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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0年7月下旬，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了湖南省省会长沙。新披露的海外史料从更宽广的视野对此进行了评价。红三军团一打长沙收获很大，大大鼓舞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南京国民政府予以沉重一击，加剧了其内部的猜疑和分裂，使各国对红军产生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 彭德怀；一打长沙；日本馆藏档案；毛泽东；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D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1-0089-04
1930年7月下旬，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一举攻克了湖南省省会长沙（史称“一打长沙”），这是红军自正式成立以来第一次占领省会城市，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事。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部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乃至彭德怀本人都认为一打长沙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代表作”[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新史料的披露，特别是海外史料的发现，我们有必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
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将其重点放在是否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及占领长沙的经过上，而对于其产生的影响一般仅仅是“中外震动”一笔带过，“中外”究竟如何“震动”，对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海外产生了什么影响，皆语焉不详。长期以来我们存在过低、片面評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倾向。本文主要依据日本馆藏的档案资料，跳出一打长沙是否执行立三路线的旧有窠臼，对红三军团一打长沙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究。
一、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的鼓舞
首先，对于红三军团自身来说，占领长沙获得了补给，增强了自身力量。彭德怀对此回忆到，“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以及俘虏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2]。日本当时也注意到，“红军打游击时就严重缺医少药。1930年7月红军占领长沙时，得到了大批药品，并带走了几名医生……之后，红军的枪支弹药及人马都大大得以扩充，现有势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
其次，大大推动了湖南省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红三军团甫一进入长沙，就立即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出版了《红军日报》，公布了十大纲领。随即成立湖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城市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在农村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并打开监狱，释放了数千名“罪犯”，其中有的人当场参加红军，有的人表示领取路费，回去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日本驻长沙领事馆报告到，“占领该省省政府所在地、拥有约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长沙达十天之久，在当地推行共产主义政策，大大鼓舞了省内各地红军以及共产主义者”[4]。日本外务省也认为，“连政府军重点据守的岳州和长沙都能落入共军之手，如果不采取特别手段的话，湖南全境被赤化则只是时间问题，湘鄂赣苏维埃的发展真是令人刮目相看”[5]。
湖南各地的地方红军深受鼓舞，积极配合红三军团。在红三军团撤出长沙之后，何键派部队展开了追击。但1930年9月2日何键在与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谈话中感慨到，“部队追到湖南东南部时，遭到当地农民军的阻击，前行困难”[6]。也就是说，红三军团得到了当地支持这次军事活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才得以顺利撤离。
一打长沙对周边各省的红军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在报告中说到，“今（1930——原文）年7月27日，彭德怀的第五军和黄公略的第八军长驱千里，攻陷长沙，突然湖北各地的红军异口同声提出要夺取汉口，各军遥相呼应，随后以汉口为目标开始进军，一时间波及武汉郊外数里之地”[7]。
正如部分先行研究所论证的那样，彭德怀并未试图固守长沙，而是及时撤出，这与立三路线也是背道而驰的，为此甚至还遭到了立三本人的严厉批评。对此，毛泽东曾经评价到，“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的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可以认为是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反响也是非常大的”[8]。我们可以从日本档案中的记载印证毛泽东所说的“反响”，“全国的红军和苏区内的士气突然高漲，同时一直以来以中国南方各省为重心的共产党中央及各支红军再次将其目标转向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湖南全省的共产党及左倾工农的气势尤盛，各苏区内的气氛相当热烈，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9]。身处长沙的糟谷廉二进一步认为，“虽然攻占汉口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岳州、长沙、大治等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相当重要的地区相继被红军占领，而且红军能击败拥有武器、兵力等有优势的政府军，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10]。
