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两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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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面对时代的挑战,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虚心学习东西方各国、各民族、各族群的经验,博采众长,援外于中,又调动自身的文化资源,做推陈出新、返本开新的努力。
  歌德的《浮士德》有一句名言:“理论全是灰色的,只有生命的金树常青。”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任何理论都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情况。但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有许多复杂的、活生生的问题及其中蕴含的新的发明创造。所以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复杂的情况。从时间轴来看,文化绵延,有传统与现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程;从空间轴来看,文化广阔,有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精英与民俗的张力。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网络来看,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日用伦常与终极关怀的矛盾。
  因此,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只能立足现实,继往开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调动传统,面向未来,不能迷恋过去,也不能迷信将来。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的内涵、样态与表达,予以改造,赋予时代性,激活生命力。
  中国文化不断发展,不同时期的上层文化有其特色,如人们常说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虽不免以偏概全,但也说明了不同时代文化风尚的区别。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唐盛世雍容博大,宋代市井多样丰饶,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基因。南宋以降,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简略地说即是儒释道文化。三教通过简易化、普及化,不断深入人心。民间老百姓不一定读过四书、五经、老庄、佛经等,但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等,耳濡目染的是饱含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价值观的话语,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诸如此类,笔者个人在童年时代常听父辈、祖辈的亲人念叨,接受过这种教化的启蒙。笔者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体验。
  应全面地体认、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属性与特质。笔者曾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归纳为六点:“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七点:“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当然是对上层精英文化的概括。好在中国文化中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并非对立的两橛,而是相贯通的。
  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扬弃”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即既克服又保留,也即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因此,在理解文化传统的优长与价值时,又必须深具自我批判的精神,正视并检讨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在缺失、缺弱与缺陷,这恰好是中国文化“两创”课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有本有源,开放包容 [见英文版第6页,下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实中的中国文化,是马中西相融合的文化。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古代的社会理想不可同日而语,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土壤,两者有契合之处。我们的马中西相融合的现代文化是主体性的文化,是渊源有自的,有本有源的,其根源在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开放包容,因此接纳了外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马中西相融合的新传统也有了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两创”的结晶,也是中国文化进一步“两创”的基础。
  应当指出,当代马中西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的建构,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盘接受,也非全然抛弃。对传统文化最成功的继承和保护,就是不断创新,把外来的、多样的、现代性的内涵融入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中来。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最成功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也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把现代性的因素结合到中国文化中来,进而改造现实与传统,重塑当代中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颇多内在契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長河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注重“知行合一”,论证“相反相成”,彰显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大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得到具体发展的基础。应该看到,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带有两者的优点与缺点。
  近两年来,人类面临新冠疫情的肆虐,据相关数据统计,至2021年8月初,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2亿例,死亡逾425万人。新冠病毒对人类的挑战,促使我们反思许多问题。不仅如此,2021年7月河南郑州等地暴雨成灾,暴露了地铁与隧道设计及修建的若干缺失,对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提出新的挑战。瘟疫、水旱等灾害的出现与反复,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自然灾害的挑战与应战,本是人类社会长久、普遍的问题,但在现代化的今天,自然与人为、科技与人文的矛盾更凸显,灾害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脆弱。
  我们需要在大的背景,即“天、地、人、物、我”共生的背景下讨论人类与世界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国文化中有丰富的珍宝,古人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存经验与生存智慧并没有过时,对现代人依然启发良多。
  关键在于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很多学者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粗浅的文化批判的水平。中国文化有自身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优长与缺失。我们的新文化有主体性,但不盲目自大与盲目排他。对传统,我们应当守先待后,理性批导;对现实,我们应当扩大社会空间,鼓励更多社会组织的生成发展与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还应当防止乌托邦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干扰,警惕并批判民粹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   二、重视科学逻辑,变革思维方式 [7]
  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知识论与逻辑学的传统,科学的精神,逻辑的分析与细密的论证方法等,是我们的短板。我们没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尤其是儒家“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倾向,抑制了有科学研究诉求的墨家等流派,包括儒家自身的某些派别与人物。近代以来,通过引进西方文化并学习西方文化的优长,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但还很不充分。
