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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70年代，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影响的焦虑》，其独树一帜的误读理论引起国内外文学理论家的关注。本文将理清《影响的焦虑》中误读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并围绕“克诺西斯”误读策略展开研究，力图剖析这种表面的“自我消解”行为背后所体现出的强者诗人的蓄势待发，通过总结学界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评价，以此为基础对布鲁姆理论进行再批判。
关键词：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 克诺西斯 误读
布鲁姆理论概述
（一）传统观与影响观
在传统理论中，人们总是认为前驱诗人对后来诗人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促使文学不断进步。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颠覆了传统，他认为代表“诗的传统”的前驱诗人以其权威性和优先性，提早占据了诗歌的想象空间，使得新人难以突破前人设下的拘囿，这种影响成为后来诗人在争取自己独立地位时难以摆脱的焦虑感和压抑感。
布鲁姆的影响观改变了理想状态下诗人之间继承延续的关系。在他看来，诗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前驱诗人不是引导者，他们阻碍着后来诗人的发展。布鲁姆借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来阐释前驱诗人与后来诗人的关系，使之为自己的理论服务。
前驱诗人与后来诗人可视为一种“父子”关系，后来诗人形成一种俄狄浦斯式憎恨，渴望“反父”“弑父”。由此涉及了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后来诗人重新审视前驱诗作，通过“误读”来为自己的想象力扫清阻碍，变被动影响为主动改变，即改变自己在诗歌史上的迟来状态，并为自己作品的诞生腾出空间。
（二）误读理论与误读方法
布鲁姆在影响观的基础上提出 “误读”理论。“误读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指所有的后辈诗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强者诗人，即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断地挑战声名显赫的前辈的优秀诗坛主将。”强者诗人不顺从前人的艺术观念，具有能力展开强势误读，贬低传统价值并树立起自己的地位。
布鲁姆的误读并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曲解或者误释，而是强者诗人为摆脱焦虑，必然进行的对前驱诗作下意识的偏离。传统理论中文本的意义是单一固化的，而布鲁姆认为文本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意义解读空间，他扬弃一元话语，提倡多元共生，由此得出结论：“一切对于文本的固定意义的解读都是一种幻想，也就是说一切阅读实质上都是误读。”
“误读”通过六种削弱前人而壮大今人的“修正比策略”展开，即布鲁姆归纳的对文本重新审视和评价的六种方法：（1）“克里納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2）“苔瑟拉”即“续完和对偶”;（3）“克诺西斯”即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4）“魔鬼化”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5）“阿斯克西斯”即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6）“阿波弗里达斯”或称“死者的回归”。六种修正比是一个推进的循环，各自在文艺批评领域发挥不同作用，共同实现误读理论。
接下来两章中，我们将以第三种修正比策略“克诺西斯”为切入点，尽可能地进行详细的描写、分析和评价。
“克诺西斯”理解与分析
（一）“克诺西斯”名称起源
布鲁姆引用晦涩陌生的古典术语作为理论名称，读者必须追溯原始含义才能理解。“克诺西斯” 借自《圣经》，是一种粉碎他物的工具，类似于我们的心智，用以抵制重复强制的自卫机制，运用在诗论上是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查阅《圣经》可知，Kenosis（克诺西斯）是一种“虚己”“倾空”，耶稣基督暂时倒空自己，放弃神性，接受一次从神到人的降级，以人的姿态尤其是以奴仆卑微的姿态现形，如《圣经》所言：“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强调耶稣基督降卑的程度和顺服于神的完全、彻底。
（二）“克诺西斯”的诗学视角解读
布鲁姆把耶稣基督的“降神”行为运用于诗学上，作为强者诗人的一种修正行动。根据布鲁姆的论述，后来的强者诗人和基督一样，拥有自己独特的灵感、想象力以及关于诗学的主观想法，在阅读前驱诗人的诗作时，他们会以谦卑的态度“虚己”“倾空”，而这种退让与放弃“却是和某一位前驱的‘退让之诗’联系在一起而进行的，其结果使前驱的灵感和神性也被倾倒一空，而后来者的诗在相比之下倒并不显得那样绝对的空空如也”。
