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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篇小说《庆典》以建设新加坡宾馆为主要线索，刻画了北沙县里上演的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通过悲剧的演绎，作品传达出浓厚的悲剧意识，而作者对这种悲剧意识的展现是通过喜剧手法，以此形成了作品笑中带泪的悲喜剧风格。
关键词：悲剧意识;社会悲剧;性格悲剧;悲喜剧风格
基金项目：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2018年科技创新项目（kjcx2018-98mdjnu）。
小说《庆典》的悲剧意识来源于作者王立纯的人生观。他从文之前是一位林场官员，长期的基层经历使他见到了很多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悲剧和人性悲剧。成为作家后，他始终带着这种对人生的悲剧观照回看过往经历。在一次饭桌上，一位官员朋友的酒后吐真言，引燃了他的灵感引信，于是他以朋友为原型，结合自己的经历，创作了这部《庆典》。正是因为强烈的悲剧意识，才使《庆典》突破了喜剧的肤浅直白，达到沉郁哀婉悲壮的审美效果。
一、社会与人的悲剧：《庆典》悲剧意识的表现类型
小说《庆典》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的营造上。首先，在北沙县这个封闭的社会空间，集中典型地演绎了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悲剧。新旧掺半的北沙县就像一个走不出的城堡，所有深陷其中的人都被控制着、要挟着，没有自由，没有喘息的机会。其次，从人物的内在分析，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悲剧性格或缺陷性格。因为“悲剧固然来源于这个狼吞虎咽的世界，但更大的悲剧来源于人自身的懦弱、渺小。”[1]
在社会悲剧的塑造上，小说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浓缩在北沙这个小县城中。通过建设宾馆，引出了北沙县的各色人物，包括医生、警察、政府官员、饭店老板、城市贫民、包工头、工人、种烟草的农民。王立纯在《我写庆典》中说到：“我之所以选择县城作为小说背景，因为县城是城乡结合部，涵养着林林总总的人物，集结着社会的神经元。”[2]：北沙县这个弹丸之地，充满了新旧文化的冲突矛盾，生活在其中的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事，为自己的前途生计和生活日常奔波忙碌，可是他们都不能如意，不可知的力量总是摧毁他们的愿望。杨家良希望宾馆和配套设施能顺利建成，自己也能镀金成功，返回省城，结果却被通知“县改市硬件工程，包括那个新加坡宾馆，群众反映强烈，市委要求你们马上对有关人员立案审查”。小说中莺歌岭林场和旌旗营一直有矛盾，场长张临轩使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扳动旌旗营的头头史先发，反倒自己损兵折将又受伤。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己造就的：杨家良主张建宾馆是为了北沙的未来，张临轩控诉旌旗营也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林场的发展。北沙县这个小社会就像一个大酱缸，身处其中很难做到洁身自好。小说中建筑工人怀疑谷玎拿了回扣，不肯卖力干活，谷玎辩驳自己并没有拿，工人们却说：“家家卖烧酒，不漏是好手。你能保证主席台上做报告的人都廉洁？谁脑门上也没写着字。反正你‘谷指’黄酱弄到裤子上，不是屎也是屎了！”这一番话让谷玎哑口无言，当所有人都在行恶的时候，他坚持的善竟然成了不被理解、荒谬的事。
这种生存困境困扰着以谷玎为中心的每一个人。作者并没有过多地从形而上渲染这种困境，而是对这些丑恶、黑暗、不合理的现象给予宽容的态度。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但在中国北方的小县城里，还在艰难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调侃，这是一种宽容的态度。正如作者所说，“我觉得处于一种历史转型期的民族，很需要这种宽容精神。一个成熟的民族，也需要这种宽容精神。”[3]正是因为这份宽容精神，使小说悲喜融合，带着人间烟火的亲切和温暖。
另外，小说的主要人物在性格上都有缺陷。这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小说中杨家良是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但他又冒进自大，过于武断。他提出修建新加坡宾馆以实现筑巢引凤，还要振兴阀门厂，学习张家港建设文明城市。他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北沙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尽快出政绩。正是他这种好强冒进的性格使他做出了不符合北沙实际的决定。在宾馆快要建成之际他遭到了匿名举报，被市委要求立案审查。他的强势让下属不敢反驳，这又助长了他盲目的热情。小说第二十二章，杨家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北沙历史进程上的这一步，对了还是错了？”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点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谭静是作品塑造的女性悲剧人物，她的致命弱点在于太过懦弱，缺少反抗的勇气。她的一生都在忍让，为了谷玎的前程，她成心毁掉自己似得嫁给了一个人所不齿的家伙，和判了刑的丈夫离婚后，她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最后准备去九华山出家，了断尘缘。