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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历史进程的时代。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的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雅俗共赏的人吗？
而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早死一百回了。若是生在别的朝代，这位文人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更不一定能渡过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着回到中原。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皇帝要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王安石，而他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邓绾……每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
在封建社会，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放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但当别人挑拨说，他在骂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例证。
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呛。东西交到武则天那里，她非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很奇怪：这样一位人才，宰相怎么未能及时发现并安排他到政府工作。同样，安史之乱后玄宗西逃，肃宗根基不稳，李白觉得永王有戏（因为征召过他，高看过他），于是把宝押在那儿。谁知唐肃宗坐上大位，那些不买账的、不合作的，通通给镇压了，李白也被押送长安问罪。如果是明、清的皇帝，当然要杀头。肃宗却对李白还算客气，只是将他流放夜郎，继续做诗去吧！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更高于唐朝。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和文化的感知，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
赵姓皇帝对文化人的优容，有其家族传统，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统治者，敢立这块碑，这种精神是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拥有蓬勃生命力的精神渊源。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人心目中传承下来的血脉。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不把它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也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动辄杀无赦，文字狱也最为猖獗？就是因为明朝的朱元璋，基本上是无文化而且是以无赖行径夺得江山的；就是因为虽驭临天下，但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康、雍、乾三帝，虽然自身的文化素质达到相当高度，但来自边鄙民族的整体愚昧落后，使之除了恃武力强行征服汉民族外，只是不得不依赖汉族知识分子管理这个国家。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们的统治者在文化上抬不起头来的弱势心态和难以克服的自卑心理，遂使文化成为绝对不能碰触的敏感话题。
弱势心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而自卑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可能也是对自己过去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因此，翻开《二十四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这种人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熏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清之康雍乾，就是典型的例证。
苏东坡出现于宋代，是宋代之幸。但出现在宋代的苏东坡，其实也是相当不幸的。据元・脱脱的《宋史・苏轼传》所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小人作难，遭遇小人，是一件不幸的事；而一辈子掉进小人堆里，那就是不幸中的不幸了。苏东坡从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22岁应进士举起，到公元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66岁病卒止，至少有四十来年被小人紧缠不放，可谓倒霉透顶。
然而，也应该看到，如果不是宋代传承着中国文化血脉，苏东坡的不幸便可能万劫不复了。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苏东坡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且，无所顾忌地与实施新法的神宗唱对台戏。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将他关进了诏狱，然而这场官司重重拿起，轻轻放下，苏东坡继续做他的官，继续写他的诗。
嗣后哲宗继位，公元1091年（元祐元年）他被召为翰林承旨，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被打翻在地，一路往南发配。一代文人走上流放之路，知英州，贬惠州，谪琼州，一直到公元1101年才改徒永州，得以从海南岛返回大陆。中国小人的最大乐趣，最高境界，最全力以赴的一件事情，就是挫折大师，折腾大师，让大师活得艰难，活得痛苦。然而，苏东坡在这种迫害和折磨中，迂回曲折地找到自己的文学空间，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所以，宋代朱弁在《曲洧见闻》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
我们试着往好处想：一代文人苏东坡，如果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但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也不存在。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
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历史进程的时代。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的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雅俗共赏的人吗？
而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早死一百回了。若是生在别的朝代，这位文人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更不一定能渡过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着回到中原。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皇帝要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王安石，而他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邓绾……每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
在封建社会，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放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但当别人挑拨说，他在骂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例证。
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呛。东西交到武则天那里，她非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很奇怪：这样一位人才，宰相怎么未能及时发现并安排他到政府工作。同样，安史之乱后玄宗西逃，肃宗根基不稳，李白觉得永王有戏（因为征召过他，高看过他），于是把宝押在那儿。谁知唐肃宗坐上大位，那些不买账的、不合作的，通通给镇压了，李白也被押送长安问罪。如果是明、清的皇帝，当然要杀头。肃宗却对李白还算客气，只是将他流放夜郎，继续做诗去吧！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更高于唐朝。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和文化的感知，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
赵姓皇帝对文化人的优容，有其家族传统，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统治者，敢立这块碑，这种精神是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拥有蓬勃生命力的精神渊源。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人心目中传承下来的血脉。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不把它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也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动辄杀无赦，文字狱也最为猖獗？就是因为明朝的朱元璋，基本上是无文化而且是以无赖行径夺得江山的；就是因为虽驭临天下，但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康、雍、乾三帝，虽然自身的文化素质达到相当高度，但来自边鄙民族的整体愚昧落后，使之除了恃武力强行征服汉民族外，只是不得不依赖汉族知识分子管理这个国家。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们的统治者在文化上抬不起头来的弱势心态和难以克服的自卑心理，遂使文化成为绝对不能碰触的敏感话题。
弱势心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而自卑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可能也是对自己过去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因此，翻开《二十四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这种人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熏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清之康雍乾，就是典型的例证。
苏东坡出现于宋代，是宋代之幸。但出现在宋代的苏东坡，其实也是相当不幸的。据元・脱脱的《宋史・苏轼传》所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小人作难，遭遇小人，是一件不幸的事；而一辈子掉进小人堆里，那就是不幸中的不幸了。苏东坡从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22岁应进士举起，到公元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66岁病卒止，至少有四十来年被小人紧缠不放，可谓倒霉透顶。
然而，也应该看到，如果不是宋代传承着中国文化血脉，苏东坡的不幸便可能万劫不复了。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苏东坡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且，无所顾忌地与实施新法的神宗唱对台戏。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将他关进了诏狱，然而这场官司重重拿起，轻轻放下，苏东坡继续做他的官，继续写他的诗。
嗣后哲宗继位，公元1091年（元祐元年）他被召为翰林承旨，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被打翻在地，一路往南发配。一代文人走上流放之路，知英州，贬惠州，谪琼州，一直到公元1101年才改徒永州，得以从海南岛返回大陆。中国小人的最大乐趣，最高境界，最全力以赴的一件事情，就是挫折大师，折腾大师，让大师活得艰难，活得痛苦。然而，苏东坡在这种迫害和折磨中，迂回曲折地找到自己的文学空间，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所以，宋代朱弁在《曲洧见闻》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
我们试着往好处想：一代文人苏东坡，如果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但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也不存在。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