这种“两败俱伤式”的误读策略，是后代诗人对前驱诗人激烈的反驳、抗争阶段，经历这一阶段后才会逐步转向对前驱的重新修正和评估。强者诗人的“自我消解”行为是以牺牲前驱诗人为代价的，前驱想象成果的神圣性被削减到最低，两相对照，前驱诗人空缺，后来诗人相较之下并非一无所有。
中国有两句古话可以很好地诠释“克诺西斯”：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孙子·九地》）;二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两句话表达的都是一种“先舍后得”的哲学智慧，强者诗人明白自身所处位置，内心有坚定的信念，愿意陷入一种空无的状态，仿佛在向前驱诗人退缩和示弱。实际上这是一种巧妙的、有预谋的迂回式误读，“似乎在走向毁灭之路，而实际上这种自我毁灭是为超越前辈诗人做准备的”。一系列虚己行为都是诗人的暂时沉潜、蓄势待发，实质则是企图通过一种连锁性毁灭来牺牲父辈、颠覆前驱者的权威。后来诗人的自我消解导致前驱灵感和神性的倾空，这也说明无论强者诗人多么凸显其独立自主性，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真正自我，因为任何诗人的存在，都已经陷入与前一个或几个诗人的辩证关系中。
（三）“重复和不连续”
“克诺西斯”作为一种误读策略的直意是“重复和不连续”。布鲁姆认为强者诗人的理性准则是“哪里有前驱的诗，就让我的诗在哪里吧”。他承认了前驱诗人的艺术风格成就对后来诗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划分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先驱诗人已经被吸收进迟来诗人的本我，而不是超我”。
“重复”是后来诗人的一个中心问题。后来诗人在潜意识中难以避免地在前代诗作的基础上创作，甚至对前驱诗作进行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行动。而“克诺西斯”就是强者诗人为防范强制性重复冲动而采取的心理自卫机制，仿佛强者诗人人为地设置一道屏障，割裂前后代诗人的连接线，使之出现断层。 为解读“不连续”，我们首先要弄清何为“连续性”。连续性是后来诗人在创作理念、作品风格等诸多方面对前驱诗人的模仿与延续。传统视角下连续性使得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诗人彼此联系紧密，前代不断对后代的创作产生积极影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布鲁姆认为一辈子只跟连续性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他很重视诗人和前辈的异点，并在异点的基础上强调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不连续性。英国文学评论家艾略特也曾表述过类似理念：“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作品中的这些部分看出来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前辈的异点。”
为了抵御“重复”并实现“不连续”，必须采用“克诺西斯”这种毁灭式的误读策略来粉碎与前驱的联系。布鲁姆提出想象力的“收回性”与“分离性”。他认为强者诗人生存下去的原因，是他们能够通过误读，对前驱诗作展开创造性的校正，从而收回自身中前驱力量的影响，将自我与前驱分离开来，为自身迟到的遗憾进行一次救赎式的拯救，获得一种新的“优先权”。
结合具体诗作，布鲁姆给出了一个实用公式作为总结，直接地指出前驱与后来者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对立性：后来的强者诗人的自我消解是在降低前驱者的身份，从而必然至死都是一种反抗。
（四）以“克诺西斯”策略分析中外诗作
每一种误读策略必须建立在对不同时代诗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凸显诗学价值。
布鲁姆在书中对比了雪莱与其前驱华兹华斯诗作的特点。雪莱的《西风颂》与华兹华斯的四时诗主题相同，对自然四季的关注与华兹华斯形成重复，但作为后来诗人的雪莱选择了华兹华斯在《四季之代序》中不着重表现的寒冬作为歌颂的对象，他描写的“黑夜”“残叶”“乱云”相对陌生特别，在创作技巧上有意进行“自我消解”。末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表现出作为强者诗人的雪莱蓄势待发的一面，以不连续的方式将自己抽离前驱华兹华斯，通过象征、寓意等手法，突出作品的哲理性，形成了与前人的借景抒情诗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举凸显出前驱诗作的劣势。
