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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翻译文化之风日盛，颠覆了“忠实”这一翻译术语，其中尤以解构之风最盛。相比于传统译论的“忠实”策略，解构主义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如何合理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庞德作为创造性翻译实践的先驱者，其翻译策略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谋而合。通过分析《华夏集》中庞德所采取的针对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的翻译实践，解读在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的指导下，如何实现从“忠实”到“创新”这一转变过程。
【关键词】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忠实;创新
一、解构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理达出版了三部著作《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在这三本著作中，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颠覆二元对立体系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在把矛头直接指向形而上学、传统理性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等基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所谓二元对立体系，即是在世界被建立的同时，产生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等级制度，其核心便是“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关系中，一方总处于中心地位，而另一方总处于边缘地位，双方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换言之，【1】“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颠覆那个等级关系。”因此，解构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打破传统二元对立关系，建立起一种新的合理的秩序。在传统的翻译实践中，作者被认为是“中心”，译者被认为是从属于作者的“边缘”，那么当解构主义遇上译者主体性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二、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
何为译者的主体性？【2】“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称之为人性，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性。”在哲学范畴中，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们能够主动的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换言之，译者主体性是指在翻译实践中，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译者能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解决实际问题。而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其行为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制约与操控。简言之，译者的主体性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辩证统一。
传统译论长期处于结构主义的统治之中。【3】在结构主义的认知中，语言被视为一个共时性的稳定封闭的恒定机构，【4】：93-94而译者的选择面临着一系列相关因素的相互竞争，比如句法、形式、内容及意义等方面;这就造成了译者常常忽略翻译过程中的非语言因素，如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作者目的等方面。这也就是说，传统译论将“忠实”摆在了首要位置。因此，传统的译者主体性强调的是遵从原文与作者的绝对权威，即将客观的原文凌驾于主观的译文之上，将主观能动性隐藏于客观实际的背后。解构主义翻译观就是要颠覆这种不对等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文本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开放的;译者不可能将原文复制于目的语之中，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译者每一次对文章的解读与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建而非对原意的复制;因此，【5】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复制与模仿，而是原文在目的语中的再生 — 原文的语言以一种独特而令人难忘的方式升入一个更为高级和纯洁的语言氛围;译者也不再是作者的影子，而是作者的搭档。因此，译文与原文，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对等的、互补的以及共生的。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的核心是，在翻译实践中，让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不再受到作者与原文的“过分”制约，译者的任务是确保原文在译语文化获得新生与发展。
与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同的是，【6】解构主义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策略，而仅仅是从宏观上对翻译实践指明了方向。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强调的是对原文与作者权威地位的破坏与颠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主体性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与操控，那么翻译实践中，【4】：51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则全在“不可确定”中发挥着创造性;在对翻译二元关系的解构中，翻译的创造性并非是主观的“胡译”与“乱译”，而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的辩证统一。虽然解构主义进入翻译领域已有半世纪之久，但是早在解构主义发轫之前，已有译者突破“忠实”这一限制，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以及所处时代的客观实际融入到翻译实践的过程之中，这种翻译策略就是创造性翻译。虽然，当时解构主义一词并未存在，但创造性翻译的实践中体现着解构主义思想。例如，庞德就在其对《华夏集》英译中采用了创造性的翻译策略，成为创造性翻译的先驱者。
三、从“忠实”到“创新”：庞德创造性翻译解读
出版于1915年的《华夏集》是龐德根据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手稿里对中国古诗的日语标音及英语释义整理而成，每首诗歌均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庞德精心挑选了李白、陶渊明、卢照邻和郭璞等人的19首中国佳作，将这些古诗歌“创造性”的翻译成英文。庞德不仅在《华夏集》的英译中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古诗推广到英语现代诗歌的创作之中，形成了他独有的创造性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并掀起了一股翻译与诗歌创新热潮。
庞德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西方文明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变革;与此同时，旧的文化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英语诗歌也与其他艺术形态一样，面临着一场传统与现代的交锋。西方学者【7】尤尼·阿帕特在其著作《挖宝：庞德之后的翻译》中将庞德创造性翻译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点：“1.抛弃维多利亚时期那种矫揉造作、生僻古涩的翻译措辞;2.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做是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新诗作品;3.每篇译作都有必要看成是一定程度对原作的评鉴”。通过对阿帕特所总结的庞德翻译特色的解读，不难发现庞德的翻译策略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共通之处 — 译作乃新作。因此，本文将通过解读《华夏集》中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的翻译策略，尝试归纳如何合理发挥解构主义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期有助于从“忠实”到“创新”的翻译策略转变，从而更好地促进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传播。 四、结语
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语言是有生命的，是流动的，是变化的;一词、一句、一段、一篇都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空间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因而，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特定时空的特定产物。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衔接原文所处的时空与译文所处的时空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合理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所以，相比于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能够更好地将原文映射到译入语的时空之中。但是，由于主体性的合理发挥不仅受到译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原文客观实际的制约与操控，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实际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通过对庞德译作《华夏集》的解读可以发现，可以分别采用“意象叠加法”和“意境再生法”来处理语言要素和非语言要素，这样就能够在不背离原文客观实际的同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使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创新”的再生，而不是“忠实”的复制。
参考文献：
[1]汪堂家.德里达与“后现代主义”【J】 天津社会科学，1996（5）：22
[2]陈先达.关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J】.哲学原理，1991（9）：115
[3]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2.
