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
　　作家，日本东京人，明治大学教授，中文著作有《我这一代东京人》《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伪东京》等。
　　有位中国学者从北京来东京一所大学做客座老师。我问她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她回答：“空气可好，怪不得很多人到了一趟东京都说，人家的天是日日都蓝的呀。”我点点头，类似的说法过去一两年听过几次了。
　　不料，她接着说：“但是，八十年代我第一次来东京的时候，曾有过完全相反的感想。也就是，回到了北京才能松一口气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空气比日本好得多；三十年前的中国，不用说私家车，连出租汽车都少，空气自然很好了。”
　　是的，当年我在日本上大学念中文，课文中的一句话，至今牢牢记着：北京的秋季，天空蓝得透明。北京的春天，历来是刮西北风沙的季节，大家都戴口罩，女性们则扎头巾避黄沙；然而，经过了炎夏，九月的天空真的是既蓝又透明。对当年空荡荡的北京马路，我也印象深刻：在堂堂长安大街上，天黑了以后，竟然有一批待业青年出来踢足球，都不用怕汽车的！
　　听到中国空气污染的消息，很多日本人战战兢兢。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所住的地方也曾有过空气污染的问题，曾经严重到让邻国来的学者担心会窒息。
　　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社会科教科书上一定会出现关于“四大公害”的记述，即九州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潟县的第二水俣病（同）、新潟县的痛痛病、爱知县的四日市气喘病。在上个世纪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50年代到70年代，这些“公害”陆续发生，导致了数千人的健康受损。我所住的东京，虽然不能跟 “四大公害”受灾地的情况相比，但也经常发生光化学烟雾。一旦地区政府发布警报，校方会马上取消户外体育等活动，以免学生闹眼疼、喉疼、呕气等症状。
　　了解这位中国学者三十年前来过东京，我又顺便问她：“当时和现在的东京，您注意到有什么变化吗？”她说：“似乎多了热心肠的人，也许是整体的英语水平提高了的缘故吧，当我问路，很多人都自愿带我一起走到目的地。另外，日本的路牌、交通标志等，也写得很清楚了。”说着，她拿出个智能手机给我看看几个软件：比如，可把日文单词翻成中文后，自行查寻有关的信息。
　　我也问她：“您有没有日本经济没落的感觉？”她反问：“我没有。你有吗？”我说：“实际上，今天的生活比我们小时候好很多，即使跟二十年前比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因为媒体上有关日本经济以及整体国力的报道几乎清一色是悲观的调调，所以心情上难免受影响，尤其考虑到孩子们的将来，我都很担心会怎么样？”
　　那天，我们是在一个共同朋友的介绍下互相认识的，三个人一起吃了顿中饭以后，跟那个朋友分开，两人坐电车回去的路上随便聊聊就认识了。年纪大的中国人，无论是思维神情还是打扮发型，都保持着80年代时的风格，跟如今全球化中的中国新人类很不同。
　　而我本人，虽然比她小一轮，曾是“八十年代现代派”的一员，总之基本上属于20世纪。我们都记得上世纪世界的种种弊端和因而发生的累累悲剧，所以对今日世界的样样问题，虽然看得很清楚，但也不想全盘否定。对目前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在下午的东京电车上，我们碰巧遇到自己的同类，聊得格外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