“克诺西斯”修正比能够解释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宋代诗人“以俗为雅”的遣词炼字手段。宋代诗人不可避免地活在盛唐诗作的影响之下，宋诗的成就主要来自对唐诗的反抗。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强者诗人试图打破原先唐诗圆浑典雅的遣词造句。对比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苏轼《送别》可知，苏轼的送别诗以平白直叙的文字描写送别场景，更富于现实生活气息。表面上宋代诗人在放弃诗歌中的神性而使自己落入俗套，实际上通过这种“自我消解”（引俗言俗语入诗）与前驱唐诗区隔相离，“极尽标新立异之能事，‘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自人间来’的揣摩奇意”，采取与前驱相反的创作原则来颠覆前驱的美学规范，形成独树一帜的审美情趣。
学界评价与理论批判
（一）学界评价
国外对布鲁姆误读理论的研究时间较早，20世纪80年代其代表作《影响的焦虑》被译成中文版传入中国后，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探讨。
1.肯定误读
厦门大学张龙海教授提倡误读理论的积极性，认为布鲁姆打破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强调模仿与继承的思想。“‘影响的焦虑’产生了误读、修正和再现，从而推陈出新，有所创意。这给我们研读文本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让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去审视、评价文本和互文性。”布氏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后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用“影响的焦虑”理论来分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发展。
2.质疑误读
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布鲁姆的著作和理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布鲁姆不顾历史评价，将文学作品抽离社会时代背景，而文学作品应该放回到作家创作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考察创作时的物质条件，单纯借用弗洛伊德焦虑理论和俄狄浦斯情結来支撑诗学理论忽视了诗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美国学者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认为布鲁姆提倡的文本多元阐释缺乏一个标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者的意图，他批评布氏误读理论是“阐释的无政府主义”。
3.保持中立
《影响的焦虑》中译本译者徐文博认为“他（布鲁姆）的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富有时代的挑战性，敢于否认前人的观点”。在肯定其敢于同传统文艺批评界的观点形成对抗的同时，徐文博也提出了理论的片面性，“最令他的整个体系失去光辉的是：布鲁姆最终未能突破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窠臼。他认为莎士比亚是英语诗歌的完美典型，因此不受逆反批评规律之约束，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可见理论中确实存有偏颇狭隘之处。
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一书中将“误读”区分成“正误”和“反误”两种，并详细论述二者的影响：“‘正误’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反误’不仅有害于文学阅读，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甚至会酿成人间惨剧。”这种观点对误读的两面性评价更加全面。
（二）“克诺西斯”误读策略批判
布鲁姆创造性误读的理论促进了文本阐释、新诗创作的多元视角，也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切入点，使中国文艺界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能够更好地思考借鉴、批判吸收西方理论和审美原则。下面我们将从两个角度谈“克诺西斯”为代表的误读策略及布氏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
其一，“克诺西斯”这种自我消解式的误读，其根本目的是切断与前人的承继关系。强者诗人蓄势待发，借由各种手段贬抑和清除前驱诗人，企图彻底终结前辈影响。实际上，后代诗人往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性的尝试，应该正确对待影响的积极作用，而非极端地否定，文学发展史上的不同流派之间也是彼此联系、批判继承而非相互独立的。前驱名作的开放性在布鲁姆误读理论的影响下，会吸引众多后来诗人对其进行多元的解读和诠释，过于自由的误读会破坏作者创作的原始意图，难以还原文本的客观性。
