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7年独立后，印度迫切希望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一直有一个“大国梦”，一代代印度的政治精英不断求索强国之路。自21世纪以来，印度寻求大国地位的种种努力更是愈发明显。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印度独立70余年来，许多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进一步进入难解之境——貌似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下，却是土邦林立、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教派冲突不断……
　　印度对大国地位的勃勃雄心，与其现实中差强人意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势之间，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现实困境，让印度的国家现代化发展始终备受掣肘。

西式“民主”政治问题重重

　　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中央王朝相比，印度古代史上从未出现能够稳定统治现代印度大部领土的中央王朝。由于历史上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印度形成了如千层蛋糕般分散错杂的割据统治结构，按照民族、种姓、宗教、阶层的分野，印度社会被分割成自治、自立的小社区。
　　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建国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保持国家统一当作其至高无上的两大历史任务。在包容性的印度民族主义指导下，国大党精英在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整套以妥协、折衷为特色的政治体制，让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种姓、不同阶层的印度人获得了平等的政治身份——印度公民。不少印度学者曾表示，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样的民主制度，国家统一都无法维持。客观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这套政体制度取得了一种成功。
　　然而，印度的社会整合缺乏其赖以奠基的历史遗产与文化认同。虽然政治制度的设计在理论上弥合了印度社会的多元异质性，但是印度的政治生活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宗教、种姓、民族、阶层这些“次国家级”认同和身份政治展开，而没有真正形成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不仅如此，印度民族主义妥协和折衷的制度设计，还使得各个群体得以坚守和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反而使全国层面的社会整合更加难以推进，结果变成了无休止的党争和各种内讧与乱斗。这使得历届印度政府均无法将力量统一于国家前进方面，而是散射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层面，形成了印度所独有的“乱象”，难以推动经济转型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治高度多元化，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代表地方自治倾向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维护特定种姓利益的种姓政党、突出信仰诉求的宗教政党、强调社会公平的阶级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在民族、种姓、宗教、阶层这几根神经上不断撕扯着印度社会。从1989年到2014年，印度历次大选结果都无一政党过半数，“悬浮议会”成为了印度政坛常态。

　　有資料显示，1954年时，印度人均收入高于中国，预期寿命、识字率等指标和中国比较接近。但是两国发展结果大不相同。今天的中国，粮食产量是印度的两倍，贸易总额是印度的5.2倍，整体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78倍，人均寿命比印度高10岁左右，基础设施建设更不可同日而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认为，印度政治制度存在着多种问题，民主质量相当低下。不解决这些挑战，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首先是无法真正地解决印度种姓制度问题。虽然印度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印度独立都70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小学里，高种姓的孩子可以坐在小木凳上而低种姓的孩子只能坐在地上。
　　其次，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印度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地位远远低于男性，文盲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远远低于男人。虽然印度政坛有英迪拉·甘地、索尼娅·甘地这样的重量级的女性人物，但这只说明印度普通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和后代有某种盲目的崇拜，印度的民主制度，很大程度还是家族政治。
　　还有一点，就是印度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改，但实际上印度各级议员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议会里很难获得通过。印度的田间管理水平，水利建设水平都远远低于中国，粮食产量只有中国一半也就不足为奇。
　　此外，印度虽然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是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政客用钱直接或者间接来拉选票的情况属于家常便饭。英国印度裔小说家及专栏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如此评价印度的腐败：“几乎不用怀疑，这种腐败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实际上，语言本身已经无法形容印度上层商人和官僚之间关系网络的高度复杂性。它已经成为将资本快速输入政治体系的重要引擎，而其他方式都达不到它的速度。”

