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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学的建构，要有三个层次，即语言学与文章学、阅读学与写作学、文学与文化。这三个层次是递升的。文章学的解读，要化静为动，转化为阅读与写作。能力由低到高，有层级之分。
关键词 语文学;文章学;阅读与写作;文学与文化
语文教学需要有学理上的依据，也即要有语文学的建构，才便于指导教学。比如曾有过“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八字方针。其中文字、词语、句子、语法、修辞，属于语言学;篇即篇章，属于文章学;逻为逻辑，属于思维学科;文则就是文学。此种建构显然是偏重于语言学的。其实，与语文较密切的学科有语言学、文章学、阅读学、写作学、文学、文化等。且可分三个层次，即语言学与文章学为第一层次，阅读学与写作学为第二层次，文学与文化为第三层次。简而言之，就是语言与文章、阅读与写作、文学与文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安顿情理要有合适的处所，布置语言要有恰当的位置。安顿情理的处所叫章，布置语言的位置叫句。所以章就是显明，句则是分界。“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人们写文章立言，用字联缀成句，积聚句子而成章节，积合章节而成文篇。全篇文采焕发，是由于各章没有毛病;每章明晰华丽，是由于句子没有缺点;句子都清楚明晰，是因每个字都不乱下。这就像振动树的根干，枝叶便跟着摇动，懂得了这一道理，其他的全都明白了。“句司数字，待连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句子有若干个字，要把这些字连接好了才有用;每章都有个总的意思，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完全才成一个整体。语言建构始于组词造句，再逐级扩大，直到写出段落及篇章。这其间，可以段落为衡量单位，即能写成段落的文字。清代的章学诚认为：“今使孺子属文，虽仅片言数语，必成其章。”章即完整的段。以小儿为喻，面目肩背手足不是逐步生出来的，应当是完全具足的，不过是具体而微而已。
叶圣陶在《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说：“语法、修辞法、作文法、思想方法都不作孤立的教学，孤立的教学徒然研讨一些死知识，劳而少功;必须就实际的听、说、阅读之中相机提出。”“普通话、方言、文言的语汇、语法、修辞格三方面，要随时从教材中提出实例，作彼此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不必像做研究那么细密，只要使学生养成这么个习惯就成。”则还要结合教材实例，即从相关文本中选取例子。语法修辞之类，曾是语文知识的重点。但也不能只停留于语句层面，仍要关联段落和篇章。叶圣陶在《从〈语法修辞讲话〉谈起》中说：“这里头只讲到句，没谈段落和篇章。一般语法书原来大都如此。可是《讲话》既然把语法和修辞合起来谈，既然着重在讨论语言的使用，这就离不了思维的条理，而思维的条理常常在一段一篇里看出来。上下两句分开来看都完整，连起来看可不相应，那就说不上恰当地使用语言。前后两段分开来看都要得，连起来看可搭不上，那也说不上恰当地使用语言。因此，要给读者更多的帮助，应该在下一句和上一句、后一段和前一段的关系上有所讨论。”这里明确指出语言使用不能仅停留于句子单位，而要关联段落和篇章。可由小而大，也可以由大到小。
就書面语而言，大都是面对文章的。夏丏尊和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中，第一课是《文章面面观》：“每读一篇文章该作内容与形式两种探究。文章的内容包括世间一切，它的来源是实际的生活经验，不但在文章上。至于文章的形式纯是语言、文字的普通法式，除日常的言语以外，最便利的探究材料就是所读的文章。”这里明确强调，要有文章意识。文章一般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这是解读中所要面对的。“中学里国文科的目的，说起来很多，可是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阅读的学习和写作的学习。这两种学习，彼此的关系很密切。都非从形式的探究着手不可。”因形式有其稳定性，解读中大都由形式入手。“从古到今，文章不知有多少，读也读不尽这许多。取少数的文章来精读，学得文章学上的一切，这才是经济的办法。你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除内容的领受以外，有许多形式上的项目应当留意;对于各个项目能够逐一留意到，就会得到文章学的各部门的知识。”至于所列的项目，有文章的体制、语汇的搜集、文法、修辞、鉴赏与批评、风格、章法布局等。换言之，文章内容有背景、类别、标题、内涵等，文章形式则包括文体、结构、技法、语言等。
