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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欢 [email protected]
从甘肃张掖市区上高速，往东行驶一小时，在丰城口下拐进一片“围城”环绕的村庄，便到山丹县老军村。
这片“围城”便是明长城，不远处还有一片汉长城。在高速路和老军村之间，近4米高的黄土墙体形成一道屏障。沿高速一路下来，这样的城墙断断续续，随处可见。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蹲在那里喋喋不休，讲述过往。虽听不到呼吼，但疤痕可见。
河北省罗文峪，1908年
8月23日，威廉·林赛（后文简称威廉）回来了。时隔28年，他带着妻子吴琪和两个孩子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他来见见老朋友尹立忠——28年前，他曾在尹家借宿两晚。
1986年，英国人威廉第一次来中国，看到了八达岭长城。还在少年读书时，，他已无数次在地图册上见过“那条奇怪的线条”。他喜欢并决定研究长城。“长城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我想成为馆长。”
高速公路是后来修的，威廉第一次到这里徒步长城时，绕着村庄外围的是一条国道。他独行万里长城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的汉长城开始。
一个人走长城，威廉拍了许多照片。回到城市，他会展示给身边人看。这些照片，有密林中、沙漠里和荒草掩没的长城。威廉把这些穿过了中国15个省区市的长城统称为“野长城”。
“我想‘野’字的意思是指野外，荒野。”威廉说。1644年，满清取代明朝，成为统治者，弃用长城。长城的变化，折射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
长城除了蜿蜒在陡峭的山上，也印在每一张身份证的背面。当我们踏上前人修建的城墙，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几个朝代都过去了，谁还在乎这些废弃在荒山上的几道城墙？
村里的长城
出北京市区往东走一个小时，便到顺义区天竺镇。威廉一家4口住在其中一个欧式风格的小区。这是他们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子。他的第二套房子在怀柔农村，是一栋建于40年代的老四合院。
59岁的威廉在中国生活了29年，但中文依然不好。“用中文交流是一件很头痛的事，”他说学习中文很困难，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长城，没有更多精力花到其他事情上。
来中国之前，他特意到英国唐人街的一家华人餐厅学习中文。到中国后，他才知道广东老板教的是粤语，不过他在餐厅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筷子，以至于后来在西部农民家里吃饭时，农民自然地认为全世界人应该都是用筷子吃饭。
在英国上中学时，威廉的老师号召同学们多看书，并认为三部书最重要——《圣经》、祈祷书和地图集。《圣经》太常有，威廉在家随时可见，只有地图集让他好奇。他在《牛津学生地图集》的第一页看到了一条奇怪的线条，下面标着“中国长城”。那条弯弯曲曲的线条，穿过沙漠，蜿蜒在荒山上，最终到达海边，让他无限遐想。当晚，他梦到了长城。
1986年3月，威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印象最深的是接他的橘黄色奔驰，从车内透过车窗看北京，全是灰蒙蒙。车子直接把他送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下。
他看着毛泽东画像，一回头却发现有近200人在看他。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分不出男女，头发油腻地粘在一起，“估计都可以炒一盘菜。”威廉心想，难了，怎么和中国人合作。日后，他知道了，中国人才不像他们的穿着那样机械。
在北京友谊宾馆，两位中国学生知道威廉来中国跑长城后，觉得很可笑，但还是愿意帮他写一个中文版的身份介绍，便于他在语言无法沟通的环境里，尽快让别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在身份介绍最后，学生强调：中英友谊万岁。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句话会迅速拉近与普通人的距离，也能降低自己认识外国友人的风险。
“从外国人的视角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你们每天看到长城，就会失去感觉，但对我来讲，每一段长城都是新鲜的，都有一个故事。”威廉说。
1987年，威廉到达甘肃，扎进了广袤的沙漠寻找长城。尽管此时的节气离大暑还有两个月，但沙漠地带已是酷热难耐。这里的长城多系汉朝修筑——长达两万里，是修筑长城最长的朝代。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成为第一个发现汉长城的外国人。
长城是古代皇帝权力的象征，但在沙漠中，这条巨龙也只能是一个过客。汉长城多数是就地取材修筑。最常见的就是夯土。如今，威廉在西部地区仍然可以见到村民用这种古老的方法修建院墙。
沙漠上的风沙不停地破坏前人的劳动成果，“沙暴铺天盖地起，万里晴空顿时混沌一片，天长日久，把长城摧残得面目全非。有些烽燧在，但烽燧之间的长城早已埋入沙中。”古时烽燧一般由士兵把守，是信息系统的中转站，战时传递敌情之用。
在个别烽燧内，仍可发现木觚（七棱六面的木质简牍）。它比家用筷子要长要粗，威廉称它为“巨人筷子”。在汉朝，木头和竹子是书写的主要用具，一般统称汉简。在早些时候发现的一根木觚上，写着两段不同内容的文字。第一部分共133个汉字，是汉武帝的遗诏。汉武帝是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第三长的帝王。遗诏写给他儿子刘弗陵——汉昭帝。第二部分则是两个烽燧主管之间的来信。
令威廉好奇的是，这两段不同的内容为何会出现在同一根木觚上。从已经出土的汉简分析，汉武帝时期，戍边兵士都要求具备多种素质：勇气、力量、理论等，读写能力也是一项基本要求。威廉猜测，这些木觚上的内容，就是守城士兵练字时留下的。中国汉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繁到简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曾组织专业机构推广汉字简化工作，其实，早在汉代就有这样的先例——从小篆到隶书的简化，目的是便于书写。木觚上的段落就是用隶书临摹练习的。
