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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通俗读本，全书以各个时代的人事解读制度。本文从历史和文化两个角度分别看待制度发展，并从制度发展得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形成的必然性，以现实迁就制度并逐渐创新发展。
关键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历史 文化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五次讲演的讲义稿，其语言精简易懂，故读起来也酣畅淋漓。在内容上，此书着重描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项制度的变革及应用，并以现代人的视角对其得失进行了详细分析，时至今日已经有过数十次印刷，由此可见钱穆先生这本书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颇受欢迎。读完此书后，我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有了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理解。阅读完这本书就像是一个巨石投入水中激起巨大的波澜般直戳心头。使我之前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认知有了纠正，并填补了一些新的视角。就书中内容及结构上来看，此书以短小的篇幅与简练的文笔详细梳理了五个朝代的历史洪流，以先生博大精深的知识积累表述出对中国历史精要的见解与深思，更使书中内容对作者产生了如清澈溪流潺潺涌动的阅读体验。不读此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只能是浅薄的，更不能知晓它的精深之处。
一、从历史意见出发看待政治
在钱穆先生的观点中，政治被分为人事与制度两方面内容，考虑到人事与制度两种内容虽然在核心上截然不同，但相互之间也有着丝丝入扣的影响与互相作用，因此虽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论述主要以制度为主，但对人事内容同样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具体的内容包括政府组织、考试检查、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多种政治相关内容的介绍与对比，尤其是对因革演变的陈述与对利害得失的分析，而在书中文字背后更是指出了近现代人在理解传统文化与精神时产生的误区，因而即使是在当今社会，此书无论是对于制度或是人事都有着不可多得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
在钱穆先生的观点中指出，汉朝表现出了较高且较为理想的吏治水准与状态，这主要体现在官员数量较少及官员辖区分级的纯粹化上（只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且中央与地方并不存在地位高低上的区别）。除此之外，汉朝百姓面临的税收压力是比较小的，因此汉朝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状态。在制度层面，汉朝君臣权力划分也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特征，君权与相权整体上呈现出并列的状态，宰相在面对政府时也具有实际的管理权力。而在人才的运用上，汉朝应用的制度为举荐制，是指由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举荐认为有才华的人入朝为官。这种制度的初衷与理念是好的，世家大族与富庶人家本身多具备过硬的经营能力与识人能力，因此在举荐人才的质量上有可靠保障；但由于举荐人才的主动性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具有明显的主观特质，缺乏面向普罗大众的考核机制，也就使得权力机构的人员构成以富庶人家为下限，平民百姓则基本没有入仕与就学的机会，由此可见汉朝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受到了等级观念的影响。
及至唐朝这一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相权与汉朝相比被明显弱化，以三省六部制代替了原有的相权，这意味着相权遭到了分割，但并没有被取缔，而是以相互制约的形式呈现。在地方管理上由于增加了县的数量，因此管理结构表现出比汉朝更复杂的特征，也使得官员的数量出现了明显提升。而在人才任用上则以科举制为主，选举的出现扩大了人才吸收的渠道及范围，使得平民百姓也有了通过砥砺自身拥有入朝为官的机会，因而唐朝在人才筛选与任用上明显表现出比汉朝更高的效率。但在军事制度上因为应用了府兵制、设立了节度使等官职，大幅提升了军事管理人员在地方管理上的权力，导致唐朝后期面临着军阀割据的情况。
到了宋朝，由于宋朝整体上采取文人治国的策略，因此在军事上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处理外交问题时常处于被動防守的局面，结合宋朝的历史进程来看，军事上缺乏的并不是优秀将领，而是将领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土壤。除此之外，宋朝时作为中央政府领军人的宰相被削除了军权与财权，这使得宋朝宰相的权力进一步下降，难以再对军权形成有效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意味着士族政府面临皇权时选择了退让。相比唐朝而言，宋朝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全新的建树，所进行的改动大多为时代所迫，因此宋朝的政治制度在整体上是很被动的。
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这一职位，明太祖本身可称得上雄才大略，但其皇子皇孙几乎没有谁在个人能力与眼界上能与之比肩，因此宰相职位的取消为明朝的发展留下了祸根。结合之前几个朝代来看，相权尽管不能逾越皇权，但与皇权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这在整体上对政治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相权的废除意味着君主专制得到完全强化，而君主专制在治国上对皇帝个人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尽管后期设置了内阁大学士，但这一官职真正起到的影响十分有限，一旦皇帝出现不思进取的情况，将国事由宦官代劳，也就意味着皇权实际被掌握在宦官统领手中，并由此导致国家的祸患，明朝后期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人才任用上，尽管明朝依然沿用科举制，但在科举的考试内容上则以八股文为主，并不重视其他各方面能力的考核与监察，导致人才的能力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多以引经据典的方式处理政务，缺乏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使得明朝最终为清朝取代。