可就在出行的前一晚，又因为心软和少提防使逃狱的前夫进屋，遭到了奸杀的厄运。她的逆来顺受源于自我意识的淡薄，这种主体性缺失也影响到她对侄女金虹的看法。她说金虹“本来是一颗完美的果子，不幸被虫蛀了那么一丁点儿”。她在这里不自觉代入了男权主义的偏见，把女性物化为果子，而金虹曾经被玷污、从事过人体展览这样的职业就成了她无法抹去的虫眼。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被环境同化，因而会在潜意识的指引下站在传统道德的一面评价金虹。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要帮着谷家拆散金虹和谷毛宁。和她形成对比的金虹，同样命运多舛，但她自我意识明确，坚强独立、不卑不亢地在北沙县经营玫瑰酒家。从谭静到金虹的性格变化，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正是金虹的坚决反抗才避免了谭静的悲惨命运。
谷玎性格的缺陷表现在他的虚伪和矛盾上。谷玎认为金虹是北沙县的能人，在向金虹筹款时，他满脸堆笑，说“玫瑰酒家是北沙县私营经济的一枝花”，背后却说“这年头，假作真时真亦假，就这么一个小姐，只要离开北沙，换个地方，还不是照样懵人！”。谷玎的虚伪导致儿子和金虹的反感，加速了他们的离开。他性格的矛盾性表现在知识分子人格和官场人格的冲突。一方面他是北沙唯一拥有两个书橱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谷玎怀有一腔濟世热忱，他热爱北沙，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它。他身边的大小头头不怎么关心宾馆建设进程，而是想法儿捞好处，只有谷玎踽踽前行，一心为公地为建宾馆张罗。可以说，他的理想是做为国为民的栋梁之材。另一方面，因久混官场，他又成了一个喝酒抽烟说荤话的麻将牌里的“会儿”，能不发表意见的时候就闭嘴。会议上杨家良提出宾馆计划，他认为与己无关默不作声，间接推动了决策的诞生。可他心底是反对这个决策的。为了完成建宾馆的任务，他与他看不惯的人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官场人格要求他溜须拍马，八面玲珑，处理好人事关系，而不是一味埋头苦干。而知识分子人格却督促他刚正不阿，直言上谏，保持人格独立。这两种人格的冲突表现在外在便是谷玎行为的前后矛盾、延宕犹疑，不赞成建宾馆却为这件事日夜操劳，不爱喝酒却总是酩酊大醉。这种冲突是他精神痛苦的源头，因为执着于两者，他就做不到父亲的洒脱和儿子的单纯、专一，他的人生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二、笑声中的悲悯：《庆典》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
小说《庆典》悲剧意识的表现方法是用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内容。这种喜剧形式，在于小说中始终贯穿的笑的艺术。初读此书，会被小说的幽默语言、人物的喜剧个性逗得发笑，可待读者读罢，却有“一种酸楚和悲哀漫涌而来”。[4]
这些人物的存在是悲哀的，但当作者选择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就有了喜剧的效果。小说描写官员为了拍领导的马屁，都去吐痰以顶替领导，结果与领导意图相反，这种溜须不得造成的悖论反差让人捧腹，但笑过之后又领会到了作者对北沙县不正之风的讽刺批判。旌旗营和莺歌岭在械斗之前互相喊话，他们的喊话内容满是文革语录，还僵持着互唱战歌。由于已经脱离文革背景，这种口号就有了调笑幽默的成分。作者就在这种调侃的语气中暴露了北沙县人的粗莽和缺乏法制精神。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5]当作者嬉笑着把这些无价值的事物展示出来的时候，说明北沙的社会改造仍然任重道远。同时，当读者反省自身，这些无意义在现实中也仍然存在，就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现实生活中，崇高和卑微、美和丑、善和恶、喜剧和悲剧常常以互为印证的形式并存，一方的出现，恰恰能凸显另一方的真实存在。而《庆典》中对喜剧形式的巧妙运用，使得作品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和强烈，就在这种强烈对比中，作品得以深入探寻人的悲剧存在。同时，悲剧与喜剧的交叉融合，使得作品有了笑中带泪的悲喜剧风格，达到了亦悲亦喜的双重审美效果。这种悲喜剧既做到了大俗大雅，又在喜剧的对照中凸显了悲剧的真实和深刻。由于作者在嬉笑怒骂中始终带着温情关怀的色彩，便使得他们的悲剧被读者怜悯，对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性格也有了同情，在对人物的情感认同中得到精神的启发和净化，从而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希望和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这种带有温情的悲剧意识与东北天然的乐感文化分不开。东北在开发过程中汇聚了大量的移民，驳杂的移民文化使东北人形成了少传统文化束缚、粗犷幽默、乐观开朗的个性。这种个性体现在《庆典》的各色人物中。这些人物虽然也感到了命运的悲剧意味，但他们会用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来自我安慰。而王立纯选择温情地看待他的人物，给他们的苦难以“漫不经心的微笑，超然看待周围的鲜花和血痕”，[6]这既是作家的个性使然，也体现了作家可贵的人文主义关怀。
注释：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长篇小说《庆典》，作者王立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参考文献：
[1]车红梅.几乎无事的悲剧——论老舍小说对人性悲剧的探讨[J].时代文学（上半月），2009（1）：98-100.