文章学的解读，自是静态居多，要化静为动，就得转化为阅读与写作。先说阅读，得讲究方法及训练能力。阅读方法是多样的，比如朗读与默读、精读与略读、速读与慢读、重读或复读、熟读、比较阅读等。朗读是在声音上体认，默读则主要是意义的把握。夏丏尊在《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中说：“把任何的书，从语言文字上着眼去学习研究，这种阅读，可以说是属于国语科的工作。阅读通常可分为两种，一是略读，一是精读。略读的目的在理解，在收得内容;精读的目的在揣摩，在鉴赏。我以为要研究语言文字的法则，该注重于精读。”略读是把握大意，精读则多有揣摩。且看宋代陆九渊的《读书》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是说，读书不可慌忙，倘那样挂一漏万地读，收效甚微。应当换个心境，让心情平静下来，有涵泳的功夫，才能读解出兴味来。一时间难以领会的，不必强作解人，可暂且放过，留待他时他日再来读解。但有切合于自身经验的，就要细细地思考一番，才会融入个人的涵养中去。阅读也不是一次性的过程，得不断地重读或复读。苏轼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只有经常地复读，才能做到熟读。张中行在《谈谈文言教学》中说：“熟的要求，或说熟的结果，是把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印在脑子里。脑子里有这个表达习惯，或说有各式各样的习用模式，看到新的，模式相同的自然会重合，于是鉴往知来，就会确定这新的是什么意义。如果脑子里没有这许许多多模式，看见生疏的就会莫明其妙。求脑子里印上种种模式，除熟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熟来自‘多读’，也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张中行看来，由于语言有约定俗成之义，规律性的了解作用有限。要掌握就得熟读，熟能生巧，大可触类旁通。 方法多是横向的，能力则是纵向的。能力由低到高，有层级之分，包括识记与理解、分析与概括、筛选与探究、鉴赏与评价等。先说识记，即识别与记忆。对象是字词、诗文名句、文学文化知识等。比如字词，要能加以确认，从而正音正字。理解，即领会与解释，是以句子为主的，当然也可把词语包括在内。字不离词，词不离句，仍处于一个语境中。所谓语境，体现于文章中就是上下文。句子在文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连贯的。这就需要好好地关联起前后来，在上下文这样一个具体而特定的语境里加以把握。分析，即分解与剖析。可分析一些重点难点，从而在内容处理上有所侧重;再就是分析思路及结构;还可分析技法手法等。综合，即归纳与概括。对应于文章，就是归纳要点和概括中心。韩愈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文章写作无外乎记事记言，而提要钩玄，才便于领会。提要钩玄，换言之就是归纳与概括。筛选，是按要求筛选信息。筛选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既要有足够的注意力，又得分清主要与次要、有效与无效等。探究，是探究某些问题。探究除了认真梳理文章外，还可关联背景知识。既要对问题多有了解，又要使认识有所深化。鉴赏即鉴别与赏析，具体包括形象、技巧、语言等。为便于鉴赏，可从语言及技巧入手，进一步领会形象及内涵。这也就是披文入情，涵泳体味。评价，是评说与评论，可评定价值高低，区分好坏等。评价的重点是文章的思想内容及观点态度。评价可借鉴一些文艺及美学理论，但在鉴赏的基础上展开评论，更为切实。
再说写作，朱光潜在《谈作文》中說：“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在这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较为重要。可是临帖也不可一笔勾销，笔法和意境在初学时总须从临帖中领会。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用临帖法。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我以为向一般人说法，临帖和写生都不可偏废。所谓临帖在多读书。”对写作而言，临帖就是仿写。朱光潜认可写生较为重要，但对临帖即仿写也很看重。再如《谈写作学习》中说：“为着自己创作，就要钻研一些模范作品。无论是写诗或写散文，都要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就像写字作画都要‘临帖’一样，从而摸索出大家名手的诀窍。”这说的是创作上的摸拟，可有所借鉴。叶圣陶在《临摹与写生》中则说：“学写文章也有临摹的办法。熟读若干篇范文，然后动手试作，这是临摹。在准备动手的时候，翻着一些范文作参考，也是临摹。另外一个办法是不管读过什么文章，直接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见怎么样就怎么样写，所闻怎么样就怎么样写，其余类推。这是写生的办法。”临摹是传统的，写生可谓现代的倡导。“我并不是绝对不赞成临摹的办法，可是我认为采取写生的办法更有好处，至少应该做到写生为主，临摹为辅。”作者认为，写生是直接跟物象打交道，直接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相比临摹或仿写，写生更为自觉主动。不过，就作文练笔而言，临摹与写生大可兼顾，进而交相为用。除了仿写，还有扩写、缩写、改写、续写及读后感、读书随笔及小评论等，都是很能体现读写结合的。至于写生的训练，则可训练观察力、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等。
