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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作为东方重要作品《红楼梦》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简·爱作为西方著名小说《简·爱》中的主要女性角色，两个人的命运大不相同：一个是“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一个是困难坎坷、一波三折，却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主要是受19世纪前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欲知大道，必先知史”，通过对两个人物的分析，可进一步了解19世纪东西方的大致情况，并与当今时代相联系，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更为了解世界状况，推动文化进步与世界发展。
此前，谈及这类问题，人们多从经济、阶级、宗教、思想等方面对比林黛玉与简·爱的命运，分析东西方19世纪前后的不同之处，或认为阶级方面“《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生活，带着严重停滞时期的特质”，“《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斗争不断激化”;或认为宗教方面“林黛玉身上则有中国佛教提倡的也是着眼于调理人际关系的‘隐忍、包容’思想和由‘苦谛’说衍生出来的自我‘解脱’意识”，“简·爱身上有着基督教主张的着眼于协调人际关系的‘博爱、宽恕’精神和由‘原罪—救赎’所衍生出来的自我‘救赎’”。还有人通过对比二者的爱情观，分析东西方那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差异，如林黛玉“强调情感自律”，简·爱则是“追求精神上与物质上平等”。
而笔者则欲从东西方的经济基础、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等角度进行进一步研究;此外通过两个角色命运的比较，引入对东西方19世纪前后制度束缚的分析;还将分析结果与现今时代状况相联系，以期更为了解世界文化。
一、经济基础
19世纪前后，东方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需要进行农业活动来维持家庭温饱，体力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男性于经济支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则居于从属地位，需要依附男人，没有能力走出家庭独立生活。生于男性主导经济的封建社会的林黛玉，没有能力实现经济方面的独立自主，对自身前途命运没有任何把握，因此她对生活的追求仅限于一段美满的婚姻，即最终与贾宝玉长相厮守。当这段理想姻缘毁于一旦时，她的选择便只是郁郁而终。
19世纪前后，西方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机器逐步取代人力，破除了男女之间体力方面的障碍，女性可有更多机会融入社会，实现经济自由。处于女性地位上升的大发展时代的简·爱，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当听闻罗彻斯特实为有妇之夫时，她并未像林黛玉那般自怨自艾或是选择成为情婦，而是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罗彻斯特，去追求自己独立的生活。
二、制度束缚
（一）政治制度
19世纪前后，中国为君主专制制度，即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意向对人民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端午节元妃的赐礼中，贾宝玉的礼物与薛宝钗的相同，却与林黛玉的不同，此举意在表明元妃支持“金玉良缘”，希望贾宝玉与薛宝钗喜结连理。这成了宝黛二人结合的一大障碍。如若他们对此进行反抗，或许就会因“抗旨”而受到一定惩处，于二人甚至整个家族均无益处。
19世纪前后，英国为君主立宪制，即君权受限、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体制，统治者无权干涉人民的婚姻、家庭等个人生活。因此，简·爱与罗彻斯特之间没有政治权势与君主制度的束缚，能够更加自由、大胆地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与所爱之人相依相守。
（二）家族制度
19世纪前后，东方的家族制度较为森严，儿女婚姻受到双方长辈制约的程度较高。汤显祖的《还魂记》中便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林黛玉所处环境的“长幼尊卑”观念较为深入，贾家上下，自千金小姐贾迎春至底层丫鬟金鸳鸯等的婚姻，无不受到长辈、主子的影响。加之林黛玉“向往的是一种两情相悦、惺惺相惜的爱情，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她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完全违背了当时的封建礼教，她这一叛逆的行为与她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受到了来自封建大家庭的挤压”，王夫人等长辈的干预成为其与贾宝玉成婚的一大阻碍。
19世纪前后，西方的家族制度较为开放，儿女婚姻受到双方长辈制约的程度相对较低。参照与《简·爱》同时期的西方作品《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拒绝母亲指定的人选克林先生的告白。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西方人于婚姻方面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简·爱所处环境对于“长幼尊卑”观念的强调程度相对较低，两个人的结合并未受到双方长辈的过多干涉与阻挠，最大矛盾主要来自简·爱自身的自强自立。
三、宗教文化