“沙漠上的时光很无聊，守城的人练字不仅可以提高书写能力，也是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威廉如此分析。 守城士兵的勤奋，也不过是为后人留下“一堆柴火”。冬天，丝绸之路上的驼队经过那里，商人们用留在烽燧内的木觚燃火取暖。
西部地区，除了风沙之外，人力对长城的破坏极其严重。威廉终于看见了远处长城的轮廓，横在戈壁上，像一条恐龙的脊梁骨。这段长城的破损不算严重，比过去看到的要完整得多。下面有不少积沙，因此整段长城看上去像是一连串散落在沙漠地面上的夯土块。各种动物不费力气就能顺着沙堆爬上爬下，牧羊人赶着羊群，穿过长城，在平地与山丘之间来往。
山丹县城周围，长城被窖洞和道路分割得支离破碎。这些长城高4米半、宽3米，人想爬过去会显得困难。沙漠地貌平坦，基本没有自然障碍物迫使长城改变路线。由于地势平坦，长城看起来十分凸显。村庄附近的长城，牧羊人为了遮阳避雨，在墙体上凿出了大大小小的洞。洞外，随处可见散落的石头和烧过的树枝。村里人告诉威廉，长城是他们村里的一部分，是集体共同财产。
从怀柔的家出发，威廉步行半小时，可到最近的长城。怀柔段长城分里外两条，也系南北两条，从一条通向北线的小路上去之后，长城被分成两条，看起来有点像复杂的地铁线路。在这段长城上，有一处叫“九眼楼”， 曾经是这一带最大的敌楼，有九个箭窗。在英国，离威廉家不远也有一段长城——哈德良长城。公元122年，罗马帝国占领不列颠后，修建了这段百里长城，以罗马皇帝哈德良命名。资料显示，哈德良长城包括城墙、瞭望塔、里堡和城堡等，完整地代表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戍边系统。
威廉从小就是一名运动健将，20岁左右就开始跑马拉松。哈德良长城也是他经常跑步的地方之一。1984年，在哈德良长城跑步时，他哥哥突然对他说，要是能去中国万里长城跑一趟多棒。
自从在地图集上见到长城后，威廉就经常跟家人念叨要去中国。1967年，一次地理课上，他甚至告诉老师，长大后，一定要去中国看长城，从长城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老师认为他的理想很难实现，因为从1966年开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10年后才结束。
威廉觉得革命总要结束的，而他得为去中国做好准备。除了继续跑步锻炼身体，大学时，他选择了地理和地质专业。
北京怀柔地区长城沿线的农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15年前，威廉长期居住此地，他亲眼目睹了他们生活的变化——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到长城观光的游客，农民们把地租给了外人，把羊群卖了，然后，把住家打扮装修，成了农家乐老板，也有些成了业余导游。
游客多数是集体行动，他们自称徒步行者或探险者，到处系路标，把树打扮得像圣诞树。每隔100米，就做一个黄或红的标记，每一个拐角都有标志，生怕迷路。遗憾的是，最后一个队员并没有把这些标志解掉。在一些路段，威廉经常可以收集至少50个这样的布条。他不能接受这种农村城市化，“应当立即制止，否则就会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使中国剩下不多的美丽的山野遭到更多破坏。”
“我不赞成农村城市化，农村是基础资源所在地，基础设施应当服务于它，而绝非掩盖和摧毁它。在大城市周边乡村的资源更是珍贵，更需要严加保护，一旦城市周边商业化，它立即会向更远的地区索取资源。”威廉说，“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与我们来时一样干净，我们只是过客，从不打扰自然和历史。”
威廉早期的考察都集中在居庸关和黄花城一带。从1996年秋季开始，他和朋友斯科特决定利用北京的黄金季节，对整个北京地区的长城进行整体考察，每个周末他们都要骑行一趟马拉松——来回两百公里。除了骑行，还要徒步。
当时，京城的户外店寥寥无几，抓绒衣裤、户外气炉、帐篷和四季睡袋无人知晓。买户外装备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当他们向中国朋友提及这些装备，朋友就会提醒他们去军需店看看。
在北京一带，长城建筑根据材料和修建质量的不同，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八达岭，属于龙墙，是一等墙，在西边镇边城和横岭的是二等墙，黄花城则属三等墙。北京周边的长城都属于明长城。非虚构作家、《纽约客》前驻华记者写道：《明实录》记载，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这块地区有一股重要的龙脉，龙脉就是关系到风水的山脊，于是明王朝不厌其烦地在此以北更远的更难以防御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墙。
从黄花城向北，便是四海。进了村庄，威廉好像已经置身于长城的海洋。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村子，大部分的建筑都是以长城砖为建筑材料。威廉大致用眼睛扫了一下，就看到几座房子，除了屋顶之外，百分之百都采用了长城砖。
长城曾在村的外围环绕而过，但现在已经难寻其踪，威廉称它是“长城在地图上消失的地方”。媒体报道，根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今天所说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据此前所测的明长城数据，全长8851.8公里，除去2000多公里自然天险作为墙体的段落外，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公里。
长城6000多公里的人工墙体中，目前保存较好的有513.5公里、保存一般的有1104.4公里、保存较差的有1494.7公里、保存差的有1185.4公里，已消失的有1961.6公里。从这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长城墙体保存状况总体堪忧，较好的比例只有不足10%，一般的只有约20%，消失的比例为30%。