由上可见，红军一打长沙，对当时其他红军的鼓舞甚大，极大地坚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信念。
二、对国民政府的打击
红军占领长沙后，在处决了苏先骏等叛徒之后立即镇压当地的反动派。“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1]、教育厅长黄士衡、清乡司令部参议罗先□、湖南明德中学校长胡元汉、华实纺织公司总经理何某（何键之兄），湖南财政特派员李凤辉等30余人作为反动派被处以死刑；400余人被逮捕；3000余名何键的部下被处以死刑”[12]。
省城长沙失陷对湖南地方政府犹如晴天霹雳。日本驻长沙领事馆报告到，“自长沙事件以来，何键在省内威信扫地。目前省内共产党十分活跃，排何运动日益高涨，他辞职只是时间问题。民间已经开始猜测继任人选了，有人认为是贾耀祖，有人认为是鲁涤平。……鉴于此，过去长沙沦陷时神经极为敏感的当地士绅对此十分紧张，各政府机构、社会团队也对此极为焦虑，苦思对策。派湖南省善后委员会代表黄贞元、长沙市商会代表王尹衡、省教育会代表成希文前往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处，恳请派兵围剿。此外，本月5日时湖南省善后委员致电蒋介石，请求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共军，并指出过去剿共的不足之处，表示出对何键的不信任”[13]。因为传言过盛，同时日本的《每日新闻》对此也疏于甄别，于1930年10月24日刊登了题为《长沙事件的责任人何键被监禁——近期被送往南京》的报道，何键得知后大为恼火，立即指示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长易书竹与糟谷廉二取得联系，由糟谷廉二报告给驻上海代公使重光葵，结果“对发行该报纸的负责人进行严厉处理，令其迅速修正内容，消除误会”[14]。何键也立即向中央请辞，谓之“省城沦陷，愧愤填胸”[15]。但蒋介石环顾左右，认为此时无人能取代何键，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来慰留电报，何键得以留任，但其威信扫地，无法良好继续开展工作，后蒋介石不得不以鲁涤平取而代之。 一打长沙对南京政府可谓是沉重一击，外务省对此评论到，“自1927年8月6日贺龙、叶挺、朱德三支队伍弃守南昌，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打游击之后，红军经常出没在华中华南各地，中小城市自不待言，连省政府所在地的长沙、广州都被占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南京政府威信扫地。……现在围剿红军已经不仅事关政府的威信，而是关系到国民政府的根基，乃至动摇全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重大问题”[16]。苏联《真理报》指出，“对于红军占领长沙，帝国主义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帝国主义者一致要求南京政府进一步打压苏维埃政府，认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不值得信赖，农民革命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军中的无产者甚至倒戈，投奔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分给他们家人的苏维埃政府那里”[17]。换言之，一打长沙之后，国内外对南京政府统治中国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压力空前。
当时正值中原大战之际，南京政府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混乱不堪。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观察如下：
“此次共产党搅湘事件，从以下各方面来看，实为汪精卫唆使共产党的结果。据戴季陶先生4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报告称，主持扩大会议的是汪精卫，红军占领长沙事件恰在汪氏到（北——译者）平之后发生；共产党固然不与扩大会议有关系，但彼此互相利用，破坏大局，则是必有的事。……长沙之祸继扩会（扩大会议——译者）而起，很明显是受改组派的怂恿。……据胡汉民先生立法院纪念周中演说称，长沙事件正发生于汪精卫到平，开什么扩大会议的时期，我们回想16年（民国16年，即1927年——译者注）汪精卫在沪会议的时候，便唆使黄琪翔、张发奎焚杀广州的事实，对于此次事变，不能不说与汪精卫以及所謂扩大会议有严重的关系。而汪精卫对人表示亦谓已命李宗仁放弃广西，进驻长沙，这是他们勾结共产党最明显、最有力的证据。……在此，我们深信汪精卫一面既勾结阎、冯军阀组织伪政府，一面又唆使共产党去夺长沙，其目的只在搅乱中国全局以满足其个人的支配欲和领袖欲”[18]。
连戴季陶、胡汉民这些国民党大员都认为汪精卫与一打长沙有关，可见红军一打长沙在国民党内部反响之巨，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也加深了军阀之间的敌视，为各地红军的壮大争取了时间。
三、各国对红军的重新认识
因为立三路线是当时共产国际错误政策的产物，因此苏联对此反响热烈。《真理报》在文章的开篇就欢呼红军胜利占领长沙，将其定位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认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不仅是为了维持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维护租界治外法权以及本国银行和企业的利益，确保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海外市场，还有更为深远的图谋。即与这些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息息相关。现在中国的苏维埃是印度、印度支那、朝鲜、菲律宾、南洋诸岛、整个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红色灯塔”[19]。
