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白宫公布的奥巴马报税单显示，2012年奥巴马的收入逊于往年。在去年的一年里，奥巴马领取了总统年薪40万美元，卖书等商业收入约26万美元，奥巴马夫妇给慈善机构捐了15万美元，纳税11万美元，健康保险税从工资中扣除了0.52万美元，最后奥巴马夫妇去年收入只有约39万美元。
　　奥巴马一家4口，39万美元纯年收入，在中产阶层厚实的美国，只算是非常普通的收入。而去年收入逊于往年，主要是竞选年获得连任导致奥巴马的书不如以往畅销。领导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人，收入不及一个美国街头卖披萨饼的贩夫走卒，这绝对不是臆想。

制度化涨薪

　　美国总统现在年薪40万美金，但这都是最近才有的事。立国之初，美国总统的年薪才2.5万美元，约一百年后，涨为5万美元，到1949年时，才迎来一次大加薪，涨到10万美元。
　　美国总统工资增长缓慢，建国之始的2.5万美元比较于当时的国民平均收入，是今天的若干倍。之所以美国总统工资涨得不积极，皆因“利益避让”原则——在任总统可涨工资，但却无权消受，只有等下一任才生效，而且在任总统为涨工资，还得为在国会通过这一法律而展开繁重的立法推进活动。
　　说到领导人的高薪，自然会说到领取4倍于奥巴马工资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的年薪为170万美元，最高时曾达到230万美元。一个领导弹丸小国的人，工资居然数倍于领导“一超独霸”于世界、国土万倍于新加坡的国家的领导人。然而，如果算上奥巴马一家4口公款度假、专职司机、安保、白宫厨师、花工和“空军一号”等费用，相对于除了“干工资”，其他都要自己掏钱的李显龙，恐怕也不算少了。李显龙没有公车可用，上下班用私车，请司机自己掏钱，没有拿发票报账之说。
　　在一些国家里，制度性漏洞，令“发票”真正成为官员隐性巨额收入的“发财之票”。
　　和美国总统的固定薪酬制不同，新加坡采用高级公务员的薪酬联系制，挂钩于全国六家私企收入前4名的高管平均工资，高级公务员可拿到他们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并随着私企高管平均工资而浮动。在这一制度下，受益的高级公务员，全国只有三十多人，普通公务员则挂钩于全国私企普通员工的平均工资。在新加坡独特的威权政府里，政府首脑更像是一个国家企业的CEO，管的事比可专注于外交与国防的美国总统多得多。美国总统是“高政治”下的产物，很多职权有名无实，而新加坡是“低政治”的产物，很多职权需要最优秀的人才来担当，不是小布什和从无执政经验的奥巴马能胜任的。
　　假如我们把新加坡城市国家视为超级公司，那么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推行高薪制也是合理的。当然，新加坡的高薪制是在清廉政府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也是受国人所欢迎的。一直以来，在清廉度上，新加坡都位列世界前三。所谓的“高薪后才入廉”之说，是一个误解。

