓄，则表现为逆差。因此一国的外部失衡从根本上说是内部失衡的反映。
2.劳动生产率差异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会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增加。有关学者通过比较中美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使得中国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在两国相对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形成顺差。（张曙光2005）
3.“特里芬难题”的解释
当今国际金融秩序仍然是以美元作为本位货币的。美元要有效承担本位币的功能需以其价值稳定作为前提条件，而美元价值的稳定则以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基本条件。美国连年的逆差和国际债务削弱其作为本位币的地位。由于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会遇到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即“特里芬难题”，而如今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特里芬难题”的又一种表述。因此，失衡问题是美元本位制引发的必然。
二、人民币升值不是改善国际收支的良策
（一）一些来自实证检验的有力证据
国内近几年来对于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谢建国（2002）通过运用协整研究整体贸易收支，通过分析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探讨论证人民币汇率贬值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并进而提出改善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最根本的手段是短期控制国内需求，长期增加国内供给。任兆璋（2004）等对中美，中日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差额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调整人民币汇率不是改善中美贸易收支的有效政策工具。沈国兵（2004）通过研究中日贸易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发现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叶永刚（2006）等利用多元协整技术研究双边实际有效汇率，并且考虑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时滞效应，发现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而中日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互为格兰杰原因。这些学者都通过技术上的证明说明：人民币升值并非扭转美国赤字的良策。
（二）升值产生的超调陷阱——Dornbusch的汇率超调（overshooting）模型
单纯的汇率变化而不配合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会形成超调陷阱（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的理论所隐含的基础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都是粘性的，对于各种冲击的反应是缓慢的，而非即时的。因此价格与工资具有拒下刚性，而汇率却是在一个弹性价格市场中被确定的，当面临新的冲击时，汇率可以升值或贬值，这导致汇率的变动和价格的波动产生长期的偏离。简单说：超调模型假定短期内价格与工资有粘性，由于证券市场反应灵敏，利率立即作出变化引起汇率变化，使货币市场恢复均衡，价格有粘性，利率和汇率必定超调。汇率超调的过程图示如下：
注：T0：汇率立即上升到E2，而价格存在粘性，未立即上升[JP]
T1：价格缓慢上升，汇率逐步回调，最后达到均衡点E1
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汇率升值会导致国内的市场价格无法同时变动，因为国内的产业无法在短时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价格的变化，因此会产生汇率超调问题，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很大影响。这里的汇率政策调整显然已经不能将贸易收支失衡来作为依据分析。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的相关产业政策也应该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应该以人民币升值作为契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超调陷阱。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虚拟性”（刘光溪2005），即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快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这与超调模型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有效的解决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汇率政策的单方面调整，而应该同时兼顾国内的其他结构性调整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国内的需求拉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等等问题。
三、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解决方案
后升值时代，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集经济与政治因素于一体而错综复杂，争议四起。中国是否真的存在本币低估而存在升值的潜力？国外尤其是逆差国美国是否真的能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可观收益？坐收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的好处和扭转赤字到底孰更重要？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是“美元本位”制度的必然还是国际化过程中的大势所趋？这些问题至今莫衷一是。然而，中国既然坐处东亚国际收支失衡的中心，面临可能的美元贬值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中国就有必要及时化解风险，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这样的解决措施应该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其一，中国要更多地致力于国内需求，产业政策的调整；其二，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在人民币存在持续的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应该为人民币寻求一条国际化发展道路，就目前的可行性来说，应该加入东亚区域贸易的合作以化解美元作为第三方货币而带来的结算风险。
（一） 国内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所谓的结构性调整包括需求政策方面的和产业政策方面等等。首先是需求方面的结构性调整。应该以扩大内需为主。由于顺差的国内原因是储蓄大于投资，而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又极低，因此，要改变这种不平衡，一要扩大内需，消化储蓄，二要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结构，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扩大内需可以更多的依靠增加农民收入来扩大消费需求，激发潜在的消费潜力，同时应该释放过去由于投资过热所挤压掉的一部分消费。目前可以通过控制房地产价格和石油价格的波动来拉动房地产，轿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由于过去以往我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存在结构性问题，使得不良贷款累积，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又因为“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而使得贷款的投资效率很低。因此银行的结构性调整可以为国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又实现储蓄加快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从而扭转经常项目顺差的局面。
其次是以产业政策为主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要改善国际收支，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要改变潜存的“奖出限入”的重商主义观念。目前我们实行的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来推进贸易政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其阶段性表现就是取消出口退税。这实际上是对不少出口企业进行政策引导。取消出口退税，不仅有利于缓解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问题，更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出口企业在升值预期的背景下及时进行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升级，改变过去以往的“资源导向型”出口模式，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能够减少贸易摩擦的口实。
