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县原县委书记陈光礼在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升迁后，开始谋求安逸生活的后路，两年内敛财折合人民币2000余万元。在职期间，陈光礼利用大权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并受贿。近日，陈光礼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陈光礼之所以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体制上存在着让人能腐败的因素。他认为，自己作为县委书记，确实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贡献，但却收入微薄，囊中羞涩。既然得不到提拔，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捞一把走人。这样的干部着实害怕!
　　但是更让人害怕的不是这个。据媒体报道，当他还在被提拔的时候，本不想腐败，他的腐败只是在得不到提拔之后才开始的。陈光礼的腐败告诉我们，有些官员是想腐败就可以腐败，想什么时候腐败就什么时候腐败。
　　其实，“想腐败就能腐败”的现象并非陈光礼一人独有。如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亦是如此。事发以后他曾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多年当官仍在原地踏步，未能升迁。还有，如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感觉到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即开始腐败，而且还成了一个大贪。再如原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海风，因为一次平调，认为自己没有了再进一步升迁的可能，便也开始了腐败。此外还有59岁现象，大多也是这类问题。一些干部看到自己快要退休了，心里产生了失衡，觉得不捞最后一把亏得慌，等等，
　　想腐败就能腐败，想什么时候腐败就什么时候腐败，想腐败多大就能腐败多大，这让人感到害怕、在许多国家，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官员较少发生腐败现象，恐怕不是因为外国官员的廉洁意识比我们强多少，而是他们想腐败也腐败不成。归结原因：一是这些国家有较强的权力约束机制。如在丹麦，政府各部委做出的任何一笔预算都要得到财政部认可，而且要送议会财务委员会批准，官员不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二是有很高的透明机制。如早在230多年前，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至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制度下，官员想腐败都难。三是有快捷的发现机制。如2010年新西兰原房屋部长希特利只是用公款买了两瓶酒，在报销后一个多星期，就被政府的审计人员发现，希特利不得不向总理递交了辞呈，一次小腐败竞立马丢了乌纱，你说，以后谁还敢再腐败?四是有严厉的惩罚机制。如1995年，瑞典前副首相萨林女士只因一次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进而引起非议，不得不被迫辞职。如此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你腐败，恐怕都不敢。
　　而在我国，一些地方腐败现象不但时常发生，而且愈演愈烈。这恐怕和我们存在着“想腐败就能腐败”的环境、机制不无关系。今年春节刚过，铁道部叉发生了“大地震”，正部级高官、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巨贪而落马。因此，要减少和杜绝腐败现象，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干部廉洁自律教育，让他们自觉到不想腐败：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建立干部想腐败都不能腐败的机制，使一些干部即使想腐败也腐败不成、恐怕只有如此，我们在反扁败上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其实很多时候，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如何建立干部想腐败而不能腐败的机制呢?
　　一是干部权力要受约束。相关法规要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和责任，以杜绝其越界用权和滥用力，尤其是项目决策权、资金调度权、财务处置权、设施使用权、福利分配权、奖惩决定权、机构设置权、人员使用权，以及特殊情况下的随机处置权，都必须有明确细则加以规范，干部只能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另外还要适度分解权力，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
　　二是加大公开透明力度。在推行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基础上，要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方便公民监督，如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和经济收入都是透明的，在网上公众随时可以查到。有了公开透明，一些官员想腐败都难腐败。这也是许多国家治理腐败的经验。
　　三是加大监督力度。在全社会营造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培育民主监督的深厚土壤：支持新闻舆论单位、社会群众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并保护好监督人，再也不要出现检举信转一圈又回到被检举人手里的怪事，，同时要加强审计监督，对官员进行任前、任中、任后以及适时审计，从而使干部即便有腐败行为，也能很快被发现。
　　四是加大惩罚力度、对腐败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只要发现干部有腐败行为，哪怕是轻微的小腐败，也要严厉处罚。很多时候一个干部能够成为大贪，也是由小腐败开始的，只有从小腐败开始严厉处罚，才能让他们认识到腐败是得不偿失的，从而不敢腐败，
　　人非完人、圣人，总有欲望这是正常的。但关键还是要建立“想腐败也不能腐败”的机制，只有这样，即使有腐败贪欲的人也难以腐败。如此，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或许才有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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