共产国际把红军一打长沙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次元中进行论述，认为包括在长沙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是“整个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红色灯塔”，指出这次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胜利。
在此补充一点，各先行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一打长沙是否执行立三路线上，而日本却并没有提及立三路线，而是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分析这次事件。外务省认为，“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的武装暴动，到同年12月广州暴动，均归于失败。其后果是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党员，为党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障碍。1928年2月共产国际又突然一改过去的方针，放弃武装暴动的政策，发出指令今后尽量避免盲动主义，一心一意展开潜伏，致力于争取群众并使之组织化。而1930年初中原大战后红军开始活跃，共产国际突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将来十分乐观，认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命令红军攻占岳阳和长沙，尽全力占领湖南全省。以上这些前后不一致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缺乏定见暴露无遗”[20]。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只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与是否执行立三路线无关。
英美两国也受到震动，他们的着眼点是自己侨民的安全，但两国的反应不尽相同。1930年8月6日，英国驻美大使造访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透露受到红军占领长沙事件的影响，将从上海向汉口秘密派遣步兵的事宜。而史汀生对此的答复是，“美国政府认为目前只要红军不进攻武汉，局势就不必担忧……并不需要采取新行动”[21]。两者对此态度不一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在武汉有租界，而美国却没有。
在各个国家中，日本对此最为关注。原因有三：其一，在此次红军占领长沙事件中，各国中日本损失最大，连领事馆都被完全烧毁；其二，在汉口有日租界；其三，日本处于侵华的前夜，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在意，以便为日后侵华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提供依据。不仅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连续向国内提交报告，而且红军占领长沙的两天后，即7月29日外务省突然组织调查团来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进行全面调查。这次调查由外务大臣亲自下令，由外务省高官来华统筹，动员日本驻中国各地的10余处使领馆，最后作成的调查报告厚达446页，涉及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方面，如此倾尽全力来进行调查并作成报告极为少见。日本国内的报纸对此也十分关心，第一时间报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受损情况，以及日侨的情况。《读卖新闻》在题为《何键先生也对共产党军队的强大表示感叹——访谈视察长沙之后回到漢口的桑岛参事官》的报道中，对战后长沙的基本情况做了报道[22]。
通过这次事件，日本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是红军的性质，当时就有人这么怀疑，“红军自成立以来，因为通信和交通不发达，各苏区不仅偏远，而且相距甚远，红军是否各自为战，而且近代中国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地方军阀比比皆是，红军是否也是如此呢？”在一打长沙之后日本不得不承认，“从他们占领长沙或其他地区之后维持地方治安的情况来看，他们与一般土匪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占领城市之后立即破坏政府、银行、外国企业等，杀害或流放高级政府官员。对一般的中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则秋毫无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红军确实在执行其打倒军阀及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土豪劣绅等口号。他们在占领城市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米价，廉价售卖粮食，或者变更铜钱和银币换算率等，积极为无产阶级谋求利益”[23]。 此外，日本对红军的战斗力也有了重新认识，“总而言之，红军，至少第四军以及正规的红军已经具有相当的组织和训练水平，并且遵从较为严格的纪律而行动。从其占领长沙、景德镇等地的情况来看，可以说红军并没有逊色于国民党的军队”[24]。彭德怀也因此战而享誉中外，“最近因为攻占长沙而震惊中外彭德怀的第五军的实力目前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一直接受朱毛红军的指导和援助”，这也是笔者所见最早有关彭德怀的国际评价。
日本外务省调查团回国之后，专门撰写并提交了《红军攻占长沙经过报告》，总结了几点：“受到红军掠夺的主要是豪绅、军阀的宅邸、大商店等，而贫民百姓受到红军的破坏很小；何键部入城后大肆索拿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乘着夜色大肆掠夺。掠夺时不仅以原掠夺者为对象，还以无辜百姓为对象。至于军费的征收，政府军与红军也相差不大；在实施社会救济方面，红军要胜于政府军”。并最后感叹到，“这些事实不经过亲身调查无从获知。所谓红军非人道的行动多是南京政府的宣传，事实上红军做的比政府军还要出色”[25]。
考虑到在此次事件中日本遭受了巨大损失，还能发出了“紅军做的比政府军还要出色”的感慨，足以证明红军当时军纪严明，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出当时南京政府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苏士甲·关于红三军团一打长沙的问题[N].近代史研究，1984-10-62.