12年前，世界古遗迹基金会公布了全球100处最濒危遗址名单，万里长城名列榜单。
河北省罗文峪，1987年
山野之约
1997年，威廉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年10月，远在英国的母亲病重，大哥大卫建议他尽快回去。当威廉去买机票时，却发现手头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尽管往返机票只需800美元。 威廉突然觉得生活变得很糟。他当时已经43岁，自1983年离开英国的北海油田，他还没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15年间，他一直游离在北京主流社会的边缘，尽管在《中国日报》有一份编辑工作，当了8年“外国专家”，但月薪也不过500美元。而且这种合同随时可能终结。按照当时的规定，聘用外国人的合同只能一年一签。但幸运的是，单位允许他提前预支工资，解决了回英国的路费。
回北京后，他意识到不能再过这种动荡生活，他那时已经有了家庭。此时，在大学就开始买的一份保险到期，他一次性收到了4万英磅现金。威廉用这些钱在北京买了第一套房。
为了增收，他开始跟香港一家旅行社合作，提供一些有关中国“野长城”的信息——利用简单的手绘地图，引导旅行者上山和下山。之前中断了几年的中国旅游业，现在又受到了外国人的热棒。1994年，黄花城还是“无人区”，到了1997年，已经不断有人“到此一游”。
威廉虽然没有待在一个地方计算来长城的人数，但他从在长城上和烽火楼里丢弃的垃圾估计，每周人数至少几千。那时，大部分来长城游玩的人随便丢弃垃圾，从黄花城的垃圾状况看出，人们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政府缺乏对长城环境情况的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知晓长城的实际情况。
当越来越多的人去黄花城，当地农民发现了可以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方法——收费。每一位路过这里的游客都要交5元的过路费，否则会以破坏果园的名义罚款200元。
一年后，威廉再回到黄花城时，那种变化令他吃惊。原先通往长城的小径，已经拓宽成大路。这些小径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最开始是长城的修建者，然后是守城士兵，再之后就是当地农民。“这条路已经不是我们的最爱，它已经不是行走出来的路，而是为了行走而修出来的路。”威廉说。
威廉意识到他写的野长城指南对长城是个破坏，他担心，在黄花城发生的一幕，会快速地复制到其他地方的野长城。他生活的怀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于是，他放弃了跟旅行社合作，停止出版“野长城”的任何信息。“人越去越多，但政府保护长城的思维很滞后。我必须停下来，必须为自己的大意救赎。”威廉说。
200年，威廉在甘肃拍摄记录明长城
此时，威廉开始意识到要保护长城，他把怀柔的家改成了长城保护站，供跟他一样有志保护长城的志愿者活动。为此，中央政府授予他外国专家友谊奖，在新中国成立49周年国宴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他。2012年，他获得中国绿卡。
威廉跑到北京市文物局，问有没有保护长城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人员告诉他，长城都是砖头，不需要保护。这让威廉苦恼。直到2006年，中国政府才通过了第一部保护长城的全国性法律，规定明城砖不得买卖。
尽管长城沿线的居民依靠长城产业赚钱，但他们依然认为长城是不需要保护的。一次，威廉沿着长城徒步，快要经过一个村庄时，他老远就听到敲打岩石的叮咚声。他用望远镜看，发现前方600米有一个农民正在用十字镐拆一座敌楼。威廉跑过去，农民正在把刨下来的城砖一块一块地放到一旁的筐里。
“哎，老乡，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楼台村的，就在那儿。”
“你在用镐干吗？”
“我家需要一些砖，我准备盖房子。”
“你好像不知道，万里长城是文物，不能瞎拆，现在她是受到保护的，邓小平同志已经说了……”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
这个谈话于事无补，威廉离开那里20分钟后，他又听到了敲凿的回音，回头望去，那个农民又开始挖了。
“朋友告诉我，和当地老乡说保护长城的事，恐怕是对牛弹琴。”威廉说，“后来想想确实是，因为他们就住在长城附近，他们觉得长城就在后院，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他更加不理解政府的宣传员把长城当写字板。他继续沿着长城徒步，见到两个牧羊人正在放羊，走过一段长城和几个敌楼，路过的城墙上写着四个大字：禁止放羊。
“这要一支军队，才能监管整个长城。”威廉说，“我不仅需要给孩子擦屁股，清理他们搞乱的环境，还要教他们如何自己擦屁股，自己养成整洁的习惯。还得让沿线的村民知道，没有长城，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糟糕。”
威廉想起，英国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有“乡村公约”。他决定把这个搬到中国来，跟朋友商量之后，正式拟定“山野之约”。此后，威廉会和志愿者一起定期去长城捡游客扔下的垃圾。
2001年4月11日，威廉在香港正式注册了保护长城的组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他是会长，妻子吴琪是会长助理。“威廉擅于寻找理想和方向，吴琪擅于管理将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威廉的亲和力聚拢了许多朋友和社会人脉，吴琪则负责将这些人脉转化成生产力。”他们共同的朋友张丹这样描述夫妻俩的分工和配合。
1984年，邓小平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随后，中国政府启动了居庸关6.6千米的长城重修。历史上，居庸关是在山谷里建起的一道防线，最上端是八达岭，跟着是一段倒V字形长城。公路和火车轨道经过这里，破坏了长城。这段长城是自成体系的独立部分，与周围的主线断开。明代的最高军事指挥部就设在居庸关的中心位置，里面甚至有为军官子女修建的学校。
