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开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干线，陆上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伊朗文化领域，甚至远到大秦、罗马。海上从广州出发，最远到达印度次大陆东海岸的黄支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上述道路外，又开通了吐谷浑道、鄂尔多斯道等多条陆上丝路通道；海上丝路也有飞速发展，使得成都、青海、平城、邺城、青州、建康等地都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甚至北亚柔然的沟通，都要绕道四川。大体上的路线是沿长江逆流而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折向西北，经青海湖西南的吐谷浑王国都城伏俟城，再西经柴达木盆地。在北凉时期，因为河西政权与北魏敌对而与南朝交好，则可以翻过当金山口，到河西走廊的敦煌，与丝路干道汇合；北魏占领河西以后，则需要再向西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汇合。这条道路因为经过吐谷浑国，故称“吐谷浑道”。吐谷浑国又叫河南国，故又称“河南道”，所经之地主要在今天的青海省，故人们也称之为“青海道”。南北朝时，不少西域僧人就是走这条路到南朝的，如“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以梁天鉴（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蜀部沙门释明达传”）。又如“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六“释道仙传”）。他们都是行走在建业道西域丝路上的僧人。
　　海上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开辟的，最远所至的黄支国即印度东海岸的建志补罗，而考古、文献记载都证明，印度与罗马之间有海上商路的存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有大秦（罗马）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年在位）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孙吴黄武五年（266年），又有大秦商人名秦论，经交趾到建业。孙权为了加强海外交通，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海南诸国。他们回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记录所见所闻，可惜均已亡佚，但佚文还保留在一些书籍中。而且《道藏》所收《大清金液神丹经》中的康泰《外国传》佚文，大体上按照南海航行路线记录从交趾到安息（波斯帕提亚帝国）、大秦诸国，可以知道相对位置。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造船能力有了提高，海上交往更胜之前。东晋安帝义熙（405-418年）初，狮子国（斯里兰卡）来献玉佛像，以后往来不绝。428年。天竺迦毗黎国遣使奉表。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国遣使来华，尤以萧梁时期为盛。除了官方的使者之外，一些高僧也取海道入华传教，如孙吴时期的康僧会，出身康居，经印度、交趾而来建业。慧皎《高僧传》记载，天竺的耆域、罽宾的昙摩耶舍和求耶跋摩、中天竺的求那跋陀罗，都是循海道在广州上岸，然后到各地的。迦维罗卫国的佛驮跋陀罗经海道而来，在青州东莱郡上岸。道宣《续高僧传》记，西天竺优禅尼国的拘那罗陀（真谛），也是由海道先睇南海，再到金陵的。
　　这种中印双方经海路往来的情形，到了唐朝更为普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61位僧人，大约有39位是从海道往返南亚各地的。他们所走的路线又不尽相同。如明远是从交趾出发，经诃陵国（爪哇岛），到狮子国，再入南印度。义朗从乌雷（今广西钦州县）登舟，经扶南（今印度支那半岛），到郎迦戍（马来半岛北部）上岸，再到狮子洲。由此可知，当时中国通往南亚的海路不止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