其二，我们发现布氏误读理论非常强调诗人的创作主体性，如“克诺西斯”的适用范畴主要是诗人与诗人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因而“将文学创新的着力点都集中在了对前文本的修正上，创作中其他的社会因素并不在他理论的讨论范围之内”。布鲁姆的导师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曾提出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如果将“世界”即诗人创作时的社会环境排斥于文学批评之外，孤立地分析作家和文本，文学研究就很难达到全面性。
关键词：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 克诺西斯 误读
布鲁姆理论概述
（一）传统观与影响观
在传统理论中，人们总是认为前驱诗人对后来诗人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促使文学不断进步。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颠覆了传统，他认为代表“诗的传统”的前驱诗人以其权威性和优先性，提早占据了诗歌的想象空间，使得新人难以突破前人设下的拘囿，这种影响成为后来诗人在争取自己独立地位时难以摆脱的焦虑感和压抑感。
布鲁姆的影响观改变了理想状态下诗人之间继承延续的关系。在他看来，诗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前驱诗人不是引导者，他们阻碍着后来诗人的发展。布鲁姆借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来阐释前驱诗人与后来诗人的关系，使之为自己的理论服务。
前驱诗人与后来诗人可视为一种“父子”关系，后来诗人形成一种俄狄浦斯式憎恨，渴望“反父”“弑父”。由此涉及了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后来诗人重新审视前驱诗作，通过“误读”来为自己的想象力扫清阻碍，变被动影响为主动改变，即改变自己在诗歌史上的迟来状态，并为自己作品的诞生腾出空间。
（二）误读理论与误读方法
布鲁姆在影响观的基础上提出 “误读”理论。“误读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指所有的后辈诗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强者诗人，即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断地挑战声名显赫的前辈的优秀诗坛主将。”强者诗人不顺从前人的艺术观念，具有能力展开强势误读，贬低传统价值并树立起自己的地位。
布鲁姆的误读并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曲解或者误释，而是强者诗人为摆脱焦虑，必然进行的对前驱诗作下意识的偏离。传统理论中文本的意义是单一固化的，而布鲁姆认为文本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意义解读空间，他扬弃一元话语，提倡多元共生，由此得出结论：“一切对于文本的固定意义的解读都是一种幻想，也就是说一切阅读实质上都是误读。”
“误读”通过六种削弱前人而壮大今人的“修正比策略”展开，即布鲁姆归纳的对文本重新审视和评价的六种方法：（1）“克里納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2）“苔瑟拉”即“续完和对偶”;（3）“克诺西斯”即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4）“魔鬼化”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5）“阿斯克西斯”即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6）“阿波弗里达斯”或称“死者的回归”。六种修正比是一个推进的循环，各自在文艺批评领域发挥不同作用，共同实现误读理论。
接下来两章中，我们将以第三种修正比策略“克诺西斯”为切入点，尽可能地进行详细的描写、分析和评价。
“克诺西斯”理解与分析
（一）“克诺西斯”名称起源
布鲁姆引用晦涩陌生的古典术语作为理论名称，读者必须追溯原始含义才能理解。“克诺西斯” 借自《圣经》，是一种粉碎他物的工具，类似于我们的心智，用以抵制重复强制的自卫机制，运用在诗论上是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查阅《圣经》可知，Kenosis（克诺西斯）是一种“虚己”“倾空”，耶稣基督暂时倒空自己，放弃神性，接受一次从神到人的降级，以人的姿态尤其是以奴仆卑微的姿态现形，如《圣经》所言：“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强调耶稣基督降卑的程度和顺服于神的完全、彻底。
（二）“克诺西斯”的诗学视角解读
布鲁姆把耶稣基督的“降神”行为运用于诗学上，作为强者诗人的一种修正行动。根据布鲁姆的论述，后来的强者诗人和基督一样，拥有自己独特的灵感、想象力以及关于诗学的主观想法，在阅读前驱诗人的诗作时，他们会以谦卑的态度“虚己”“倾空”，而这种退让与放弃“却是和某一位前驱的‘退让之诗’联系在一起而进行的，其结果使前驱的灵感和神性也被倾倒一空，而后来者的诗在相比之下倒并不显得那样绝对的空空如也”。
这种“两败俱伤式”的误读策略，是后代诗人对前驱诗人激烈的反驳、抗争阶段，经历这一阶段后才会逐步转向对前驱的重新修正和评估。强者诗人的“自我消解”行为是以牺牲前驱诗人为代价的，前驱想象成果的神圣性被削减到最低，两相对照，前驱诗人空缺，后来诗人相较之下并非一无所有。