（二）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走向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人民币升值问题牵涉到政治问题，而中国作为东亚大国而面临政治上的让步，并且同时肩负地区金融稳定的责任。因此，要化解美元贬值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应该寻求一条国际化发展的路径。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一个很好的黄金发展时期。截止到2002年，东亚各国内部的贸易就已经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说明东亚的贸易联系相当紧密，并且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意愿也相当明显，人民币不仅在周边地区的贸易结算中作为主要货币，而且亚洲也有国家将其作为外汇管理的主要参考指标，因此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相当明朗。如果能将加入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清楚，不仅可以化解美元贬值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还可以改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当然，中国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背景下始终都不会因为迫于升值压力的无奈而求诸于四野，或是以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中国始终都不是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中的始作佣者，也不必分担失衡带来的所有成本。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在后升值时代，如果升值是必然，那就利用升值的契机，利用稀缺的资源进行最为有效的配置！
参考文献：
［1］ 华民《国际经济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2］Ronald I.McKinnon 《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3］李扬 余维彬 《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国际金融研究》2006.2
［4］叶永刚等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 《金融研究》2006.4
［5］邱兆祥 《人民币区域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经济学动态》2006.6
［6］刘光溪 王大伟《贸易政策调整滞后与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国际贸易》2006.2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18）
自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失衡现象，由于中国则连续多年出现“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堆积，因此中国在国际上受到较多的指责并且面临本币持续升值的压力，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台风中心”。而事实上，本币升值对于改变中国对主要贸易国的巨额顺差并无明显作用，国际收支失衡的扭转更应立足于国内需求的刺激和产业政策的调整。由于后升值时代的人民币升值更多的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利益博弈，在今后的发展中，人民币应该求诸于一条国际化发展之路，即可以通过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机制来防范风险，实现内外部的平衡和地区经济的稳定。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需求政策；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一、引言
（一）国际收支失衡的概念及背景
2005年2月，IMF首次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指的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赢余则集中在其他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项目表现为赤字，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赢余。因此，国际收支失衡归根结底是美国的失衡，因此，IMF呼吁全球努力来削减美国的赤字。而中国则由于连年的顺差而处于整个“失衡”事件的中心，面临不断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姑且不论人民币升值对于中美各自的利弊究竟有多少，仔细分析两国各自的贸易顺差，逆差的形成原因就可以对整个国际收支失衡事件给出恰当的解释。（二）国际收支失衡原因的理论分析
1.储蓄—投资缺口说
按照简单的经济学原理，经常项目差额反映的是国内的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即：
CAB＝（X－M）+NY+NCT＝Si＝（Sp+Si）－（Ip+Ii）
其中，Sp和 Ip分别代表私人储蓄和投资； Si 和Ii分别代表政府储蓄和投资。
简化公式为：Si=X-M，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则出口会大于进口，贸易上表现为顺差，反之，投资大于储蓄则表现为逆差。由于中国的高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因此表现为顺差，而美国的投资远大于储蓄，则表现为逆差。因此一国的外部失衡从根本上说是内部失衡的反映。
2.劳动生产率差异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会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增加。有关学者通过比较中美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使得中国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在两国相对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形成顺差。（张曙光2005）
3.“特里芬难题”的解释
当今国际金融秩序仍然是以美元作为本位货币的。美元要有效承担本位币的功能需以其价值稳定作为前提条件，而美元价值的稳定则以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基本条件。美国连年的逆差和国际债务削弱其作为本位币的地位。由于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会遇到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即“特里芬难题”，而如今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特里芬难题”的又一种表述。因此，失衡问题是美元本位制引发的必然。
二、人民币升值不是改善国际收支的良策
（一）一些来自实证检验的有力证据
国内近几年来对于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谢建国（2002）通过运用协整研究整体贸易收支，通过分析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探讨论证人民币汇率贬值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并进而提出改善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最根本的手段是短期控制国内需求，长期增加国内供给。任兆璋（2004）等对中美，中日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差额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调整人民币汇率不是改善中美贸易收支的有效政策工具。沈国兵（2004）通过研究中日贸易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发现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叶永刚（2006）等利用多元协整技术研究双边实际有效汇率，并且考虑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时滞效应，发现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而中日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互为格兰杰原因。这些学者都通过技术上的证明说明：人民币升值并非扭转美国赤字的良策。
（二）升值产生的超调陷阱——Dornbusch的汇率超调（overshooting）模型