清朝在国家治理上与上述其他朝代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钱穆先生眼中，清朝的中央政府更类似于一种实现部族统治的工具，其军机处的设立使得皇权达到顶峰。这与清朝中央政府的部族有关，清政府以满族为主要政务人员，满族官员的比重在职位越高的范围内占比越多，因此清政府代表了满族，在行政及国家管理工作上也就会出现优先考虑部族自身而非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也正是这个原因，晚清时出现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由汉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变革活动很难获得清政府的首肯与认可，也就无从执行。
结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所持的视角是颇为不同的。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部分国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赞扬的，而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是颇为自卑、甚至是批判的，而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认为任何制度都有其自根生长的土壤，绝非仅有利或仅有弊，亦不可能历久不变，所以当我们评判一种制度时，应从历史意见出发，而不应以当代意见作为判断制度好坏的依据。 二、文化对于政治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制度和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虽然这本书谈的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可是不难发现文化思想在其中交织的痕迹。在书的序言部分，作者称，他想写中国政治制度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便是要平心客观的检讨中国政治制度史，其二便是要改变人们对于传统制度是“专制黑暗”的误读。正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政治的忽视，从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事实上，钱穆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就已经言明对人事、文化的研究在研习政治制度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钱穆先生的观点中，政治制度并不是凭空出现、独自存在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新的政治制度多是建立在对以往政治制度利弊深入分析与理解的基础上，且政治制度往往需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并具有解决、遏制、缓解社会问题的能力。即使是革命这种“激进”的做法，其目的看似是为了推翻已有的政治制度，实则是因为现有政治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导致社会问题恶化，而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出现的所有有实际成效的革命中，因革命而诞生的新政治制度在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其制度在深层次上也有对以往优秀政治制度的沿袭与修整。由此可以看出，任何政治制度的出现都建立在满足外在需求的前提下，这也就意味着对外在现实需求的深层次分析与正确把握是制定先进政治制度的前提与决定性条件。任何政治制度的消失并不是突然的，在消失之前该制度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表现出其局限性，当这种局限性使得政治制度出现导致社会问题恶化的反作用时，也就意味着此制度应当也务必得到取缔。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消亡必然經历了一个不断变质的过程。
钱穆先生认为政治制度是需要与现实相结合的，因此政治制度也需要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由于整个社会处在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也就意味着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表现出不适应当下时代的局限性，因而政治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根据社会现实情况不断进行变化与发展。然而无论进行怎样的变化与发展，制度背后所代表的本质精神与正确作用于社会的主旨是不变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本身都具有两面性，在造福社会、满足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其他方面的弊端，所有现下合理的政治制度都是在不断吸取历史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的，因此政治制度不仅要面向时代的需求，更要重视吸取历史的教训。
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一次次判了死刑，而西方文化却在媒体的进步浪潮中铺面而来。文化思潮泛滥，让诸多中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怀疑，认不清什么文化才是更好的。作者指出，国家政权的稳固不仅要靠地理上的统一，还依赖于为社会大众所认同的“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习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引经据典，无疑是向世界宣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便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当今我们强调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找寻全民族“共尊共信”的东西。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就是寻找民族认同感与集体凝聚力，而这可以为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提供有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气。
参考文献：
[1]吴树国..北宋白直的制度理路与历史内涵[J]..求是学刊，.2020，.047（002）：172-180.