1987年，威廉第一次到居庸关。这里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远远看去，长城就像悬挂在山边。20年后，当他再到那里时，景致完全不一样，部分整修完工的长城高高耸立，色彩鲜艳。威廉从那些仍在修整长城的工人打听到，他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获得报酬15元。
看着修好的长城，威廉总感觉缺了东西，墙体上那些轻体的沙石砖头，走过去，用指甲就可以抠掉。“不错，我感觉长城的魂被挪走了。”威廉说，“那些‘砖砌层’不是白灰，而是灰水泥，这些活也不是出自工匠之手，只是由普通农民完成。这不是高质量的重建工程，只是偷工减料的省钱工程。” 不久，威廉收到一篇来稿，作者希望登在《中国日报》副刊《北京周末》。这篇稿子的内容是关于居庸关的，写道：居庸关经过修整一新之后，将要对公众开放，陡峭和壮丽是它的卖点之一。
威廉不关心这点，他关心的是修长城到底花了多少钱。报道说这段长城的重修费用大约每米平均2500美元。威廉随手抓过一个计算器按了几个健，得出结论：根据耶稣会18世纪出版的地图，明长城全长6700千米，中国政府如果要修复长城全线，需要资金182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13亿人，每人缴纳140美元。
这个数字引来编辑部众多同事讨论。
“我们知道工人每天收入2美元，机械以驴子代替，每天花费5美元，我们亲眼所见，砖头质量很差，很廉价。”一位美国同事说。
“但是，”一位中国记者反驳道，“你们还没有考虑到驴子的饮料。”
“确实，谷物据说很贵，或许这些驴子的饮料是用国王的龙虾做的吧。”
“至少这些能使项目进行下去。”
“省下的经费都哪去了？威廉。”
威廉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确实很难想象“所见的”和“实际花费”之间的平衡。一名中国记者解了威廉的疑惑。
“劳动力和材料的花费不会如此巨大，这两项实际的投入是相当便宜的，但真正使人担忧的是所谓的腐败。”这名中国记者最后强调，“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中国问题。”
威廉的脚扭伤了，他暂停了长城行走。他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目前，他已出版多部跟长城相关的书目，这是他现在收入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他还给中国以及外国媒体写关于野长城的专栏，可以获得一定报酬。
8月20日，威廉重返甘肃张掖，以顾问的身份参加腾讯在那里的一段汉长城附近举办的益行家“百公里越野挑战赛”。那里离老军村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腾讯的野心不仅仅是行走，他们目前正着手建设一个网上长城。把长城搬到网上，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的历史文化。“此次是长城保护的一个新里程碑，终于有一个纯中国的企业重视了，意识到长城是需要保护的。”威廉说。
进入老军村，威廉迷路了。在打谷场遇见的村里人告诉他，尹立忠已在山丹县城买了楼房。通过亲戚帮忙，要到了尹立忠的电话，他们约定在县城见。
5年前，尹立忠为方便孙子读书，把家搬进山丹县城，尽管距离老军村只有一小时车程，但他还是觉得村里的空气比城里好。“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才不搬。”
威廉第一次到老军村时，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但如今，仅剩6户。空心的村庄，斑驳的城墙，都成了时间的废墟。
2007年1月5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万里长城百年回望”摄影展，威廉向观众介绍长城的变化
老朋友见面，自然少不了寒暄。但语言障碍，让威廉和尹立忠的交流看起来不是很顺畅。这让威廉想起了另一位老朋友——周吉斌。
当初徒步长城，最大的考验是身体。在徒步的过程中，威廉还得躲避当地警察的追踪。按照那个年代的规定，西部地区并不对外国人开放。
榆林警方抓住威廉时，他想得在一出“外国间谍”片中演一回主角了。他坐在一辆红旗车内，被送进了榆林市公安局。此前，警方已经抓了他两次，并要求他离开，但他都没有照做。最初，他在定边被逮，后在鄂尔多斯沙漠刮来的漫天黄沙中溜走。
所以，这一次，坐在他对面的人很生气。“你知道《外国人出入境规定》对吗？”那人挥舞着一本《外国人出入境规定》的中英双语小册，边说边摇头，“知道你犯法了吗？”
之后，一位女警告诉威廉，他太坏了，几次进入这个不开放地区，命令他写一份检讨。威廉写了份100字的检讨，内容大致是中国让他着迷，所以误入贵地。
翻译官把内容念给头头听，头头朝威廉走过去，挥舞着检讨书，“不深刻，重写，瞧你带的本子，上面全是字，别想糊弄俺们，检讨深刻，你才有出路。”
后来，威廉被转交到西安市公安局。负责他案子的民警周吉斌看起来不像之前的警察那么凶，他告诉威廉，他的中国行程得在这里结束，但对他的坚强意志表示赞赏。被驱逐出境后，威廉转道香港换了另一个身份，再次到中国，并在北京认识了妻子吴琪。
闯入完全陌生的世界，本就孤独，倒是在和警察你追我躲中，威廉找到了一些乐趣，也更坚定他走完长城的梦想。“如果没有这些警察的追踪，我可能早就走不下去了，他们反而帮了我。我就是觉得，他们不能阻止我的梦想。”威廉说。
20年后，当威廉再次重返那片土地，他已经从一个“犯人”变成了英雄。重返榆林，是为了参加专门为他举办的独步长城20周年安排的纪念活动。威廉的大幅照片挂在榆林市空旷的文化广场，下面是一条醒目的红色条幅标语：欢迎威廉到榆林做客。而当时审问他的周吉斌已是榆林市神木县公安局局长。
当地政府为他在榆林师范学院安排了一次演讲，一个平时只能容纳100人的教室，最后挤进了近600人。威廉不仅重返榆林，在声势浩大的车队中（由一家公司赞助），他还带着家人重走了一次当初走的汉长城。
长城，英文解释是非常伟大的城墙，中文解释是绵绵不绝的万里城墙。未来如有机会，威廉想在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研究长城文化的学科。中国还没有人从历史、地理等方面系统地去研究过长城。何伟在《徒步长城》中写道：在中国，历史学家惯于研究政治体制，考古学家长于挖古墓。这两个类别长城都归不进去，即使在明长城这样定义较为严谨的主题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学者。