佛教于西汉末年初步传入中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渐次走向繁荣，于唐朝发展至顶峰，虽然其之后逐渐被宋明理学所吸收，但仍对时代思想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佛教主张“希冀来世达到解脱的来世主义人生观，其核心内容是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而《红楼梦》中“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等观点恰与这种宗旨相契合，透露出作者的“来世主义”世界观。这种观念对作者安排人物命运产生影响，预示了女主人公林黛玉最终面对“金玉良缘”并未选择反抗，而是暗自归天以求来世的结局。
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左右传入英国，公元6世纪前后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地位渐次得到巩固，之后的宗教改革等思想运动使基督教进一步发展，该教派因而变得更加完善。基督教的宗旨是信奉上帝，即人的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可得到上帝的拯救而获得永生。小说中简·爱听见罗彻斯特在冥冥之中传来决定命运的三声呼唤似乎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象征，预示着她与罗彻斯特相爱由神灵保佑，也是作者虔诚信仰的体现。这些都昭示了简·爱最终回到罗彻斯特身边，与其白头偕老的结局。
四、社会思潮
19世纪前后，东方以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为主，宋明理学始终占据官方统治思想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处于封建思想统治下的林黛玉遵循家族秩序，如初入府中谨小慎微、行事坐卧克己复礼等。思想的禁锢使林黛玉对自己爱情把控的欲望相对较低。当笑说贾宝玉像“渔翁”，之后误称自己为“渔婆”时，林黛玉便红了面庞。马振丽于文章《绚烂与质朴之美——对比林黛玉与简·爱的悲喜爱情》中曾提到：“黛玉的爱缠缠绵绵，含蓄而不张扬，与中国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相一致。”
19世纪前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以后，越发注重民主自由思想。处于思想解放时期的简·爱勇于抗争，如屡次反驳表亲姨母、适时与师长进行辩解等。思想的解放使得简·爱对自己爱情把控的欲望相对较高。她冲破世俗观念，最终与罗彻斯特相爱相守。不得不说，简·爱自信果断、坚持自我选择的个性，与英国启蒙主义思想密不可分。
五、结语
东西方经济基础、制度束缚、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等方面存在差异，总体而言：19世纪前后，东方于各方面的约束程度较高，西方相对较低，更加注重自由开放。其培养出了不同的女性意识，使得林黛玉与简·爱抗争的力度不同，从而让二者拥有了不同的命运与结局。
随着时代变迁，东方的工业生产力发展、政治民主程度提高、人民的思想观念解放，这些使得女性拥有更多权力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在当今世界，东西方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等方面依旧存在差异，如东方受家中长辈约束的程度比西方高等。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命运。然而，悲喜结局并不代表文化制度的高下，东方对凄婉爱情悲剧的推崇，与西方独立女性爱情角逐的胜利各有其美。要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才能在促进文化进步的同时推动世界发展，达到最终“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
指导教师：薛媛元 郑桂芬
此前，谈及这类问题，人们多从经济、阶级、宗教、思想等方面对比林黛玉与简·爱的命运，分析东西方19世纪前后的不同之处，或认为阶级方面“《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生活，带着严重停滞时期的特质”，“《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斗争不断激化”;或认为宗教方面“林黛玉身上则有中国佛教提倡的也是着眼于调理人际关系的‘隐忍、包容’思想和由‘苦谛’说衍生出来的自我‘解脱’意识”，“简·爱身上有着基督教主张的着眼于协调人际关系的‘博爱、宽恕’精神和由‘原罪—救赎’所衍生出来的自我‘救赎’”。还有人通过对比二者的爱情观，分析东西方那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差异，如林黛玉“强调情感自律”，简·爱则是“追求精神上与物质上平等”。
而笔者则欲从东西方的经济基础、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等角度进行进一步研究;此外通过两个角色命运的比较，引入对东西方19世纪前后制度束缚的分析;还将分析结果与现今时代状况相联系，以期更为了解世界文化。
一、经济基础
19世纪前后，东方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需要进行农业活动来维持家庭温饱，体力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男性于经济支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则居于从属地位，需要依附男人，没有能力走出家庭独立生活。生于男性主导经济的封建社会的林黛玉，没有能力实现经济方面的独立自主，对自身前途命运没有任何把握，因此她对生活的追求仅限于一段美满的婚姻，即最终与贾宝玉长相厮守。当这段理想姻缘毁于一旦时，她的选择便只是郁郁而终。
19世纪前后，西方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机器逐步取代人力，破除了男女之间体力方面的障碍，女性可有更多机会融入社会，实现经济自由。处于女性地位上升的大发展时代的简·爱，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当听闻罗彻斯特实为有妇之夫时，她并未像林黛玉那般自怨自艾或是选择成为情婦，而是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罗彻斯特，去追求自己独立的生活。
二、制度束缚
（一）政治制度