[2]钱婉约..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J]..博览群书，.2020（3）：70-75.
关键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历史 文化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五次讲演的讲义稿，其语言精简易懂，故读起来也酣畅淋漓。在内容上，此书着重描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项制度的变革及应用，并以现代人的视角对其得失进行了详细分析，时至今日已经有过数十次印刷，由此可见钱穆先生这本书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颇受欢迎。读完此书后，我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有了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理解。阅读完这本书就像是一个巨石投入水中激起巨大的波澜般直戳心头。使我之前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认知有了纠正，并填补了一些新的视角。就书中内容及结构上来看，此书以短小的篇幅与简练的文笔详细梳理了五个朝代的历史洪流，以先生博大精深的知识积累表述出对中国历史精要的见解与深思，更使书中内容对作者产生了如清澈溪流潺潺涌动的阅读体验。不读此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只能是浅薄的，更不能知晓它的精深之处。
一、从历史意见出发看待政治
在钱穆先生的观点中，政治被分为人事与制度两方面内容，考虑到人事与制度两种内容虽然在核心上截然不同，但相互之间也有着丝丝入扣的影响与互相作用，因此虽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论述主要以制度为主，但对人事内容同样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具体的内容包括政府组织、考试检查、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多种政治相关内容的介绍与对比，尤其是对因革演变的陈述与对利害得失的分析，而在书中文字背后更是指出了近现代人在理解传统文化与精神时产生的误区，因而即使是在当今社会，此书无论是对于制度或是人事都有着不可多得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
在钱穆先生的观点中指出，汉朝表现出了较高且较为理想的吏治水准与状态，这主要体现在官员数量较少及官员辖区分级的纯粹化上（只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且中央与地方并不存在地位高低上的区别）。除此之外，汉朝百姓面临的税收压力是比较小的，因此汉朝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状态。在制度层面，汉朝君臣权力划分也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特征，君权与相权整体上呈现出并列的状态，宰相在面对政府时也具有实际的管理权力。而在人才的运用上，汉朝应用的制度为举荐制，是指由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举荐认为有才华的人入朝为官。这种制度的初衷与理念是好的，世家大族与富庶人家本身多具备过硬的经营能力与识人能力，因此在举荐人才的质量上有可靠保障；但由于举荐人才的主动性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具有明显的主观特质，缺乏面向普罗大众的考核机制，也就使得权力机构的人员构成以富庶人家为下限，平民百姓则基本没有入仕与就学的机会，由此可见汉朝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受到了等级观念的影响。
及至唐朝这一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相权与汉朝相比被明显弱化，以三省六部制代替了原有的相权，这意味着相权遭到了分割，但并没有被取缔，而是以相互制约的形式呈现。在地方管理上由于增加了县的数量，因此管理结构表现出比汉朝更复杂的特征，也使得官员的数量出现了明显提升。而在人才任用上则以科举制为主，选举的出现扩大了人才吸收的渠道及范围，使得平民百姓也有了通过砥砺自身拥有入朝为官的机会，因而唐朝在人才筛选与任用上明显表现出比汉朝更高的效率。但在军事制度上因为应用了府兵制、设立了节度使等官职，大幅提升了军事管理人员在地方管理上的权力，导致唐朝后期面临着军阀割据的情况。
到了宋朝，由于宋朝整体上采取文人治国的策略，因此在军事上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处理外交问题时常处于被動防守的局面，结合宋朝的历史进程来看，军事上缺乏的并不是优秀将领，而是将领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土壤。除此之外，宋朝时作为中央政府领军人的宰相被削除了军权与财权，这使得宋朝宰相的权力进一步下降，难以再对军权形成有效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意味着士族政府面临皇权时选择了退让。相比唐朝而言，宋朝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全新的建树，所进行的改动大多为时代所迫，因此宋朝的政治制度在整体上是很被动的。
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这一职位，明太祖本身可称得上雄才大略，但其皇子皇孙几乎没有谁在个人能力与眼界上能与之比肩，因此宰相职位的取消为明朝的发展留下了祸根。结合之前几个朝代来看，相权尽管不能逾越皇权，但与皇权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这在整体上对政治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相权的废除意味着君主专制得到完全强化，而君主专制在治国上对皇帝个人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尽管后期设置了内阁大学士，但这一官职真正起到的影响十分有限，一旦皇帝出现不思进取的情况，将国事由宦官代劳，也就意味着皇权实际被掌握在宦官统领手中，并由此导致国家的祸患，明朝后期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人才任用上，尽管明朝依然沿用科举制，但在科举的考试内容上则以八股文为主，并不重视其他各方面能力的考核与监察，导致人才的能力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多以引经据典的方式处理政务，缺乏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使得明朝最终为清朝取代。