中国有两句古话可以很好地诠释“克诺西斯”：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孙子·九地》）;二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两句话表达的都是一种“先舍后得”的哲学智慧，强者诗人明白自身所处位置，内心有坚定的信念，愿意陷入一种空无的状态，仿佛在向前驱诗人退缩和示弱。实际上这是一种巧妙的、有预谋的迂回式误读，“似乎在走向毁灭之路，而实际上这种自我毁灭是为超越前辈诗人做准备的”。一系列虚己行为都是诗人的暂时沉潜、蓄势待发，实质则是企图通过一种连锁性毁灭来牺牲父辈、颠覆前驱者的权威。后来诗人的自我消解导致前驱灵感和神性的倾空，这也说明无论强者诗人多么凸显其独立自主性，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真正自我，因为任何诗人的存在，都已经陷入与前一个或几个诗人的辩证关系中。
（三）“重复和不连续”
“克诺西斯”作为一种误读策略的直意是“重复和不连续”。布鲁姆认为强者诗人的理性准则是“哪里有前驱的诗，就让我的诗在哪里吧”。他承认了前驱诗人的艺术风格成就对后来诗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划分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先驱诗人已经被吸收进迟来诗人的本我，而不是超我”。
“重复”是后来诗人的一个中心问题。后来诗人在潜意识中难以避免地在前代诗作的基础上创作，甚至对前驱诗作进行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行动。而“克诺西斯”就是强者诗人为防范强制性重复冲动而采取的心理自卫机制，仿佛强者诗人人为地设置一道屏障，割裂前后代诗人的连接线，使之出现断层。 为解读“不连续”，我们首先要弄清何为“连续性”。连续性是后来诗人在创作理念、作品风格等诸多方面对前驱诗人的模仿与延续。传统视角下连续性使得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诗人彼此联系紧密，前代不断对后代的创作产生积极影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布鲁姆认为一辈子只跟连续性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他很重视诗人和前辈的异点，并在异点的基础上强调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不连续性。英国文学评论家艾略特也曾表述过类似理念：“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作品中的这些部分看出来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前辈的异点。”
为了抵御“重复”并实现“不连续”，必须采用“克诺西斯”这种毁灭式的误读策略来粉碎与前驱的联系。布鲁姆提出想象力的“收回性”与“分离性”。他认为强者诗人生存下去的原因，是他们能够通过误读，对前驱诗作展开创造性的校正，从而收回自身中前驱力量的影响，将自我与前驱分离开来，为自身迟到的遗憾进行一次救赎式的拯救，获得一种新的“优先权”。
结合具体诗作，布鲁姆给出了一个实用公式作为总结，直接地指出前驱与后来者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对立性：后来的强者诗人的自我消解是在降低前驱者的身份，从而必然至死都是一种反抗。
（四）以“克诺西斯”策略分析中外诗作
每一种误读策略必须建立在对不同时代诗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凸显诗学价值。
布鲁姆在书中对比了雪莱与其前驱华兹华斯诗作的特点。雪莱的《西风颂》与华兹华斯的四时诗主题相同，对自然四季的关注与华兹华斯形成重复，但作为后来诗人的雪莱选择了华兹华斯在《四季之代序》中不着重表现的寒冬作为歌颂的对象，他描写的“黑夜”“残叶”“乱云”相对陌生特别，在创作技巧上有意进行“自我消解”。末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表现出作为强者诗人的雪莱蓄势待发的一面，以不连续的方式将自己抽离前驱华兹华斯，通过象征、寓意等手法，突出作品的哲理性，形成了与前人的借景抒情诗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举凸显出前驱诗作的劣势。
“克诺西斯”修正比能够解释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宋代诗人“以俗为雅”的遣词炼字手段。宋代诗人不可避免地活在盛唐诗作的影响之下，宋诗的成就主要来自对唐诗的反抗。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强者诗人试图打破原先唐诗圆浑典雅的遣词造句。对比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苏轼《送别》可知，苏轼的送别诗以平白直叙的文字描写送别场景，更富于现实生活气息。表面上宋代诗人在放弃诗歌中的神性而使自己落入俗套，实际上通过这种“自我消解”（引俗言俗语入诗）与前驱唐诗区隔相离，“极尽标新立异之能事，‘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自人间来’的揣摩奇意”，采取与前驱相反的创作原则来颠覆前驱的美学规范，形成独树一帜的审美情趣。