写作，又要有文体感。朱光潜在《谈作文》中说：“读书只是一步预备的工夫，真正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要写生，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中国国文教员们常埋怨学生们不会做议论文。我以为这并不算奇怪。中学生的理解和知识大半都很贫弱，胸中没有议论，何能做得出议论文？许多国文教员们叫学生入手就做议论文，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初学做议论文是容易走入空疏俗滥的路上去。我以为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这两种文做好了，议论文是很容易办的。”这里所说的文体训练，应先着眼于描写与记叙，然后才是议论。对应于思维，就是由形象而抽象。从年龄来看，也要注意思维的转变。朱光潜在《谈读书》中说：“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这里所说的含有学理的文字，需要的是理性的阅读，对应于思维是要由感性而理性或由形象而抽象。与写作配合，发展读书也要顺应此种思维，或者说促成思维的转变。
由语言与文章到阅读与写作再到文学与文化，可见层次的递升。换言之，语文学的建构至少包括这三个层次。先说文学，包括作品和理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也为读解提供了一条线索，即读每个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为便于教学，教材也可改用专题设计。此种专题设计，大可参照文学史的做法。比如诗歌方面，有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散文方面有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辞赋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等，小说方面有白话小说（话本与拟话本）、文言小说（传奇与笔记体）、章回小说等，戏曲方面主要是杂剧与传奇。然后是现代诗歌、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及外国文学等等。这些名称可纲举目张，大致能反映出演变来。文学理论的引入，也有助于阅读理解及鉴赏评价。夏丏尊在《关于国文的学习》中说：“把前人鉴赏的结果拿来做参考，足以发达鉴赏力。读词读诗没有兴趣的，不妨去择一部诗话或词话读读;读小说没有兴趣的，不妨去一阅有人批过的本子。诗话，词话，文评，小说评，是前人鉴赏的记录，能教示我们以诗词文或小说的好处所在，大足为鉴赏上的指导。”鉴赏中引入诗文评，可起一种指导作用，且更为对应。比如《诗经》的教学，除了识得风、雅、颂、赋、比、兴外，还可引孔子的评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孔子说：弟子们何不学诗呢？诗可以引发感兴，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用来交往合群，可以学会讽刺方法。近呢，可以服事父母;远呢，可以侍奉国君。还可多记住草木鸟兽的名称。“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让人兴奋，礼让人立足于社会，乐则让人格修养得以完成。且就兴而言，诗是可以引发许多兴致的。孔子还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不学诗，就不懂得说话。 文化比起文学来，范围更广。先说传统文化，朱自清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中说：“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这是强调文化的教育，通过诵读来接受文化传统。再如《论教本与写作》中说：“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两个：一是给学生做写作的榜样或范本，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后一种也可以叫作古典的训练。我主张现在中等学校里已经无须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但古典的训练却是必要的。”读得懂文言，才能更好地了解文化，尤其是经典。为便于了解，前人早已编过不少的文化读本，多是相关资料的整合。比如《名物蒙求》，分天文、地理、山川、园圃、城邑、伦理、职官、林木、花草、鸟兽、农事、时令、饮食、服饰、居室、器用等。每类中，又汇集相关的成语典故。再如《幼学琼林》，是昔时甚为风行的文化读本。从文化读本中了解文化，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文化学习不只是了解及积累知识，更在于有所传承。此种传承，主要是精神的传承。