清朝在国家治理上与上述其他朝代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钱穆先生眼中，清朝的中央政府更类似于一种实现部族统治的工具，其军机处的设立使得皇权达到顶峰。这与清朝中央政府的部族有关，清政府以满族为主要政务人员，满族官员的比重在职位越高的范围内占比越多，因此清政府代表了满族，在行政及国家管理工作上也就会出现优先考虑部族自身而非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也正是这个原因，晚清时出现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由汉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变革活动很难获得清政府的首肯与认可，也就无从执行。
结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所持的视角是颇为不同的。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部分国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赞扬的，而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是颇为自卑、甚至是批判的，而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认为任何制度都有其自根生长的土壤，绝非仅有利或仅有弊，亦不可能历久不变，所以当我们评判一种制度时，应从历史意见出发，而不应以当代意见作为判断制度好坏的依据。 二、文化对于政治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制度和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虽然这本书谈的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可是不难发现文化思想在其中交织的痕迹。在书的序言部分，作者称，他想写中国政治制度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便是要平心客观的检讨中国政治制度史，其二便是要改变人们对于传统制度是“专制黑暗”的误读。正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政治的忽视，从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事实上，钱穆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就已经言明对人事、文化的研究在研习政治制度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钱穆先生的观点中，政治制度并不是凭空出现、独自存在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新的政治制度多是建立在对以往政治制度利弊深入分析与理解的基础上，且政治制度往往需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并具有解决、遏制、缓解社会问题的能力。即使是革命这种“激进”的做法，其目的看似是为了推翻已有的政治制度，实则是因为现有政治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导致社会问题恶化，而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出现的所有有实际成效的革命中，因革命而诞生的新政治制度在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其制度在深层次上也有对以往优秀政治制度的沿袭与修整。由此可以看出，任何政治制度的出现都建立在满足外在需求的前提下，这也就意味着对外在现实需求的深层次分析与正确把握是制定先进政治制度的前提与决定性条件。任何政治制度的消失并不是突然的，在消失之前该制度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表现出其局限性，当这种局限性使得政治制度出现导致社会问题恶化的反作用时，也就意味着此制度应当也务必得到取缔。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消亡必然經历了一个不断变质的过程。
钱穆先生认为政治制度是需要与现实相结合的，因此政治制度也需要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由于整个社会处在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也就意味着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表现出不适应当下时代的局限性，因而政治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根据社会现实情况不断进行变化与发展。然而无论进行怎样的变化与发展，制度背后所代表的本质精神与正确作用于社会的主旨是不变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本身都具有两面性，在造福社会、满足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其他方面的弊端，所有现下合理的政治制度都是在不断吸取历史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的，因此政治制度不仅要面向时代的需求，更要重视吸取历史的教训。
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一次次判了死刑，而西方文化却在媒体的进步浪潮中铺面而来。文化思潮泛滥，让诸多中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怀疑，认不清什么文化才是更好的。作者指出，国家政权的稳固不仅要靠地理上的统一，还依赖于为社会大众所认同的“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习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引经据典，无疑是向世界宣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便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当今我们强调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找寻全民族“共尊共信”的东西。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就是寻找民族认同感与集体凝聚力，而这可以为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提供有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气。
参考文献：
[1]吴树国..北宋白直的制度理路与历史内涵[J]..求是学刊，.2020，.047（002）：172-180.
[2]钱婉约..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J]..博览群书，.2020（3）：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