[2] 彭德怀·彭德怀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56.
[3][6][10][17][25]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四）（编号：B02031986300）[G]. 1930：23，34，15，19，44.
[4][5][9]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三）（编号：B02031986200）[G]. 1930：11，23，44.
[7]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一）（编号：B02031986000）[G]. 1930：3.
[8]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204.
[11] 辨识不清，下同。
[12] 共军占领中国名城长沙[N].1930-08-04：24.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何键请辞电文.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17.
[15]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館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軍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编号：B02032016600）[G].1930：47.
[16][20][24]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軍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3）（编号：B02032016800）[G].1930：28，9，8.
[18]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二）（编号：B02031986100）[G].1930：38.
[19]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一般/7 研究資料 第十五 中国赤軍の発展情勢（1）（编号：B02031986100）[G].1930：64.
[21]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昭和5年6月19日から昭和6年6月13日（编号：B02032055000）[G].1930：22.
[22] 何键先生也对共产党军队的强大表示感叹——访谈视察长沙之后回到汉口的桑岛参事官[N].读卖新闻，1930-09-15.
[23]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一般/7 研究資料 第十五 中国赤軍の発展情勢（2）（编号：B02031986500）[G].1930：51.
责任编辑：郭丽娟
〔关键词〕 彭德怀；一打长沙；日本馆藏档案；毛泽东；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D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1-0089-04
1930年7月下旬，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一举攻克了湖南省省会长沙（史称“一打长沙”），这是红军自正式成立以来第一次占领省会城市，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事。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部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乃至彭德怀本人都认为一打长沙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代表作”[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新史料的披露，特别是海外史料的发现，我们有必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
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将其重点放在是否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及占领长沙的经过上，而对于其产生的影响一般仅仅是“中外震动”一笔带过，“中外”究竟如何“震动”，对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海外产生了什么影响，皆语焉不详。长期以来我们存在过低、片面評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倾向。本文主要依据日本馆藏的档案资料，跳出一打长沙是否执行立三路线的旧有窠臼，对红三军团一打长沙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究。
一、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的鼓舞
首先，对于红三军团自身来说，占领长沙获得了补给，增强了自身力量。彭德怀对此回忆到，“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以及俘虏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2]。日本当时也注意到，“红军打游击时就严重缺医少药。1930年7月红军占领长沙时，得到了大批药品，并带走了几名医生……之后，红军的枪支弹药及人马都大大得以扩充，现有势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