学界评价与理论批判
（一）学界评价
国外对布鲁姆误读理论的研究时间较早，20世纪80年代其代表作《影响的焦虑》被译成中文版传入中国后，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探讨。
1.肯定误读
厦门大学张龙海教授提倡误读理论的积极性，认为布鲁姆打破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强调模仿与继承的思想。“‘影响的焦虑’产生了误读、修正和再现，从而推陈出新，有所创意。这给我们研读文本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让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去审视、评价文本和互文性。”布氏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后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用“影响的焦虑”理论来分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发展。
2.质疑误读
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布鲁姆的著作和理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布鲁姆不顾历史评价，将文学作品抽离社会时代背景，而文学作品应该放回到作家创作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考察创作时的物质条件，单纯借用弗洛伊德焦虑理论和俄狄浦斯情結来支撑诗学理论忽视了诗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美国学者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认为布鲁姆提倡的文本多元阐释缺乏一个标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者的意图，他批评布氏误读理论是“阐释的无政府主义”。
3.保持中立
《影响的焦虑》中译本译者徐文博认为“他（布鲁姆）的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富有时代的挑战性，敢于否认前人的观点”。在肯定其敢于同传统文艺批评界的观点形成对抗的同时，徐文博也提出了理论的片面性，“最令他的整个体系失去光辉的是：布鲁姆最终未能突破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窠臼。他认为莎士比亚是英语诗歌的完美典型，因此不受逆反批评规律之约束，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可见理论中确实存有偏颇狭隘之处。
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一书中将“误读”区分成“正误”和“反误”两种，并详细论述二者的影响：“‘正误’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反误’不仅有害于文学阅读，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甚至会酿成人间惨剧。”这种观点对误读的两面性评价更加全面。
（二）“克诺西斯”误读策略批判
布鲁姆创造性误读的理论促进了文本阐释、新诗创作的多元视角，也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切入点，使中国文艺界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能够更好地思考借鉴、批判吸收西方理论和审美原则。下面我们将从两个角度谈“克诺西斯”为代表的误读策略及布氏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
其一，“克诺西斯”这种自我消解式的误读，其根本目的是切断与前人的承继关系。强者诗人蓄势待发，借由各种手段贬抑和清除前驱诗人，企图彻底终结前辈影响。实际上，后代诗人往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性的尝试，应该正确对待影响的积极作用，而非极端地否定，文学发展史上的不同流派之间也是彼此联系、批判继承而非相互独立的。前驱名作的开放性在布鲁姆误读理论的影响下，会吸引众多后来诗人对其进行多元的解读和诠释，过于自由的误读会破坏作者创作的原始意图，难以还原文本的客观性。
其二，我们发现布氏误读理论非常强调诗人的创作主体性，如“克诺西斯”的适用范畴主要是诗人与诗人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因而“将文学创新的着力点都集中在了对前文本的修正上，创作中其他的社会因素并不在他理论的讨论范围之内”。布鲁姆的导师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曾提出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如果将“世界”即诗人创作时的社会环境排斥于文学批评之外，孤立地分析作家和文本，文学研究就很难达到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