“大家讲的都是钱，都不讲文化。”威廉说，“钱哪个国家都有，但长城只有中国才有。”
（参考书目《独步长城》、《我的长城生活》，皆为威廉独立著作。感谢腾讯《益行家》为采访提供帮助）
从甘肃张掖市区上高速，往东行驶一小时，在丰城口下拐进一片“围城”环绕的村庄，便到山丹县老军村。
这片“围城”便是明长城，不远处还有一片汉长城。在高速路和老军村之间，近4米高的黄土墙体形成一道屏障。沿高速一路下来，这样的城墙断断续续，随处可见。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蹲在那里喋喋不休，讲述过往。虽听不到呼吼，但疤痕可见。
8月23日，威廉·林赛（后文简称威廉）回来了。时隔28年，他带着妻子吴琪和两个孩子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他来见见老朋友尹立忠——28年前，他曾在尹家借宿两晚。
1986年，英国人威廉第一次来中国，看到了八达岭长城。还在少年读书时，，他已无数次在地图册上见过“那条奇怪的线条”。他喜欢并决定研究长城。“长城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我想成为馆长。”
高速公路是后来修的，威廉第一次到这里徒步长城时，绕着村庄外围的是一条国道。他独行万里长城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的汉长城开始。
一个人走长城，威廉拍了许多照片。回到城市，他会展示给身边人看。这些照片，有密林中、沙漠里和荒草掩没的长城。威廉把这些穿过了中国15个省区市的长城统称为“野长城”。
“我想‘野’字的意思是指野外，荒野。”威廉说。1644年，满清取代明朝，成为统治者，弃用长城。长城的变化，折射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
长城除了蜿蜒在陡峭的山上，也印在每一张身份证的背面。当我们踏上前人修建的城墙，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几个朝代都过去了，谁还在乎这些废弃在荒山上的几道城墙？
村里的长城
出北京市区往东走一个小时，便到顺义区天竺镇。威廉一家4口住在其中一个欧式风格的小区。这是他们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子。他的第二套房子在怀柔农村，是一栋建于40年代的老四合院。
59岁的威廉在中国生活了29年，但中文依然不好。“用中文交流是一件很头痛的事，”他说学习中文很困难，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长城，没有更多精力花到其他事情上。
来中国之前，他特意到英国唐人街的一家华人餐厅学习中文。到中国后，他才知道广东老板教的是粤语，不过他在餐厅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筷子，以至于后来在西部农民家里吃饭时，农民自然地认为全世界人应该都是用筷子吃饭。
在英国上中学时，威廉的老师号召同学们多看书，并认为三部书最重要——《圣经》、祈祷书和地图集。《圣经》太常有，威廉在家随时可见，只有地图集让他好奇。他在《牛津学生地图集》的第一页看到了一条奇怪的线条，下面标着“中国长城”。那条弯弯曲曲的线条，穿过沙漠，蜿蜒在荒山上，最终到达海边，让他无限遐想。当晚，他梦到了长城。
1986年3月，威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印象最深的是接他的橘黄色奔驰，从车内透过车窗看北京，全是灰蒙蒙。车子直接把他送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下。
他看着毛泽东画像，一回头却发现有近200人在看他。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分不出男女，头发油腻地粘在一起，“估计都可以炒一盘菜。”威廉心想，难了，怎么和中国人合作。日后，他知道了，中国人才不像他们的穿着那样机械。
在北京友谊宾馆，两位中国学生知道威廉来中国跑长城后，觉得很可笑，但还是愿意帮他写一个中文版的身份介绍，便于他在语言无法沟通的环境里，尽快让别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在身份介绍最后，学生强调：中英友谊万岁。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句话会迅速拉近与普通人的距离，也能降低自己认识外国友人的风险。
“从外国人的视角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你们每天看到长城，就会失去感觉，但对我来讲，每一段长城都是新鲜的，都有一个故事。”威廉说。
1987年，威廉到达甘肃，扎进了广袤的沙漠寻找长城。尽管此时的节气离大暑还有两个月，但沙漠地带已是酷热难耐。这里的长城多系汉朝修筑——长达两万里，是修筑长城最长的朝代。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成为第一个发现汉长城的外国人。
长城是古代皇帝权力的象征，但在沙漠中，这条巨龙也只能是一个过客。汉长城多数是就地取材修筑。最常见的就是夯土。如今，威廉在西部地区仍然可以见到村民用这种古老的方法修建院墙。
沙漠上的风沙不停地破坏前人的劳动成果，“沙暴铺天盖地起，万里晴空顿时混沌一片，天长日久，把长城摧残得面目全非。有些烽燧在，但烽燧之间的长城早已埋入沙中。”古时烽燧一般由士兵把守，是信息系统的中转站，战时传递敌情之用。
在个别烽燧内，仍可发现木觚（七棱六面的木质简牍）。它比家用筷子要长要粗，威廉称它为“巨人筷子”。在汉朝，木头和竹子是书写的主要用具，一般统称汉简。在早些时候发现的一根木觚上，写着两段不同内容的文字。第一部分共133个汉字，是汉武帝的遗诏。汉武帝是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第三长的帝王。遗诏写给他儿子刘弗陵——汉昭帝。第二部分则是两个烽燧主管之间的来信。
令威廉好奇的是，这两段不同的内容为何会出现在同一根木觚上。从已经出土的汉简分析，汉武帝时期，戍边兵士都要求具备多种素质：勇气、力量、理论等，读写能力也是一项基本要求。威廉猜测，这些木觚上的内容，就是守城士兵练字时留下的。中国汉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繁到简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曾组织专业机构推广汉字简化工作，其实，早在汉代就有这样的先例——从小篆到隶书的简化，目的是便于书写。木觚上的段落就是用隶书临摹练习的。