其次，大大推动了湖南省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红三军团甫一进入长沙，就立即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出版了《红军日报》，公布了十大纲领。随即成立湖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城市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在农村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并打开监狱，释放了数千名“罪犯”，其中有的人当场参加红军，有的人表示领取路费，回去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日本驻长沙领事馆报告到，“占领该省省政府所在地、拥有约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长沙达十天之久，在当地推行共产主义政策，大大鼓舞了省内各地红军以及共产主义者”[4]。日本外务省也认为，“连政府军重点据守的岳州和长沙都能落入共军之手，如果不采取特别手段的话，湖南全境被赤化则只是时间问题，湘鄂赣苏维埃的发展真是令人刮目相看”[5]。
湖南各地的地方红军深受鼓舞，积极配合红三军团。在红三军团撤出长沙之后，何键派部队展开了追击。但1930年9月2日何键在与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谈话中感慨到，“部队追到湖南东南部时，遭到当地农民军的阻击，前行困难”[6]。也就是说，红三军团得到了当地支持这次军事活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才得以顺利撤离。
一打长沙对周边各省的红军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在报告中说到，“今（1930——原文）年7月27日，彭德怀的第五军和黄公略的第八军长驱千里，攻陷长沙，突然湖北各地的红军异口同声提出要夺取汉口，各军遥相呼应，随后以汉口为目标开始进军，一时间波及武汉郊外数里之地”[7]。
正如部分先行研究所论证的那样，彭德怀并未试图固守长沙，而是及时撤出，这与立三路线也是背道而驰的，为此甚至还遭到了立三本人的严厉批评。对此，毛泽东曾经评价到，“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的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可以认为是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反响也是非常大的”[8]。我们可以从日本档案中的记载印证毛泽东所说的“反响”，“全国的红军和苏区内的士气突然高漲，同时一直以来以中国南方各省为重心的共产党中央及各支红军再次将其目标转向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湖南全省的共产党及左倾工农的气势尤盛，各苏区内的气氛相当热烈，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9]。身处长沙的糟谷廉二进一步认为，“虽然攻占汉口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岳州、长沙、大治等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相当重要的地区相继被红军占领，而且红军能击败拥有武器、兵力等有优势的政府军，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10]。
由上可见，红军一打长沙，对当时其他红军的鼓舞甚大，极大地坚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信念。
二、对国民政府的打击
红军占领长沙后，在处决了苏先骏等叛徒之后立即镇压当地的反动派。“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1]、教育厅长黄士衡、清乡司令部参议罗先□、湖南明德中学校长胡元汉、华实纺织公司总经理何某（何键之兄），湖南财政特派员李凤辉等30余人作为反动派被处以死刑；400余人被逮捕；3000余名何键的部下被处以死刑”[12]。
省城长沙失陷对湖南地方政府犹如晴天霹雳。日本驻长沙领事馆报告到，“自长沙事件以来，何键在省内威信扫地。目前省内共产党十分活跃，排何运动日益高涨，他辞职只是时间问题。民间已经开始猜测继任人选了，有人认为是贾耀祖，有人认为是鲁涤平。……鉴于此，过去长沙沦陷时神经极为敏感的当地士绅对此十分紧张，各政府机构、社会团队也对此极为焦虑，苦思对策。派湖南省善后委员会代表黄贞元、长沙市商会代表王尹衡、省教育会代表成希文前往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处，恳请派兵围剿。此外，本月5日时湖南省善后委员致电蒋介石，请求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共军，并指出过去剿共的不足之处，表示出对何键的不信任”[13]。因为传言过盛，同时日本的《每日新闻》对此也疏于甄别，于1930年10月24日刊登了题为《长沙事件的责任人何键被监禁——近期被送往南京》的报道，何键得知后大为恼火，立即指示省政府秘书处秘书长易书竹与糟谷廉二取得联系，由糟谷廉二报告给驻上海代公使重光葵，结果“对发行该报纸的负责人进行严厉处理，令其迅速修正内容，消除误会”[14]。何键也立即向中央请辞，谓之“省城沦陷，愧愤填胸”[15]。但蒋介石环顾左右，认为此时无人能取代何键，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来慰留电报，何键得以留任，但其威信扫地，无法良好继续开展工作，后蒋介石不得不以鲁涤平取而代之。 一打长沙对南京政府可谓是沉重一击，外务省对此评论到，“自1927年8月6日贺龙、叶挺、朱德三支队伍弃守南昌，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打游击之后，红军经常出没在华中华南各地，中小城市自不待言，连省政府所在地的长沙、广州都被占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南京政府威信扫地。……现在围剿红军已经不仅事关政府的威信，而是关系到国民政府的根基，乃至动摇全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重大问题”[16]。苏联《真理报》指出，“对于红军占领长沙，帝国主义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帝国主义者一致要求南京政府进一步打压苏维埃政府，认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不值得信赖，农民革命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军中的无产者甚至倒戈，投奔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分给他们家人的苏维埃政府那里”[17]。换言之，一打长沙之后，国内外对南京政府统治中国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压力空前。