或者说，文化传承的是精神。梁实秋在一篇《“岂有文章惊海内”》的访问记中说：“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传统思想文化体现于一个人身上，可能各占比例或趋向，但一样的就是有精神上的传承。精神的传承也好比接力赛一般，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文化有广狭之分。广义地看，凡人所创造的都可称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狭义地看，又多指精神方面的，但仍有多种多样的区分。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列舉了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其实还有历史、哲学、社会、教育、法律等。多样或多元的文化表现，仍就是人的作为。举其大要，则就是文史哲。朱自清在《中学生与文艺》中说：“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是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文艺有益于人生，其语言又是精选的，更值得学习及运用。因而，文艺便是主要的教材，其效用不可小视。关于历史，钱穆在《国史漫话》中强调对本国历史要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等于只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有温情与敬意，才不会偏激与虚无。这温情与敬意，也是很好的精神传承。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不管“四书”还是《三字经》，里面都有哲学问题，也就是有哲理的思考。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在冯友兰看来就是照着讲与接着讲。哲学史家是照着讲，例如康德是怎样讲的，朱熹是怎样讲的，你就照着讲;但是哲学家不同，不能限于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康德讲到哪里，朱熹讲到哪里，要接着讲下去，有发展有创新，才能反映时代精神。《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照着讲与接着讲，合而言之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这才是很好的传承。比如冯友兰认为传统哲学讲的是境界的提升，或精神的升华，就是有所发展的。
[作者通联：福建长汀一中]
关键词 语文学;文章学;阅读与写作;文学与文化
语文教学需要有学理上的依据，也即要有语文学的建构，才便于指导教学。比如曾有过“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八字方针。其中文字、词语、句子、语法、修辞，属于语言学;篇即篇章，属于文章学;逻为逻辑，属于思维学科;文则就是文学。此种建构显然是偏重于语言学的。其实，与语文较密切的学科有语言学、文章学、阅读学、写作学、文学、文化等。且可分三个层次，即语言学与文章学为第一层次，阅读学与写作学为第二层次，文学与文化为第三层次。简而言之，就是语言与文章、阅读与写作、文学与文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安顿情理要有合适的处所，布置语言要有恰当的位置。安顿情理的处所叫章，布置语言的位置叫句。所以章就是显明，句则是分界。“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人们写文章立言，用字联缀成句，积聚句子而成章节，积合章节而成文篇。全篇文采焕发，是由于各章没有毛病;每章明晰华丽，是由于句子没有缺点;句子都清楚明晰，是因每个字都不乱下。这就像振动树的根干，枝叶便跟着摇动，懂得了这一道理，其他的全都明白了。“句司数字，待连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句子有若干个字，要把这些字连接好了才有用;每章都有个总的意思，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完全才成一个整体。语言建构始于组词造句，再逐级扩大，直到写出段落及篇章。这其间，可以段落为衡量单位，即能写成段落的文字。清代的章学诚认为：“今使孺子属文，虽仅片言数语，必成其章。”章即完整的段。以小儿为喻，面目肩背手足不是逐步生出来的，应当是完全具足的，不过是具体而微而已。