[4]Davis，K.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Benjamin，W.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9
[6]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46
[7Apter，Ronnie.Digging for the Treasure：Translation after Pound【M】.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1987：3
[8]晁繼周 韩敬体《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3
[9]Hornby，A S.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K】Beijing & Oxford：The Commercial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1231
基金项目：西安理工大学教学改革基金教学研究项目，编号：xqj1506。
【关键词】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忠实;创新
一、解构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理达出版了三部著作《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在这三本著作中，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颠覆二元对立体系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在把矛头直接指向形而上学、传统理性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等基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所谓二元对立体系，即是在世界被建立的同时，产生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等级制度，其核心便是“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关系中，一方总处于中心地位，而另一方总处于边缘地位，双方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换言之，【1】“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颠覆那个等级关系。”因此，解构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打破传统二元对立关系，建立起一种新的合理的秩序。在传统的翻译实践中，作者被认为是“中心”，译者被认为是从属于作者的“边缘”，那么当解构主义遇上译者主体性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二、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
何为译者的主体性？【2】“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称之为人性，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性。”在哲学范畴中，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们能够主动的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换言之，译者主体性是指在翻译实践中，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译者能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解决实际问题。而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其行为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制约与操控。简言之，译者的主体性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辩证统一。
传统译论长期处于结构主义的统治之中。【3】在结构主义的认知中，语言被视为一个共时性的稳定封闭的恒定机构，【4】：93-94而译者的选择面临着一系列相关因素的相互竞争，比如句法、形式、内容及意义等方面;这就造成了译者常常忽略翻译过程中的非语言因素，如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作者目的等方面。这也就是说，传统译论将“忠实”摆在了首要位置。因此，传统的译者主体性强调的是遵从原文与作者的绝对权威，即将客观的原文凌驾于主观的译文之上，将主观能动性隐藏于客观实际的背后。解构主义翻译观就是要颠覆这种不对等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文本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开放的;译者不可能将原文复制于目的语之中，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译者每一次对文章的解读与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建而非对原意的复制;因此，【5】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复制与模仿，而是原文在目的语中的再生 — 原文的语言以一种独特而令人难忘的方式升入一个更为高级和纯洁的语言氛围;译者也不再是作者的影子，而是作者的搭档。因此，译文与原文，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对等的、互补的以及共生的。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的核心是，在翻译实践中，让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不再受到作者与原文的“过分”制约，译者的任务是确保原文在译语文化获得新生与发展。
与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同的是，【6】解构主义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策略，而仅仅是从宏观上对翻译实践指明了方向。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强调的是对原文与作者权威地位的破坏与颠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主体性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与操控，那么翻译实践中，【4】：51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则全在“不可确定”中发挥着创造性;在对翻译二元关系的解构中，翻译的创造性并非是主观的“胡译”与“乱译”，而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的辩证统一。虽然解构主义进入翻译领域已有半世纪之久，但是早在解构主义发轫之前，已有译者突破“忠实”这一限制，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以及所处时代的客观实际融入到翻译实践的过程之中，这种翻译策略就是创造性翻译。虽然，当时解构主义一词并未存在，但创造性翻译的实践中体现着解构主义思想。例如，庞德就在其对《华夏集》英译中采用了创造性的翻译策略，成为创造性翻译的先驱者。
三、从“忠实”到“创新”：庞德创造性翻译解读
出版于1915年的《华夏集》是龐德根据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手稿里对中国古诗的日语标音及英语释义整理而成，每首诗歌均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庞德精心挑选了李白、陶渊明、卢照邻和郭璞等人的19首中国佳作，将这些古诗歌“创造性”的翻译成英文。庞德不仅在《华夏集》的英译中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古诗推广到英语现代诗歌的创作之中，形成了他独有的创造性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并掀起了一股翻译与诗歌创新热潮。
庞德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西方文明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变革;与此同时，旧的文化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英语诗歌也与其他艺术形态一样，面临着一场传统与现代的交锋。西方学者【7】尤尼·阿帕特在其著作《挖宝：庞德之后的翻译》中将庞德创造性翻译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点：“1.抛弃维多利亚时期那种矫揉造作、生僻古涩的翻译措辞;2.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做是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新诗作品;3.每篇译作都有必要看成是一定程度对原作的评鉴”。通过对阿帕特所总结的庞德翻译特色的解读，不难发现庞德的翻译策略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共通之处 — 译作乃新作。因此，本文将通过解读《华夏集》中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的翻译策略，尝试归纳如何合理发挥解构主义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期有助于从“忠实”到“创新”的翻译策略转变，从而更好地促进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传播。 四、结语
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语言是有生命的，是流动的，是变化的;一词、一句、一段、一篇都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空间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因而，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特定时空的特定产物。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衔接原文所处的时空与译文所处的时空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合理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所以，相比于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能够更好地将原文映射到译入语的时空之中。但是，由于主体性的合理发挥不仅受到译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原文客观实际的制约与操控，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实际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通过对庞德译作《华夏集》的解读可以发现，可以分别采用“意象叠加法”和“意境再生法”来处理语言要素和非语言要素，这样就能够在不背离原文客观实际的同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使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创新”的再生，而不是“忠实”的复制。
参考文献：
[1]汪堂家.德里达与“后现代主义”【J】 天津社会科学，1996（5）：22
[2]陈先达.关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J】.哲学原理，1991（9）：115
[3]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2.
[4]Davis，K.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Benjamin，W.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9
[6]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46
[7Apter，Ronnie.Digging for the Treasure：Translation after Pound【M】.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1987：3
[8]晁繼周 韩敬体《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3
[9]Hornby，A S.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K】Beijing & Oxford：The Commercial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1231
基金项目：西安理工大学教学改革基金教学研究项目，编号：xqj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