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敌后根据地的舆论监督是怎么样的，建国初期我们是如何取得人民群众信任和爱戴的，后来的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
　　
　　1947年春夏之间，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到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那年我19岁。1990年的最后一天我从新华社离休。我在新华社已61年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岁月中，我常常碰到“正面报道”、“负面报道”的争论，换句话说就是要不要“舆论监督”。我的观点是：只要行得端、走得正、符合人民利益，就都是正面报道，都是人民欢迎的。
　　
　　共产党是如何取得人民信任的
　　
　　1947年夏秋，坚持在苏北敌后的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与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联合攻打盐城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第12纵队的司政机关与所属第34旅、35旅在当时的阜东县（现江苏滨海县）东坎附近休整。不久，34旅102团的一个排长在行人稀少的公路上把一位农村大嫂推倒在公路边的壕沟中欲强行不轨。这位大嫂高喊“不得进行无理”，一位正在路上行走的战士闻声急步赶来将排长捉获。几乎同时，又一个连的事务长（现称连队伙食管理员）相继贪污了几百斤大米和一些菜金。经纵队批准，34旅召开了全旅公审大会，枪毙了事务长，那个排长也被立即撤职和开除党籍，随军“罚苦工”——当时是战争环境，既没有监狱，也没有劳改单位，只能以随军“罚苦工”代牢狱。
　　对这类极个别人员的惩罚要不要公开报道？我带着这个问题征求纵队领导人的意见。那是一个大清早，我赶到12纵队司令部，正碰上司令部开早饭，司令员陈庆先、副司令员常玉清、政治委员曹荻秋和参谋长邀我共进早餐，边吃边谈，研究如何公开报道34旅的公审大会。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公开报道，这不是揭短，而是充分表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卑鄙下流的小人只占千百分之一。光明磊落地公开报道这类事可使人民更相信我们的队伍，更拥护、爱戴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憎恨。
　　这样，我写报道便有了把握。
　　1947年冬，12纵队副司令员常玉清坐骑的饲养员贪污了喂养牲口的粮票和草票，卖得几十块银元去嫖妓。尽管他跟随常玉清10年并已享受连级待遇，可常副司令员丝毫没有护短，亲自担任执法官，召开大会公审这个饲养员。大家一致决议枪毙这个严重损害革命军人道德的罪犯。警卫战士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屋后，一声枪响，这个秃头即被击倒在地。我也立即向华中敌后的报纸作了报道。
　　建国初，天津的大贪官张子善、刘青山被枪毙，震动全国。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眼里就是糅不进一粒沙子，哪怕参加革命、参加党近20年的老干部，严重贪赃枉法照样格杀勿论。共产主义的天下是最干净、最美好的天下。
　　
　　舆论监督怎么成了“负面”的东西
　　
　　但不久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不准评头品足、说三道四了。
　　1955年春节第一天，我受越南胡志明主席之邀，随他慰问了正为战后重建而艰苦劳动的工农兵，并在午间共进野餐。回到河内已夜静更深，我熬夜写了一篇新闻。但新华社河内分社负责人不同意电发北京总社，理由是毛主席从未在春节期间出访慰问过工农兵，这样发稿会被认为是借此讽刺挖苦毛主席哩。
　　我吃了哑巴亏。这种风气十分危险：凡事如无“领导”首肯就“吃不了兜着走”，还谈什么“舆论监督”？我们有的编辑、记者一个劲地拍领导马屁，削尖脑袋往上钻，我看不顺眼！1957年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给新华社《新闻业务》活页版写了一篇短文，题为《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在过去不敢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不过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员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事实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实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叶、抹脂擦粉……他们年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真是太不公平了。
　　……片面、夸大、过分地渲染，甚至于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样说，而不能有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就是我们和他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深思么？
　　此后一段时期内，谎言遍地，“舆论监督”成了奇谈。稍有揭发批判，就成了“负面报道”或“暴露阴暗面”；稍微据理力争，即使不给你扣上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也要扣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小帽子。整个社会“万马齐喑”，甚至夫妻二人都不敢说真心话，深怕对方“汇报立功”。
　　
　　党的组织和个人应在宪法范围内从事活动
　　
　　这种状态应该并正在改变，舆论监督有望开创一个新时代。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以及党章的规定，都强调共产党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范围内从事活动；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文学艺术家们面前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讲真话，我相信这都是真挚的。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只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舆论监督”的枷锁就会解除。
　　回忆起革命战争年代的舆论监督，我衷心希望现在的舆论监督能有更大的进步。
　　
　　（作者系新华社原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