叶圣陶在《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说：“语法、修辞法、作文法、思想方法都不作孤立的教学，孤立的教学徒然研讨一些死知识，劳而少功;必须就实际的听、说、阅读之中相机提出。”“普通话、方言、文言的语汇、语法、修辞格三方面，要随时从教材中提出实例，作彼此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不必像做研究那么细密，只要使学生养成这么个习惯就成。”则还要结合教材实例，即从相关文本中选取例子。语法修辞之类，曾是语文知识的重点。但也不能只停留于语句层面，仍要关联段落和篇章。叶圣陶在《从〈语法修辞讲话〉谈起》中说：“这里头只讲到句，没谈段落和篇章。一般语法书原来大都如此。可是《讲话》既然把语法和修辞合起来谈，既然着重在讨论语言的使用，这就离不了思维的条理，而思维的条理常常在一段一篇里看出来。上下两句分开来看都完整，连起来看可不相应，那就说不上恰当地使用语言。前后两段分开来看都要得，连起来看可搭不上，那也说不上恰当地使用语言。因此，要给读者更多的帮助，应该在下一句和上一句、后一段和前一段的关系上有所讨论。”这里明确指出语言使用不能仅停留于句子单位，而要关联段落和篇章。可由小而大，也可以由大到小。
就書面语而言，大都是面对文章的。夏丏尊和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中，第一课是《文章面面观》：“每读一篇文章该作内容与形式两种探究。文章的内容包括世间一切，它的来源是实际的生活经验，不但在文章上。至于文章的形式纯是语言、文字的普通法式，除日常的言语以外，最便利的探究材料就是所读的文章。”这里明确强调，要有文章意识。文章一般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这是解读中所要面对的。“中学里国文科的目的，说起来很多，可是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阅读的学习和写作的学习。这两种学习，彼此的关系很密切。都非从形式的探究着手不可。”因形式有其稳定性，解读中大都由形式入手。“从古到今，文章不知有多少，读也读不尽这许多。取少数的文章来精读，学得文章学上的一切，这才是经济的办法。你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除内容的领受以外，有许多形式上的项目应当留意;对于各个项目能够逐一留意到，就会得到文章学的各部门的知识。”至于所列的项目，有文章的体制、语汇的搜集、文法、修辞、鉴赏与批评、风格、章法布局等。换言之，文章内容有背景、类别、标题、内涵等，文章形式则包括文体、结构、技法、语言等。
文章学的解读，自是静态居多，要化静为动，就得转化为阅读与写作。先说阅读，得讲究方法及训练能力。阅读方法是多样的，比如朗读与默读、精读与略读、速读与慢读、重读或复读、熟读、比较阅读等。朗读是在声音上体认，默读则主要是意义的把握。夏丏尊在《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中说：“把任何的书，从语言文字上着眼去学习研究，这种阅读，可以说是属于国语科的工作。阅读通常可分为两种，一是略读，一是精读。略读的目的在理解，在收得内容;精读的目的在揣摩，在鉴赏。我以为要研究语言文字的法则，该注重于精读。”略读是把握大意，精读则多有揣摩。且看宋代陆九渊的《读书》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是说，读书不可慌忙，倘那样挂一漏万地读，收效甚微。应当换个心境，让心情平静下来，有涵泳的功夫，才能读解出兴味来。一时间难以领会的，不必强作解人，可暂且放过，留待他时他日再来读解。但有切合于自身经验的，就要细细地思考一番，才会融入个人的涵养中去。阅读也不是一次性的过程，得不断地重读或复读。苏轼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只有经常地复读，才能做到熟读。张中行在《谈谈文言教学》中说：“熟的要求，或说熟的结果，是把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印在脑子里。脑子里有这个表达习惯，或说有各式各样的习用模式，看到新的，模式相同的自然会重合，于是鉴往知来，就会确定这新的是什么意义。如果脑子里没有这许许多多模式，看见生疏的就会莫明其妙。求脑子里印上种种模式，除熟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熟来自‘多读’，也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张中行看来，由于语言有约定俗成之义，规律性的了解作用有限。要掌握就得熟读，熟能生巧，大可触类旁通。 方法多是横向的，能力则是纵向的。能力由低到高，有层级之分，包括识记与理解、分析与概括、筛选与探究、鉴赏与评价等。先说识记，即识别与记忆。对象是字词、诗文名句、文学文化知识等。比如字词，要能加以确认，从而正音正字。理解，即领会与解释，是以句子为主的，当然也可把词语包括在内。字不离词，词不离句，仍处于一个语境中。所谓语境，体现于文章中就是上下文。句子在文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连贯的。这就需要好好地关联起前后来，在上下文这样一个具体而特定的语境里加以把握。分析，即分解与剖析。可分析一些重点难点，从而在内容处理上有所侧重;再就是分析思路及结构;还可分析技法手法等。综合，即归纳与概括。对应于文章，就是归纳要点和概括中心。韩愈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文章写作无外乎记事记言，而提要钩玄，才便于领会。提要钩玄，换言之就是归纳与概括。筛选，是按要求筛选信息。筛选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既要有足够的注意力，又得分清主要与次要、有效与无效等。探究，是探究某些问题。探究除了认真梳理文章外，还可关联背景知识。既要对问题多有了解，又要使认识有所深化。鉴赏即鉴别与赏析，具体包括形象、技巧、语言等。为便于鉴赏，可从语言及技巧入手，进一步领会形象及内涵。这也就是披文入情，涵泳体味。评价，是评说与评论，可评定价值高低，区分好坏等。评价的重点是文章的思想内容及观点态度。评价可借鉴一些文艺及美学理论，但在鉴赏的基础上展开评论，更为切实。