当时正值中原大战之际，南京政府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混乱不堪。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观察如下：
“此次共产党搅湘事件，从以下各方面来看，实为汪精卫唆使共产党的结果。据戴季陶先生4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报告称，主持扩大会议的是汪精卫，红军占领长沙事件恰在汪氏到（北——译者）平之后发生；共产党固然不与扩大会议有关系，但彼此互相利用，破坏大局，则是必有的事。……长沙之祸继扩会（扩大会议——译者）而起，很明显是受改组派的怂恿。……据胡汉民先生立法院纪念周中演说称，长沙事件正发生于汪精卫到平，开什么扩大会议的时期，我们回想16年（民国16年，即1927年——译者注）汪精卫在沪会议的时候，便唆使黄琪翔、张发奎焚杀广州的事实，对于此次事变，不能不说与汪精卫以及所謂扩大会议有严重的关系。而汪精卫对人表示亦谓已命李宗仁放弃广西，进驻长沙，这是他们勾结共产党最明显、最有力的证据。……在此，我们深信汪精卫一面既勾结阎、冯军阀组织伪政府，一面又唆使共产党去夺长沙，其目的只在搅乱中国全局以满足其个人的支配欲和领袖欲”[18]。
连戴季陶、胡汉民这些国民党大员都认为汪精卫与一打长沙有关，可见红军一打长沙在国民党内部反响之巨，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也加深了军阀之间的敌视，为各地红军的壮大争取了时间。
三、各国对红军的重新认识
因为立三路线是当时共产国际错误政策的产物，因此苏联对此反响热烈。《真理报》在文章的开篇就欢呼红军胜利占领长沙，将其定位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认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不仅是为了维持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维护租界治外法权以及本国银行和企业的利益，确保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海外市场，还有更为深远的图谋。即与这些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息息相关。现在中国的苏维埃是印度、印度支那、朝鲜、菲律宾、南洋诸岛、整个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红色灯塔”[19]。
共产国际把红军一打长沙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次元中进行论述，认为包括在长沙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是“整个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红色灯塔”，指出这次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胜利。
在此补充一点，各先行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一打长沙是否执行立三路线上，而日本却并没有提及立三路线，而是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分析这次事件。外务省认为，“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的武装暴动，到同年12月广州暴动，均归于失败。其后果是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党员，为党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障碍。1928年2月共产国际又突然一改过去的方针，放弃武装暴动的政策，发出指令今后尽量避免盲动主义，一心一意展开潜伏，致力于争取群众并使之组织化。而1930年初中原大战后红军开始活跃，共产国际突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将来十分乐观，认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命令红军攻占岳阳和长沙，尽全力占领湖南全省。以上这些前后不一致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缺乏定见暴露无遗”[20]。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只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与是否执行立三路线无关。
英美两国也受到震动，他们的着眼点是自己侨民的安全，但两国的反应不尽相同。1930年8月6日，英国驻美大使造访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透露受到红军占领长沙事件的影响，将从上海向汉口秘密派遣步兵的事宜。而史汀生对此的答复是，“美国政府认为目前只要红军不进攻武汉，局势就不必担忧……并不需要采取新行动”[21]。两者对此态度不一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在武汉有租界，而美国却没有。
在各个国家中，日本对此最为关注。原因有三：其一，在此次红军占领长沙事件中，各国中日本损失最大，连领事馆都被完全烧毁；其二，在汉口有日租界；其三，日本处于侵华的前夜，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在意，以便为日后侵华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提供依据。不仅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连续向国内提交报告，而且红军占领长沙的两天后，即7月29日外务省突然组织调查团来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进行全面调查。这次调查由外务大臣亲自下令，由外务省高官来华统筹，动员日本驻中国各地的10余处使领馆，最后作成的调查报告厚达446页，涉及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方面，如此倾尽全力来进行调查并作成报告极为少见。日本国内的报纸对此也十分关心，第一时间报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受损情况，以及日侨的情况。《读卖新闻》在题为《何键先生也对共产党军队的强大表示感叹——访谈视察长沙之后回到漢口的桑岛参事官》的报道中，对战后长沙的基本情况做了报道[22]。