19世纪前后，中国为君主专制制度，即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意向对人民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端午节元妃的赐礼中，贾宝玉的礼物与薛宝钗的相同，却与林黛玉的不同，此举意在表明元妃支持“金玉良缘”，希望贾宝玉与薛宝钗喜结连理。这成了宝黛二人结合的一大障碍。如若他们对此进行反抗，或许就会因“抗旨”而受到一定惩处，于二人甚至整个家族均无益处。
19世纪前后，英国为君主立宪制，即君权受限、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体制，统治者无权干涉人民的婚姻、家庭等个人生活。因此，简·爱与罗彻斯特之间没有政治权势与君主制度的束缚，能够更加自由、大胆地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与所爱之人相依相守。
（二）家族制度
19世纪前后，东方的家族制度较为森严，儿女婚姻受到双方长辈制约的程度较高。汤显祖的《还魂记》中便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林黛玉所处环境的“长幼尊卑”观念较为深入，贾家上下，自千金小姐贾迎春至底层丫鬟金鸳鸯等的婚姻，无不受到长辈、主子的影响。加之林黛玉“向往的是一种两情相悦、惺惺相惜的爱情，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她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完全违背了当时的封建礼教，她这一叛逆的行为与她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受到了来自封建大家庭的挤压”，王夫人等长辈的干预成为其与贾宝玉成婚的一大阻碍。
19世纪前后，西方的家族制度较为开放，儿女婚姻受到双方长辈制约的程度相对较低。参照与《简·爱》同时期的西方作品《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拒绝母亲指定的人选克林先生的告白。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西方人于婚姻方面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简·爱所处环境对于“长幼尊卑”观念的强调程度相对较低，两个人的结合并未受到双方长辈的过多干涉与阻挠，最大矛盾主要来自简·爱自身的自强自立。
三、宗教文化
佛教于西汉末年初步传入中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渐次走向繁荣，于唐朝发展至顶峰，虽然其之后逐渐被宋明理学所吸收，但仍对时代思想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佛教主张“希冀来世达到解脱的来世主义人生观，其核心内容是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而《红楼梦》中“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等观点恰与这种宗旨相契合，透露出作者的“来世主义”世界观。这种观念对作者安排人物命运产生影响，预示了女主人公林黛玉最终面对“金玉良缘”并未选择反抗，而是暗自归天以求来世的结局。
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左右传入英国，公元6世纪前后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地位渐次得到巩固，之后的宗教改革等思想运动使基督教进一步发展，该教派因而变得更加完善。基督教的宗旨是信奉上帝，即人的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可得到上帝的拯救而获得永生。小说中简·爱听见罗彻斯特在冥冥之中传来决定命运的三声呼唤似乎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象征，预示着她与罗彻斯特相爱由神灵保佑，也是作者虔诚信仰的体现。这些都昭示了简·爱最终回到罗彻斯特身边，与其白头偕老的结局。
四、社会思潮
19世纪前后，东方以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为主，宋明理学始终占据官方统治思想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处于封建思想统治下的林黛玉遵循家族秩序，如初入府中谨小慎微、行事坐卧克己复礼等。思想的禁锢使林黛玉对自己爱情把控的欲望相对较低。当笑说贾宝玉像“渔翁”，之后误称自己为“渔婆”时，林黛玉便红了面庞。马振丽于文章《绚烂与质朴之美——对比林黛玉与简·爱的悲喜爱情》中曾提到：“黛玉的爱缠缠绵绵，含蓄而不张扬，与中国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相一致。”
19世纪前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以后，越发注重民主自由思想。处于思想解放时期的简·爱勇于抗争，如屡次反驳表亲姨母、适时与师长进行辩解等。思想的解放使得简·爱对自己爱情把控的欲望相对较高。她冲破世俗观念，最终与罗彻斯特相爱相守。不得不说，简·爱自信果断、坚持自我选择的个性，与英国启蒙主义思想密不可分。
五、结语
东西方经济基础、制度束缚、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等方面存在差异，总体而言：19世纪前后，东方于各方面的约束程度较高，西方相对较低，更加注重自由开放。其培养出了不同的女性意识，使得林黛玉与简·爱抗争的力度不同，从而让二者拥有了不同的命运与结局。
随着时代变迁，东方的工业生产力发展、政治民主程度提高、人民的思想观念解放，这些使得女性拥有更多权力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在当今世界，东西方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等方面依旧存在差异，如东方受家中长辈约束的程度比西方高等。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命运。然而，悲喜结局并不代表文化制度的高下，东方对凄婉爱情悲剧的推崇，与西方独立女性爱情角逐的胜利各有其美。要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才能在促进文化进步的同时推动世界发展，达到最终“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
指导教师：薛媛元 郑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