再说写作，朱光潜在《谈作文》中說：“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在这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较为重要。可是临帖也不可一笔勾销，笔法和意境在初学时总须从临帖中领会。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用临帖法。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我以为向一般人说法，临帖和写生都不可偏废。所谓临帖在多读书。”对写作而言，临帖就是仿写。朱光潜认可写生较为重要，但对临帖即仿写也很看重。再如《谈写作学习》中说：“为着自己创作，就要钻研一些模范作品。无论是写诗或写散文，都要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就像写字作画都要‘临帖’一样，从而摸索出大家名手的诀窍。”这说的是创作上的摸拟，可有所借鉴。叶圣陶在《临摹与写生》中则说：“学写文章也有临摹的办法。熟读若干篇范文，然后动手试作，这是临摹。在准备动手的时候，翻着一些范文作参考，也是临摹。另外一个办法是不管读过什么文章，直接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见怎么样就怎么样写，所闻怎么样就怎么样写，其余类推。这是写生的办法。”临摹是传统的，写生可谓现代的倡导。“我并不是绝对不赞成临摹的办法，可是我认为采取写生的办法更有好处，至少应该做到写生为主，临摹为辅。”作者认为，写生是直接跟物象打交道，直接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相比临摹或仿写，写生更为自觉主动。不过，就作文练笔而言，临摹与写生大可兼顾，进而交相为用。除了仿写，还有扩写、缩写、改写、续写及读后感、读书随笔及小评论等，都是很能体现读写结合的。至于写生的训练，则可训练观察力、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等。
写作，又要有文体感。朱光潜在《谈作文》中说：“读书只是一步预备的工夫，真正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要写生，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中国国文教员们常埋怨学生们不会做议论文。我以为这并不算奇怪。中学生的理解和知识大半都很贫弱，胸中没有议论，何能做得出议论文？许多国文教员们叫学生入手就做议论文，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初学做议论文是容易走入空疏俗滥的路上去。我以为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这两种文做好了，议论文是很容易办的。”这里所说的文体训练，应先着眼于描写与记叙，然后才是议论。对应于思维，就是由形象而抽象。从年龄来看，也要注意思维的转变。朱光潜在《谈读书》中说：“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这里所说的含有学理的文字，需要的是理性的阅读，对应于思维是要由感性而理性或由形象而抽象。与写作配合，发展读书也要顺应此种思维，或者说促成思维的转变。
由语言与文章到阅读与写作再到文学与文化，可见层次的递升。换言之，语文学的建构至少包括这三个层次。先说文学，包括作品和理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也为读解提供了一条线索，即读每个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为便于教学，教材也可改用专题设计。此种专题设计，大可参照文学史的做法。比如诗歌方面，有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散文方面有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辞赋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等，小说方面有白话小说（话本与拟话本）、文言小说（传奇与笔记体）、章回小说等，戏曲方面主要是杂剧与传奇。然后是现代诗歌、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及外国文学等等。这些名称可纲举目张，大致能反映出演变来。文学理论的引入，也有助于阅读理解及鉴赏评价。夏丏尊在《关于国文的学习》中说：“把前人鉴赏的结果拿来做参考，足以发达鉴赏力。读词读诗没有兴趣的，不妨去择一部诗话或词话读读;读小说没有兴趣的，不妨去一阅有人批过的本子。