通过这次事件，日本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是红军的性质，当时就有人这么怀疑，“红军自成立以来，因为通信和交通不发达，各苏区不仅偏远，而且相距甚远，红军是否各自为战，而且近代中国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地方军阀比比皆是，红军是否也是如此呢？”在一打长沙之后日本不得不承认，“从他们占领长沙或其他地区之后维持地方治安的情况来看，他们与一般土匪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占领城市之后立即破坏政府、银行、外国企业等，杀害或流放高级政府官员。对一般的中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则秋毫无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红军确实在执行其打倒军阀及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土豪劣绅等口号。他们在占领城市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米价，廉价售卖粮食，或者变更铜钱和银币换算率等，积极为无产阶级谋求利益”[23]。 此外，日本对红军的战斗力也有了重新认识，“总而言之，红军，至少第四军以及正规的红军已经具有相当的组织和训练水平，并且遵从较为严格的纪律而行动。从其占领长沙、景德镇等地的情况来看，可以说红军并没有逊色于国民党的军队”[24]。彭德怀也因此战而享誉中外，“最近因为攻占长沙而震惊中外彭德怀的第五军的实力目前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一直接受朱毛红军的指导和援助”，这也是笔者所见最早有关彭德怀的国际评价。
日本外务省调查团回国之后，专门撰写并提交了《红军攻占长沙经过报告》，总结了几点：“受到红军掠夺的主要是豪绅、军阀的宅邸、大商店等，而贫民百姓受到红军的破坏很小；何键部入城后大肆索拿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乘着夜色大肆掠夺。掠夺时不仅以原掠夺者为对象，还以无辜百姓为对象。至于军费的征收，政府军与红军也相差不大；在实施社会救济方面，红军要胜于政府军”。并最后感叹到，“这些事实不经过亲身调查无从获知。所谓红军非人道的行动多是南京政府的宣传，事实上红军做的比政府军还要出色”[25]。
考虑到在此次事件中日本遭受了巨大损失，还能发出了“紅军做的比政府军还要出色”的感慨，足以证明红军当时军纪严明，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出当时南京政府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苏士甲·关于红三军团一打长沙的问题[N].近代史研究，1984-10-62.
[2] 彭德怀·彭德怀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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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三）（编号：B02031986200）[G]. 1930：11，23，44.
[7]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一）（编号：B02031986000）[G]. 1930：3.
[8]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204.
[11] 辨识不清，下同。
[12] 共军占领中国名城长沙[N].1930-08-04：24.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何键请辞电文.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17.
[15]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館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軍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编号：B02032016600）[G].1930：47.
[16][20][24]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軍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3）（编号：B02032016800）[G].1930：28，9，8.
[18]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中南支地方共産党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二）（编号：B02031986100）[G].1930：38.
[19]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一般/7 研究資料 第十五 中国赤軍の発展情勢（1）（编号：B02031986100）[G].1930：64.
[21]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昭和5年6月19日から昭和6年6月13日（编号：B02032055000）[G].1930：22.
[22] 何键先生也对共产党军队的强大表示感叹——访谈视察长沙之后回到汉口的桑岛参事官[N].读卖新闻，1930-09-15.
[23] 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馆藏档案，一般/7 研究資料 第十五 中国赤軍の発展情勢（2）（编号：B02031986500）[G].1930：51.
责任编辑：郭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