单纯的汇率变化而不配合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会形成超调陷阱（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的理论所隐含的基础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都是粘性的，对于各种冲击的反应是缓慢的，而非即时的。因此价格与工资具有拒下刚性，而汇率却是在一个弹性价格市场中被确定的，当面临新的冲击时，汇率可以升值或贬值，这导致汇率的变动和价格的波动产生长期的偏离。简单说：超调模型假定短期内价格与工资有粘性，由于证券市场反应灵敏，利率立即作出变化引起汇率变化，使货币市场恢复均衡，价格有粘性，利率和汇率必定超调。汇率超调的过程图示如下：
注：T0：汇率立即上升到E2，而价格存在粘性，未立即上升[JP]
T1：价格缓慢上升，汇率逐步回调，最后达到均衡点E1
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汇率升值会导致国内的市场价格无法同时变动，因为国内的产业无法在短时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价格的变化，因此会产生汇率超调问题，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很大影响。这里的汇率政策调整显然已经不能将贸易收支失衡来作为依据分析。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的相关产业政策也应该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应该以人民币升值作为契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超调陷阱。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虚拟性”（刘光溪2005），即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快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这与超调模型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有效的解决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汇率政策的单方面调整，而应该同时兼顾国内的其他结构性调整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国内的需求拉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等等问题。
三、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解决方案
后升值时代，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集经济与政治因素于一体而错综复杂，争议四起。中国是否真的存在本币低估而存在升值的潜力？国外尤其是逆差国美国是否真的能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可观收益？坐收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的好处和扭转赤字到底孰更重要？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是“美元本位”制度的必然还是国际化过程中的大势所趋？这些问题至今莫衷一是。然而，中国既然坐处东亚国际收支失衡的中心，面临可能的美元贬值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中国就有必要及时化解风险，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这样的解决措施应该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其一，中国要更多地致力于国内需求，产业政策的调整；其二，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在人民币存在持续的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应该为人民币寻求一条国际化发展道路，就目前的可行性来说，应该加入东亚区域贸易的合作以化解美元作为第三方货币而带来的结算风险。
（一） 国内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所谓的结构性调整包括需求政策方面的和产业政策方面等等。首先是需求方面的结构性调整。应该以扩大内需为主。由于顺差的国内原因是储蓄大于投资，而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又极低，因此，要改变这种不平衡，一要扩大内需，消化储蓄，二要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结构，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扩大内需可以更多的依靠增加农民收入来扩大消费需求，激发潜在的消费潜力，同时应该释放过去由于投资过热所挤压掉的一部分消费。目前可以通过控制房地产价格和石油价格的波动来拉动房地产，轿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由于过去以往我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存在结构性问题，使得不良贷款累积，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又因为“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而使得贷款的投资效率很低。因此银行的结构性调整可以为国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又实现储蓄加快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从而扭转经常项目顺差的局面。
其次是以产业政策为主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要改善国际收支，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要改变潜存的“奖出限入”的重商主义观念。目前我们实行的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来推进贸易政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其阶段性表现就是取消出口退税。这实际上是对不少出口企业进行政策引导。取消出口退税，不仅有利于缓解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问题，更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出口企业在升值预期的背景下及时进行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升级，改变过去以往的“资源导向型”出口模式，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能够减少贸易摩擦的口实。
（二）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走向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人民币升值问题牵涉到政治问题，而中国作为东亚大国而面临政治上的让步，并且同时肩负地区金融稳定的责任。因此，要化解美元贬值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应该寻求一条国际化发展的路径。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一个很好的黄金发展时期。截止到2002年，东亚各国内部的贸易就已经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说明东亚的贸易联系相当紧密，并且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意愿也相当明显，人民币不仅在周边地区的贸易结算中作为主要货币，而且亚洲也有国家将其作为外汇管理的主要参考指标，因此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相当明朗。如果能将加入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清楚，不仅可以化解美元贬值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还可以改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当然，中国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背景下始终都不会因为迫于升值压力的无奈而求诸于四野，或是以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中国始终都不是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中的始作佣者，也不必分担失衡带来的所有成本。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在后升值时代，如果升值是必然，那就利用升值的契机，利用稀缺的资源进行最为有效的配置！
参考文献：
［1］ 华民《国际经济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2］Ronald I.McKinnon 《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3］李扬 余维彬 《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国际金融研究》2006.2
［4］叶永刚等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 《金融研究》2006.4
［5］邱兆祥 《人民币区域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经济学动态》2006.6
［6］刘光溪 王大伟《贸易政策调整滞后与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国际贸易》2006.2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