教派冲突已成社会毒瘤

　　说到宗教，印度一国可以“吊打”全世界。印度是一个民族繁多、宗教复杂、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家。其中，本土宗教印度教徒人口约占82%，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约占12%，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宗教信徒比例占6%。这一特征不仅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自独立以来印度社会冲突与分裂现象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之一。
　　印度民族主义其实产生于民族独立运动。正是印度的民族主义促使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形成民族的基本认同，最终终结了英国的统治，但是与民族独立相伴随的教派冲突及其政治分裂，也导致了印巴分治恶果。
　　1950年，印度制宪会议通过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1976年，“世俗主义”被正式写入了印度宪法。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度教派主义思想的蔓延，避免了印度教势力的继续扩张。但是，这一政治遗产并没有持续太久。印度的民族主义常常被贴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标签，在造成国内混乱的同时，教派与宗教冲突也成为社会分化的导火索，以及影响国内稳定甚至是国际关系的一大毒瘤。
　　1984年10月31日，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她的锡克保镖刺杀，这也导致了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印度教徒针对锡克教徒的宗教屠杀。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冲突，则使世俗主义原则的根基被进一步动摇。
　　无论是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大规模冲突，还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血腥事件，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几乎成为了印度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当民族主义同贫困、种族、宗教、边界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而被少数极端、激进和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利用，就有可能会演变为民族间的冲突乃至最终有可能导致民族分裂。

　　令人担忧的是，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2014年5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应该说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支持密不可分。印度人民党政要不仅频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而且还公开抨击国大党时期所定下的世俗主义原则是“伪世俗主义”，大力推行具有争议性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杀牛禁令”的推行。除此以外，还公开推行了一系列和印度教相关的文化宣传活动，包括将瑜伽列为中央政府公立学校六到十年级的必修课程。
　　去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成为正式法律。印度总理莫迪认为：“这项修正案将减轻多年遭受迫害的人的苦难”“符合印度几百年来的同化精神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但问题在于，这项法案首次将宗教作为印度公民法中的国籍标准，違背了印度世俗主义的立国精神，并且将穆斯林排除在外，对穆斯林有严重的歧视之嫌。
　　这实际上是自莫迪总理领导印度人民党获得第二次大选胜利、成功连任之后，所采取的第三项极富争议、容易导致宗教冲突的政策。不出所料，《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导致印度首都德里发生为期数月的骚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爆发了数十年来印度最大规模的种族冲突。
　　当前，对于莫迪及其印度人民党而言，推动印度中央政府能力建设和国家民族整合是其核心任务之一。莫迪希望用印度教精神团结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印度教认同”这一思想趋势，巩固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势力。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带来了对印度的民族团结的杀伤力，很可能成为印度推进国内改革与实现大国目标的阻力。

经济动能显得不足

　　2000年至 2009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42%。当时印度媒体称， 2011年印度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事与愿违。之后印度经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经济增长势头减弱，甚至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迹象。
　　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上台后，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创造友好环境以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国内市场的改革与开放、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多地关注贫困人口以及加大力度扶贫等，推出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清洁印度”“季风计划”“环印工业走廊”“废钞令”、统一商品服务税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举措。
　　“莫迪经济学”也似乎交了一份足够好的经济数据报告，2014年至2018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7.4%、8%、7.1%、6.7%和7.4%，年均增速达到7.3%，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国家。
　　印度有着巨大的人口市场，发展制造业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印度政府自2014年就提出“印度制造”的口号，其目的就是通过扩大制造业改进经济结构形态。得益于“印度制造”计划以及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措施的配套推出，印度制造业5年来明显提速，2014年至2018年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6%、10.2%、8.9%、9.1%和6.9%。小米、纬创、富士康、比亚迪、苹果等企业纷纷在印度办厂。
　　“印度制造”似乎前景一派风光，但其实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铁路线和港口统统不足，改善行动又进展缓慢，获取土地也困难，营商环境算不得多好。现有的数据表明，印度的这一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向印度政府设想的方向转化，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了。2019—2020财年印度制造业占GDP的份额为11.4%，而在上个财年，这一数字还是12.2%。
　　“除了人力成本其他什么都贵”，这已经成为印度制造业现状最好的写照，印度空有人口红利，却连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制造业也保不住。
　　印度中央统计局5月29日公布的数字显示，印度2019—20财年的经济增速为4.2%，今年1—3月经济增速为3.1%。印度经济增速受到疫情的影响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印度经济增长动能已然非常疲弱。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也表示：“印度总理莫迪的改革能否持续成疑。结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差、识字率低和社会文化等的转变，均难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更严重的是，印度多党制喧嚣的政治民主，将长期限制印度经济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