“沙漠上的时光很无聊，守城的人练字不仅可以提高书写能力，也是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威廉如此分析。 守城士兵的勤奋，也不过是为后人留下“一堆柴火”。冬天，丝绸之路上的驼队经过那里，商人们用留在烽燧内的木觚燃火取暖。
西部地区，除了风沙之外，人力对长城的破坏极其严重。威廉终于看见了远处长城的轮廓，横在戈壁上，像一条恐龙的脊梁骨。这段长城的破损不算严重，比过去看到的要完整得多。下面有不少积沙，因此整段长城看上去像是一连串散落在沙漠地面上的夯土块。各种动物不费力气就能顺着沙堆爬上爬下，牧羊人赶着羊群，穿过长城，在平地与山丘之间来往。
山丹县城周围，长城被窖洞和道路分割得支离破碎。这些长城高4米半、宽3米，人想爬过去会显得困难。沙漠地貌平坦，基本没有自然障碍物迫使长城改变路线。由于地势平坦，长城看起来十分凸显。村庄附近的长城，牧羊人为了遮阳避雨，在墙体上凿出了大大小小的洞。洞外，随处可见散落的石头和烧过的树枝。村里人告诉威廉，长城是他们村里的一部分，是集体共同财产。
地图上消失的长城
从怀柔的家出发，威廉步行半小时，可到最近的长城。怀柔段长城分里外两条，也系南北两条，从一条通向北线的小路上去之后，长城被分成两条，看起来有点像复杂的地铁线路。在这段长城上，有一处叫“九眼楼”， 曾经是这一带最大的敌楼，有九个箭窗。在英国，离威廉家不远也有一段长城——哈德良长城。公元122年，罗马帝国占领不列颠后，修建了这段百里长城，以罗马皇帝哈德良命名。资料显示，哈德良长城包括城墙、瞭望塔、里堡和城堡等，完整地代表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戍边系统。
威廉从小就是一名运动健将，20岁左右就开始跑马拉松。哈德良长城也是他经常跑步的地方之一。1984年，在哈德良长城跑步时，他哥哥突然对他说，要是能去中国万里长城跑一趟多棒。
自从在地图集上见到长城后，威廉就经常跟家人念叨要去中国。1967年，一次地理课上，他甚至告诉老师，长大后，一定要去中国看长城，从长城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老师认为他的理想很难实现，因为从1966年开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10年后才结束。
威廉觉得革命总要结束的，而他得为去中国做好准备。除了继续跑步锻炼身体，大学时，他选择了地理和地质专业。
北京怀柔地区长城沿线的农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15年前，威廉长期居住此地，他亲眼目睹了他们生活的变化——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到长城观光的游客，农民们把地租给了外人，把羊群卖了，然后，把住家打扮装修，成了农家乐老板，也有些成了业余导游。
游客多数是集体行动，他们自称徒步行者或探险者，到处系路标，把树打扮得像圣诞树。每隔100米，就做一个黄或红的标记，每一个拐角都有标志，生怕迷路。遗憾的是，最后一个队员并没有把这些标志解掉。在一些路段，威廉经常可以收集至少50个这样的布条。他不能接受这种农村城市化，“应当立即制止，否则就会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使中国剩下不多的美丽的山野遭到更多破坏。”
“我不赞成农村城市化，农村是基础资源所在地，基础设施应当服务于它，而绝非掩盖和摧毁它。在大城市周边乡村的资源更是珍贵，更需要严加保护，一旦城市周边商业化，它立即会向更远的地区索取资源。”威廉说，“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与我们来时一样干净，我们只是过客，从不打扰自然和历史。”
威廉早期的考察都集中在居庸关和黄花城一带。从1996年秋季开始，他和朋友斯科特决定利用北京的黄金季节，对整个北京地区的长城进行整体考察，每个周末他们都要骑行一趟马拉松——来回两百公里。除了骑行，还要徒步。
当时，京城的户外店寥寥无几，抓绒衣裤、户外气炉、帐篷和四季睡袋无人知晓。买户外装备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当他们向中国朋友提及这些装备，朋友就会提醒他们去军需店看看。
在北京一带，长城建筑根据材料和修建质量的不同，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八达岭，属于龙墙，是一等墙，在西边镇边城和横岭的是二等墙，黄花城则属三等墙。北京周边的长城都属于明长城。非虚构作家、《纽约客》前驻华记者写道：《明实录》记载，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这块地区有一股重要的龙脉，龙脉就是关系到风水的山脊，于是明王朝不厌其烦地在此以北更远的更难以防御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墙。
从黄花城向北，便是四海。进了村庄，威廉好像已经置身于长城的海洋。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村子，大部分的建筑都是以长城砖为建筑材料。威廉大致用眼睛扫了一下，就看到几座房子，除了屋顶之外，百分之百都采用了长城砖。
长城曾在村的外围环绕而过，但现在已经难寻其踪，威廉称它是“长城在地图上消失的地方”。媒体报道，根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今天所说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据此前所测的明长城数据，全长8851.8公里，除去2000多公里自然天险作为墙体的段落外，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公里。
长城6000多公里的人工墙体中，目前保存较好的有513.5公里、保存一般的有1104.4公里、保存较差的有1494.7公里、保存差的有1185.4公里，已消失的有1961.6公里。从这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长城墙体保存状况总体堪忧，较好的比例只有不足10%，一般的只有约20%，消失的比例为30%。
12年前，世界古遗迹基金会公布了全球100处最濒危遗址名单，万里长城名列榜单。