  从一般思维方式的分类来看,有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形式逻辑属前者,辩证逻辑属后者。思维方式又可分为直觉与分析、辐散与聚合、习惯性与创造性的不同。分析与辐散思维有助于思维的周密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应强调形式逻辑、线性思维的基础教育,重视思维的确定性、程序、步骤与周密性,防止不确定性与思维滑转。直觉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一定联系,但我们还是应多强调分析性思维的基础。
  当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新的契机与可能。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已经颠覆了传统。大数据、海量存储、便捷搜索等,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在现代,我们要进一步重视、拥抱科技革命,借此改革我们的模糊笼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通过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成果,我国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建构成就斐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科学、逻辑思维的前景十分广阔。同时,我们又要避免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偏颇,以人文精神相补充与协调。
  三、建树独立品格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8]
  马克思主义倡导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建构与完善民主、自由的价值与制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近代以来,数代中国知识人为争取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做了不懈的努力。我们鼓励个体人有心灵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精神层面保持独立性,有独立的品格、独特的见解与自主的行为,不依傍他人,不依傍权威。我们反对奴隶性、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主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发展,有怀疑、批判的勇气。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人格。
  正如冯契先生所说,我们要有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进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實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即达到了本体的理境。一般地说,这是通过实践即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达至智慧之境。冯契先生由知识到智慧之境的飞跃,是通过自由劳动即自由的感性活动来辩证统合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又通过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过程,包括理性直觉、德性自证的过程,发展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统合自由个性与集体精神,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境界的理想目标的。因此,冯先生超名言之域的达成过程同时又是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其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都是社会实践、文化创造和人性全面自由发展的诸环节。
  四、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民间,重点还是做人做事之道 [8]
  从文化的传氶来看,民间生活的多样化促进了各地书院的勃兴。这些书院继承传统书院而新创,一般是政商学界相结合,有的作后盾,有的出钱、出力、出师资,和合而成,对今天民间传统文化的教化与传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个人管见所及,北京中国文化书院、三智书院、四海孔子书院、山东尼山圣源书院、曲阜洙泗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汨罗屈子书院、贵阳孔学堂、湖北经心书院、武汉问津书院、郑州本源社区书院、山东嘉祥曾子研究院等,非常活跃,接地气,聚人气,创造了各自成功的经验,让老百姓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在民间社会的基层推动着传统文化精神与价值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化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还要面向未来。时代背景在变化,文化也要变化。不管我们现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的现实关怀还在于中国人。中国文化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它讲的是平实的做人做事之道。儒释道三教,其实还是讲做人做事。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这样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精神人格、精神风貌、安身立命提供一些思想背景、根源性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两创”的过程中,我们既反对复古主义,又反对崇洋媚外。
  时代变了,我们的精神追求也在变化。但是,变中还有不变的东西,比方说我们曾经倡导很多常识,做人的常识是不会变的。我们做人的底线,至少要遵守底线伦理;然后我们还有基本的人格健全的要求,还有对理想的追求、境界的追求。在人格健全的过程中,可以从传统的文化资源,儒释道、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中找到一些精神养分、精神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大家都在求富、国家在求强,即求富求强的大背景下,又有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给我们提出的挑战。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有一条还是不变的,就是人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人要有真善美的追求和健全的人格养成才能很好地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提出以人格建国,立国立人,我们要培养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古今中西都是相通的,根本的就是做人做事之道。
  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信仰系统是合在一起的,但也是可以分疏的。在知识系统上要有一个建构,要打基础。所以马中西的基础的知识都要有,然后再分别看知识系统中蕴涵着哪些价值系统,在价值系统中还有一些属于信仰系统。
  要走出书斋、深入群众,还要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群众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怎么生活,自己的衣食住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的群众也有精神世界的诉求,这个精神诉求不是讲一些假大空的话,而是讲西方的、中国的、马克思的对自身做人做事有益的格言、有益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哪里?我认为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追求全面、自由的发展的人格,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前面我说到的它和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共通性的一面。因此,既要懂得理论,又要能够用群众的语言把它宣讲出来,这需要一点本领,还要有一个实践过程。
  中国文化的“两创”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仍是过程,活生生的“人”的养育与成长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现代中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目的”,政绩不是目的。尊重人的生命,尊重自由意志,一切为了人民的自由与创造。在这里,我们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结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予以重建。对老百姓仍有一个提升、教化的过程,当然更多的是人民的自我教育。现代书院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很好的形式。现代书院是提高人们的科学、人文与道德素养,安身立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新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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