退休增值之道

　　事实上，许多领导人的价值不在任内，而在“任外”。
　　现代传媒成功地把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娱乐化、庸俗化和平民化，极大撩动了公众的好奇心，也史无前例地挑逗普通民众的进取心。公众已经把他们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纳入了日常社交所必需的谈资，退下来的领导人史无前例地获得把以往的领导经历商品化的机会。
　　如莱温斯基的“拉链门”使美国公众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不知晓克林顿的风流韵事，就好像自己已经被这个社会边缘化了。人们在连篇累牍的新闻轰炸面前，只有加入起哄的行列，别无他法。这就给克林顿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商机，克林顿的自传之类的书已经成为最为畅销的书籍。至今，克林顿仍是身价最高的商业政治演讲者。克林顿不仅还清了担任总统时欠下的选举和诉讼的巨额债务，而且跻身于富豪之列。今天，退休后的希拉里也果断地加入了克林顿的全球商业演讲阵营。
　　领导者不再把高薪收入作为服务公职的价值，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公共事务，相当于把智慧作为一项远期资本，投资于芸芸众生的眼球里。待他日没有因担任公职而受到束缚时，就可以回笼令人瞠目结舌的投资收益，再投资，再获益。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时，月薪不过几千欧元，租不起政府提供的豪华住宅，只好搬到总理府简陋的办公室里。据说，亲属来探望时留宿，也只有临时加张军用折叠床。施罗德总理忘我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为人乐道，其参与公职服务的经验，为其日后掌管欧洲天然气管道公司主席一职作好了能力上的准备。当然了，公司主席的薪酬远超微薄的总理年薪，施罗德已经驰上了退休致富的快车道。
　　退休致富是相当高的清廉政治下的产物。清廉政治给他们退休后的经济获益能力加上了保险，他们的形象不会因政治上的异化而受到扭曲。
　　而在制度有缺陷的国度里，一些国家领导人等不及退休就大搞贪腐，或患上不可救药的权力瘾症。纵然恋栈不走，终有他退出权位之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例如，羁押在国际刑事法庭的前利比里亚总统泰勒、被秘鲁通缉的前总统藤森、客死异乡的巨贪总统马科斯，以及病死于沙特阿拉伯的前乌干达吃人总统阿明。

谁才是当今收入最高的领导人？

　　按工资的绝对值比较，似乎并无多大意义，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水平本来不在一个层次。光看“裸工资”也没有多大意义。在英国那样议员每年有巨额住房、旅行补贴的国家里，他们究竟拿了多少，真是算不清楚。
　　如果按“裸工资”，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在全球垫底。中国领导人的月工资，据近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不足万元人民币。
　　如果按工资与国民收入水平之比例尺来算，情况又不同了。肯尼亚是非洲穷国，其总理的年薪高过美国总统，是42万美元，是肯尼亚人均国民收入的300倍。300倍的巨大剪刀差，令只有43倍左右的新加坡总理逊色。肯尼亚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8亿美元，人均GDP为271美元，肯尼亚属于全球最后40个“低发展”国家的范畴。
　　肯尼亚议会议员俸禄优厚，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平均每个议员年收入为169625美元。各部门首居要职的官员的工薪更高，如肯尼亚防控艾滋病委员会前主席玛格丽特·高卡拉博士月薪约合26000美元。不过，高卡拉博士与肯尼亚反腐委员会主席相比，则小巫见大巫了。反腐最高机关的首脑月入约32000美元。据说，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其他补贴费。尽管如此，这位缩在办公室指挥全民反腐战争的官员较一个整日在街头风吹日晒值勤站岗的下士警察，工资也整整多出500倍。
　　2005年，肯尼亚“晋升”为东非最腐败的国家，被国际发展组织定义为最不公平的国家。
　　只学“高薪”，不学“防腐”，不抓“反腐”，领导人再高薪，也注定是一个世界级笑话。（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卸任领导人“不差钱”

小布什
　　一年130万美元

　　在各国元首中，美国总统的退休金水平无疑名列前茅，美国国会研究所新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一年，奥巴马的几位前任共花了美国纳税人370万美元，其中尤以前总统小布什的待遇最高，达130万。

萨科齐
　　每月6000欧元“保底”

　　法国卸任总统的待遇，包括每月6000欧元的总统基本卸任津贴，每月11500欧元的“宪法委员会特别津贴”，金额不详的“总统特别卸任津贴”。

布莱尔
　　多处高薪挂职

　　英国首相的退休待遇是可以领“双退休工资”：作为退休首相，他可以领到首相工资的75%；同时在英式内阁制下，一般情况下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党党魁自动成为首相人选，因此首相兼有下议院议员的身份，退休后还可按退休议员的年资待遇，在65岁后多领一份议员退休年金。比如前首相布莱尔这两份退休工资相加，共可获得12万英镑以上的年退休收入。

小泉纯一郎
　　任期越长退休金越高

　　由于日本首相退休金直接与任期挂钩，任期越长退休金越高。小泉纯一郎在任5年零5个月，年退休金为660万日元（1日元约合0.01美元）。相比之下，在位仅有四百多天的菅直人退休金只有160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