山野之约
1997年，威廉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年10月，远在英国的母亲病重，大哥大卫建议他尽快回去。当威廉去买机票时，却发现手头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尽管往返机票只需800美元。 威廉突然觉得生活变得很糟。他当时已经43岁，自1983年离开英国的北海油田，他还没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15年间，他一直游离在北京主流社会的边缘，尽管在《中国日报》有一份编辑工作，当了8年“外国专家”，但月薪也不过500美元。而且这种合同随时可能终结。按照当时的规定，聘用外国人的合同只能一年一签。但幸运的是，单位允许他提前预支工资，解决了回英国的路费。
回北京后，他意识到不能再过这种动荡生活，他那时已经有了家庭。此时，在大学就开始买的一份保险到期，他一次性收到了4万英磅现金。威廉用这些钱在北京买了第一套房。
为了增收，他开始跟香港一家旅行社合作，提供一些有关中国“野长城”的信息——利用简单的手绘地图，引导旅行者上山和下山。之前中断了几年的中国旅游业，现在又受到了外国人的热棒。1994年，黄花城还是“无人区”，到了1997年，已经不断有人“到此一游”。
威廉虽然没有待在一个地方计算来长城的人数，但他从在长城上和烽火楼里丢弃的垃圾估计，每周人数至少几千。那时，大部分来长城游玩的人随便丢弃垃圾，从黄花城的垃圾状况看出，人们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政府缺乏对长城环境情况的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知晓长城的实际情况。
当越来越多的人去黄花城，当地农民发现了可以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方法——收费。每一位路过这里的游客都要交5元的过路费，否则会以破坏果园的名义罚款200元。
一年后，威廉再回到黄花城时，那种变化令他吃惊。原先通往长城的小径，已经拓宽成大路。这些小径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最开始是长城的修建者，然后是守城士兵，再之后就是当地农民。“这条路已经不是我们的最爱，它已经不是行走出来的路，而是为了行走而修出来的路。”威廉说。
威廉意识到他写的野长城指南对长城是个破坏，他担心，在黄花城发生的一幕，会快速地复制到其他地方的野长城。他生活的怀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于是，他放弃了跟旅行社合作，停止出版“野长城”的任何信息。“人越去越多，但政府保护长城的思维很滞后。我必须停下来，必须为自己的大意救赎。”威廉说。
此时，威廉开始意识到要保护长城，他把怀柔的家改成了长城保护站，供跟他一样有志保护长城的志愿者活动。为此，中央政府授予他外国专家友谊奖，在新中国成立49周年国宴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他。2012年，他获得中国绿卡。
威廉跑到北京市文物局，问有没有保护长城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人员告诉他，长城都是砖头，不需要保护。这让威廉苦恼。直到2006年，中国政府才通过了第一部保护长城的全国性法律，规定明城砖不得买卖。
尽管长城沿线的居民依靠长城产业赚钱，但他们依然认为长城是不需要保护的。一次，威廉沿着长城徒步，快要经过一个村庄时，他老远就听到敲打岩石的叮咚声。他用望远镜看，发现前方600米有一个农民正在用十字镐拆一座敌楼。威廉跑过去，农民正在把刨下来的城砖一块一块地放到一旁的筐里。
“哎，老乡，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楼台村的，就在那儿。”
“你在用镐干吗？”
“我家需要一些砖，我准备盖房子。”
“你好像不知道，万里长城是文物，不能瞎拆，现在她是受到保护的，邓小平同志已经说了……”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
这个谈话于事无补，威廉离开那里20分钟后，他又听到了敲凿的回音，回头望去，那个农民又开始挖了。
“朋友告诉我，和当地老乡说保护长城的事，恐怕是对牛弹琴。”威廉说，“后来想想确实是，因为他们就住在长城附近，他们觉得长城就在后院，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他更加不理解政府的宣传员把长城当写字板。他继续沿着长城徒步，见到两个牧羊人正在放羊，走过一段长城和几个敌楼，路过的城墙上写着四个大字：禁止放羊。
“这要一支军队，才能监管整个长城。”威廉说，“我不仅需要给孩子擦屁股，清理他们搞乱的环境，还要教他们如何自己擦屁股，自己养成整洁的习惯。还得让沿线的村民知道，没有长城，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糟糕。”
威廉想起，英国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有“乡村公约”。他决定把这个搬到中国来，跟朋友商量之后，正式拟定“山野之约”。此后，威廉会和志愿者一起定期去长城捡游客扔下的垃圾。
2001年4月11日，威廉在香港正式注册了保护长城的组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他是会长，妻子吴琪是会长助理。“威廉擅于寻找理想和方向，吴琪擅于管理将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威廉的亲和力聚拢了许多朋友和社会人脉，吴琪则负责将这些人脉转化成生产力。”他们共同的朋友张丹这样描述夫妻俩的分工和配合。
偷工减料的工程
1984年，邓小平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随后，中国政府启动了居庸关6.6千米的长城重修。历史上，居庸关是在山谷里建起的一道防线，最上端是八达岭，跟着是一段倒V字形长城。公路和火车轨道经过这里，破坏了长城。这段长城是自成体系的独立部分，与周围的主线断开。明代的最高军事指挥部就设在居庸关的中心位置，里面甚至有为军官子女修建的学校。
