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坛卓有影响的作家，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成果丰硕。但我很惭愧，后来很少读田中禾的作品了。这说明我虽然做当代批评，但我关心的往往是最热闹的作品和作家。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田中禾不愿意到文坛的中心去凑热闹。这完全是田中禾自己的主动选择，他说过：“综观十年的文学之路，我既不以重大社会主题使自己风云际会，又不愿以怪异的西式时髦惊世骇俗，躲避的结果是使田中禾的名字在文坛上一直保持着边沿状态，这是个恰当的位置，呆在这儿很自在。”我读了田中禾后来的作品，包括他的长篇小说《十七岁》《父亲和她们》和《同石斋札记》系列（严格说，这个系列是他30余年的随笔选），就发现，写这些作品的田中禾还是当年写《五月》的田中禾，但又不完全是当年写《五月》的田中禾了，我们从《五月》到现在这些作品之间既能看到一脉相承的东西，又能看到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现实主义的东西少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东西变得特别强大。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则是田中禾心目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田中禾大致上把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现实主义偏重人的社会性，浪漫主义偏重人的自然性；现实主义重责任，浪漫主义重自我；现实主义重写实，浪漫主义重想象。”也就是说，田中禾后来越来越偏重于人的自然性，越来越多了自我和想象。田中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关于文学的至高理想，他的变化就是要一步步接近这一理想，这一理想就是田中禾的纯文学。
　　我们这里涉及到很多文学理论的概念和术语，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纯文学，等等。但我们不能以文学理论教科书中的解释去解释田中禾所说的这些词汇，因为田中禾并不信服文学理论教科书，当年他上大学，就是对大学讲坛上所宣讲的一套文学理论极度失望了而愤而退学的。显然，田中禾建构起了一套自己的文学理论，我们必须进入到田中禾的文学理论视域里去理解田中禾所追求的纯文学。
　　纯文学在田中禾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纯文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理性水准，代表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智慧，它要求作家、艺术家有献身精神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态度，但它无权要求每个作家、艺术家都那么纯粹。”田中禾认为：文学基本上分三大类，即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具体到小说，他是这么界定的：人性哲理与形式实验小说属于纯文学，社会世态小说属于严肃小说，大众休闲娱乐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三大类文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互相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田中禾说：“让纯文学去满足人性与生命的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试验；严肃文学认真地关注社会，举起正义、公理的旗帜；通俗文学给人以轻松、娱乐，让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田中禾还进一步细分，有些文学作品处于两种类型的中间带，兼有两种文学类型的特征，如斯坦贝克就处于纯文学与严肃文学的中间带，巴尔扎克处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中间带，处于中间带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田中禾自己的作品属于哪一类呢？《五月》应该属于严肃文学，但之后田中禾更倾情于纯文学，在严肃文学中加进了更多的纯文学成分。这突出体现在他写《匪首》时的思想状态，他说他当时“立志把《匪首》写得尽可能雅致些，艺术档次尽可能高些，文化与哲学包容量尽可能大些”“我想把《匪首》作为考验我虚构能力、张扬幻想的试验品”。这时候他开始反思严肃文学在中国的处境问题。严肃文学是“载道”的，中国的文学仿佛“文必载道”，而中国文学对“道”作了非常狭窄的理解。于是田中禾决定把自己的创作定位在“尽可能靠近纯文学的位置上”，这样他就必须“舍弃一些作家与读者已习惯的东西”。《父亲和她们》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严肃文学题材，在这部小说中，田中禾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小说中的马文昌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写照。在这个人物身上，包含着田中禾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认识，也传递出他深重的忧思，他说：“我们习惯了体制内的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马文昌，自愿地放弃了独立人格，对犬儒主义角色习以为常。”田中禾说这部小说从20多年前就开始构思，我相信他如果当时就将小说写出来，严肃文学的痕迹将会更重一些，主题的表达会更鲜明一些。但他后来在写作中赋予了《父亲和她们》更多的纯文学要素，首先《父亲和她们》在叙述上追求一种特殊的效果；其次《父亲和她们》将社会性内容弱化，强化了爱情故事的因素，以爱情寓意政治、文化，因而更显含蓄、诗意，人文精神的内涵也更丰富。至于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十七岁》，“是情感的吟哦，生命记忆的弦歌”，田中禾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在喧嚣的社会潮流中构筑一片小小的清幽天地，让人的心灵能在这里找回温情和宁静”。这完全是纯文学的诉求了。
　　在田中禾的纯文学里，包含着一个最核心的词语，这就是“自由”。他曾经说过：“我只是一个崇尚心灵自由的作家罢了。” 他也对自己的文学生涯作过这样的总结：“从《五月》至今，30年的创作历史，让我可以自豪地对读者说，我坚持了超越政治的思考和发现，不管作品能达到何样境界，我的写作立场是自觉的，明确的，毫不动摇的。我坚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必须站在人性的立场，以心灵的自由为依皈，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我全部的作品只在写一个主题——人性如何被现实扭曲，自由如何被生活改造。”抓住了自由这个核心，也就能把田中禾关于浪漫主义、关于语言、关于作家的社会责任等论述都融为一体了，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浪漫是人生的翅膀。它能使人的心灵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都能自由飞翔”；因为“借助语言文字，为自己构筑身体不能到达、感官无法触及的境界，人类才有了真正的自由，在人世的苦难、世事的纷纭、日子的琐碎、身心的疲惫中超脱”。
　　田中禾对心灵自由的推崇和实践，并不是孤立的。在田中禾这一代作家群中，他能够轻易地找到知音。因为他们这一代人特别的命运和教育背景，使他们对“自由”这个词语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从而有可能触摸到自由的本质。比如贵州的何士光，曾像田中禾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以富有文学性的小说创作成为那个年代最为红火的作家之一，但他后来完全转向了宗教的研究和写作，他说：“文字是一种般若”，他“想要寻找一些更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秘密”。又如理由是20世纪80年代特别红火的报告文学作家，后来同样转向了能够表达自由心声的写作中。理由今年出版的一本《荷马之旅》，是他一次阅读经典的收获。他为了找回荷马史诗的文学性，便沿着荷马史诗的路线对爱琴海周边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踏访。《荷马之旅》不仅记录了他的踏访，也充分展开了他对经典的解读。这两位作家和田中禾一样，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追求心灵自由的样板。两位作家与田中禾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文学以外的方式来实现心灵的自由，而田中禾始终对文学不舍不弃，他在探寻纯文学的写作过程中实现了心灵的自由。
　　田中禾的纯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它是作家实现心灵自由的通道，也是承载作家心灵自由的圣殿。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田中禾的纯文学。在这方面，田中禾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成功文本，田中禾本人也對纯文学应该如何写作有着深思熟虑地思考，他还特别强调了纯文学应该更充分地体现文学的本质——“巨大的慈悲感和怜悯心”。我们在阅读田中禾的作品时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让中国文坛多一点田中禾的纯文学，让更多伟大而又美丽的心灵能够在纯文学的天地里自由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