诗话，词话，文评，小说评，是前人鉴赏的记录，能教示我们以诗词文或小说的好处所在，大足为鉴赏上的指导。”鉴赏中引入诗文评，可起一种指导作用，且更为对应。比如《诗经》的教学，除了识得风、雅、颂、赋、比、兴外，还可引孔子的评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孔子说：弟子们何不学诗呢？诗可以引发感兴，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用来交往合群，可以学会讽刺方法。近呢，可以服事父母;远呢，可以侍奉国君。还可多记住草木鸟兽的名称。“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让人兴奋，礼让人立足于社会，乐则让人格修养得以完成。且就兴而言，诗是可以引发许多兴致的。孔子还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不学诗，就不懂得说话。 文化比起文学来，范围更广。先说传统文化，朱自清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中说：“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这是强调文化的教育，通过诵读来接受文化传统。再如《论教本与写作》中说：“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两个：一是给学生做写作的榜样或范本，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后一种也可以叫作古典的训练。我主张现在中等学校里已经无须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但古典的训练却是必要的。”读得懂文言，才能更好地了解文化，尤其是经典。为便于了解，前人早已编过不少的文化读本，多是相关资料的整合。比如《名物蒙求》，分天文、地理、山川、园圃、城邑、伦理、职官、林木、花草、鸟兽、农事、时令、饮食、服饰、居室、器用等。每类中，又汇集相关的成语典故。再如《幼学琼林》，是昔时甚为风行的文化读本。从文化读本中了解文化，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文化学习不只是了解及积累知识，更在于有所传承。此种传承，主要是精神的传承。或者说，文化传承的是精神。梁实秋在一篇《“岂有文章惊海内”》的访问记中说：“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传统思想文化体现于一个人身上，可能各占比例或趋向，但一样的就是有精神上的传承。精神的传承也好比接力赛一般，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文化有广狭之分。广义地看，凡人所创造的都可称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狭义地看，又多指精神方面的，但仍有多种多样的区分。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列舉了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其实还有历史、哲学、社会、教育、法律等。多样或多元的文化表现，仍就是人的作为。举其大要，则就是文史哲。朱自清在《中学生与文艺》中说：“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是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文艺有益于人生，其语言又是精选的，更值得学习及运用。因而，文艺便是主要的教材，其效用不可小视。关于历史，钱穆在《国史漫话》中强调对本国历史要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等于只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有温情与敬意，才不会偏激与虚无。这温情与敬意，也是很好的精神传承。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不管“四书”还是《三字经》，里面都有哲学问题，也就是有哲理的思考。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在冯友兰看来就是照着讲与接着讲。哲学史家是照着讲，例如康德是怎样讲的，朱熹是怎样讲的，你就照着讲;但是哲学家不同，不能限于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康德讲到哪里，朱熹讲到哪里，要接着讲下去，有发展有创新，才能反映时代精神。《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照着讲与接着讲，合而言之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这才是很好的传承。比如冯友兰认为传统哲学讲的是境界的提升，或精神的升华，就是有所发展的。
[作者通联：福建长汀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