1987年，威廉第一次到居庸关。这里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远远看去，长城就像悬挂在山边。20年后，当他再到那里时，景致完全不一样，部分整修完工的长城高高耸立，色彩鲜艳。威廉从那些仍在修整长城的工人打听到，他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获得报酬15元。
看着修好的长城，威廉总感觉缺了东西，墙体上那些轻体的沙石砖头，走过去，用指甲就可以抠掉。“不错，我感觉长城的魂被挪走了。”威廉说，“那些‘砖砌层’不是白灰，而是灰水泥，这些活也不是出自工匠之手，只是由普通农民完成。这不是高质量的重建工程，只是偷工减料的省钱工程。” 不久，威廉收到一篇来稿，作者希望登在《中国日报》副刊《北京周末》。这篇稿子的内容是关于居庸关的，写道：居庸关经过修整一新之后，将要对公众开放，陡峭和壮丽是它的卖点之一。
威廉不关心这点，他关心的是修长城到底花了多少钱。报道说这段长城的重修费用大约每米平均2500美元。威廉随手抓过一个计算器按了几个健，得出结论：根据耶稣会18世纪出版的地图，明长城全长6700千米，中国政府如果要修复长城全线，需要资金182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13亿人，每人缴纳140美元。
这个数字引来编辑部众多同事讨论。
“我们知道工人每天收入2美元，机械以驴子代替，每天花费5美元，我们亲眼所见，砖头质量很差，很廉价。”一位美国同事说。
“但是，”一位中国记者反驳道，“你们还没有考虑到驴子的饮料。”
“确实，谷物据说很贵，或许这些驴子的饮料是用国王的龙虾做的吧。”
“至少这些能使项目进行下去。”
“省下的经费都哪去了？威廉。”
威廉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确实很难想象“所见的”和“实际花费”之间的平衡。一名中国记者解了威廉的疑惑。
“劳动力和材料的花费不会如此巨大，这两项实际的投入是相当便宜的，但真正使人担忧的是所谓的腐败。”这名中国记者最后强调，“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中国问题。”
时间的废墟
威廉的脚扭伤了，他暂停了长城行走。他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目前，他已出版多部跟长城相关的书目，这是他现在收入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他还给中国以及外国媒体写关于野长城的专栏，可以获得一定报酬。
8月20日，威廉重返甘肃张掖，以顾问的身份参加腾讯在那里的一段汉长城附近举办的益行家“百公里越野挑战赛”。那里离老军村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腾讯的野心不仅仅是行走，他们目前正着手建设一个网上长城。把长城搬到网上，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的历史文化。“此次是长城保护的一个新里程碑，终于有一个纯中国的企业重视了，意识到长城是需要保护的。”威廉说。
进入老军村，威廉迷路了。在打谷场遇见的村里人告诉他，尹立忠已在山丹县城买了楼房。通过亲戚帮忙，要到了尹立忠的电话，他们约定在县城见。
5年前，尹立忠为方便孙子读书，把家搬进山丹县城，尽管距离老军村只有一小时车程，但他还是觉得村里的空气比城里好。“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才不搬。”
威廉第一次到老军村时，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但如今，仅剩6户。空心的村庄，斑驳的城墙，都成了时间的废墟。
老朋友见面，自然少不了寒暄。但语言障碍，让威廉和尹立忠的交流看起来不是很顺畅。这让威廉想起了另一位老朋友——周吉斌。
当初徒步长城，最大的考验是身体。在徒步的过程中，威廉还得躲避当地警察的追踪。按照那个年代的规定，西部地区并不对外国人开放。
榆林警方抓住威廉时，他想得在一出“外国间谍”片中演一回主角了。他坐在一辆红旗车内，被送进了榆林市公安局。此前，警方已经抓了他两次，并要求他离开，但他都没有照做。最初，他在定边被逮，后在鄂尔多斯沙漠刮来的漫天黄沙中溜走。
所以，这一次，坐在他对面的人很生气。“你知道《外国人出入境规定》对吗？”那人挥舞着一本《外国人出入境规定》的中英双语小册，边说边摇头，“知道你犯法了吗？”
之后，一位女警告诉威廉，他太坏了，几次进入这个不开放地区，命令他写一份检讨。威廉写了份100字的检讨，内容大致是中国让他着迷，所以误入贵地。
翻译官把内容念给头头听，头头朝威廉走过去，挥舞着检讨书，“不深刻，重写，瞧你带的本子，上面全是字，别想糊弄俺们，检讨深刻，你才有出路。”
后来，威廉被转交到西安市公安局。负责他案子的民警周吉斌看起来不像之前的警察那么凶，他告诉威廉，他的中国行程得在这里结束，但对他的坚强意志表示赞赏。被驱逐出境后，威廉转道香港换了另一个身份，再次到中国，并在北京认识了妻子吴琪。
闯入完全陌生的世界，本就孤独，倒是在和警察你追我躲中，威廉找到了一些乐趣，也更坚定他走完长城的梦想。“如果没有这些警察的追踪，我可能早就走不下去了，他们反而帮了我。我就是觉得，他们不能阻止我的梦想。”威廉说。
20年后，当威廉再次重返那片土地，他已经从一个“犯人”变成了英雄。重返榆林，是为了参加专门为他举办的独步长城20周年安排的纪念活动。威廉的大幅照片挂在榆林市空旷的文化广场，下面是一条醒目的红色条幅标语：欢迎威廉到榆林做客。而当时审问他的周吉斌已是榆林市神木县公安局局长。
当地政府为他在榆林师范学院安排了一次演讲，一个平时只能容纳100人的教室，最后挤进了近600人。威廉不仅重返榆林，在声势浩大的车队中（由一家公司赞助），他还带着家人重走了一次当初走的汉长城。
长城，英文解释是非常伟大的城墙，中文解释是绵绵不绝的万里城墙。未来如有机会，威廉想在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研究长城文化的学科。中国还没有人从历史、地理等方面系统地去研究过长城。何伟在《徒步长城》中写道：在中国，历史学家惯于研究政治体制，考古学家长于挖古墓。这两个类别长城都归不进去，即使在明长城这样定义较为严谨的主题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学者。
“大家讲的都是钱，都不讲文化。”威廉说，“钱哪个国家都有，但长城只有中国才有。”
（参考书目《独步长城》、《我的长城生活》，皆为威廉独立著作。感谢腾讯《益行家》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