[2]王立纯.溯流而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339.
[3]连秀丽.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M].哈爾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8.
[4]连秀丽.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6.
[5]鲁迅.坟[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129.
[6]王立纯.溯流而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338
作者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院
关键词：悲剧意识;社会悲剧;性格悲剧;悲喜剧风格
基金项目：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2018年科技创新项目（kjcx2018-98mdjnu）。
小说《庆典》的悲剧意识来源于作者王立纯的人生观。他从文之前是一位林场官员，长期的基层经历使他见到了很多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悲剧和人性悲剧。成为作家后，他始终带着这种对人生的悲剧观照回看过往经历。在一次饭桌上，一位官员朋友的酒后吐真言，引燃了他的灵感引信，于是他以朋友为原型，结合自己的经历，创作了这部《庆典》。正是因为强烈的悲剧意识，才使《庆典》突破了喜剧的肤浅直白，达到沉郁哀婉悲壮的审美效果。
一、社会与人的悲剧：《庆典》悲剧意识的表现类型
小说《庆典》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的营造上。首先，在北沙县这个封闭的社会空间，集中典型地演绎了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悲剧。新旧掺半的北沙县就像一个走不出的城堡，所有深陷其中的人都被控制着、要挟着，没有自由，没有喘息的机会。其次，从人物的内在分析，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悲剧性格或缺陷性格。因为“悲剧固然来源于这个狼吞虎咽的世界，但更大的悲剧来源于人自身的懦弱、渺小。”[1]
在社会悲剧的塑造上，小说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浓缩在北沙这个小县城中。通过建设宾馆，引出了北沙县的各色人物，包括医生、警察、政府官员、饭店老板、城市贫民、包工头、工人、种烟草的农民。王立纯在《我写庆典》中说到：“我之所以选择县城作为小说背景，因为县城是城乡结合部，涵养着林林总总的人物，集结着社会的神经元。”[2]：北沙县这个弹丸之地，充满了新旧文化的冲突矛盾，生活在其中的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事，为自己的前途生计和生活日常奔波忙碌，可是他们都不能如意，不可知的力量总是摧毁他们的愿望。杨家良希望宾馆和配套设施能顺利建成，自己也能镀金成功，返回省城，结果却被通知“县改市硬件工程，包括那个新加坡宾馆，群众反映强烈，市委要求你们马上对有关人员立案审查”。小说中莺歌岭林场和旌旗营一直有矛盾，场长张临轩使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扳动旌旗营的头头史先发，反倒自己损兵折将又受伤。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己造就的：杨家良主张建宾馆是为了北沙的未来，张临轩控诉旌旗营也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林场的发展。北沙县这个小社会就像一个大酱缸，身处其中很难做到洁身自好。小说中建筑工人怀疑谷玎拿了回扣，不肯卖力干活，谷玎辩驳自己并没有拿，工人们却说：“家家卖烧酒，不漏是好手。你能保证主席台上做报告的人都廉洁？谁脑门上也没写着字。反正你‘谷指’黄酱弄到裤子上，不是屎也是屎了！”这一番话让谷玎哑口无言，当所有人都在行恶的时候，他坚持的善竟然成了不被理解、荒谬的事。
这种生存困境困扰着以谷玎为中心的每一个人。作者并没有过多地从形而上渲染这种困境，而是对这些丑恶、黑暗、不合理的现象给予宽容的态度。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但在中国北方的小县城里，还在艰难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调侃，这是一种宽容的态度。正如作者所说，“我觉得处于一种历史转型期的民族，很需要这种宽容精神。一个成熟的民族，也需要这种宽容精神。”[3]正是因为这份宽容精神，使小说悲喜融合，带着人间烟火的亲切和温暖。
另外，小说的主要人物在性格上都有缺陷。这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小说中杨家良是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但他又冒进自大，过于武断。他提出修建新加坡宾馆以实现筑巢引凤，还要振兴阀门厂，学习张家港建设文明城市。他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北沙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尽快出政绩。正是他这种好强冒进的性格使他做出了不符合北沙实际的决定。在宾馆快要建成之际他遭到了匿名举报，被市委要求立案审查。他的强势让下属不敢反驳，这又助长了他盲目的热情。小说第二十二章，杨家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北沙历史进程上的这一步，对了还是错了？”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点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谭静是作品塑造的女性悲剧人物，她的致命弱点在于太过懦弱，缺少反抗的勇气。她的一生都在忍让，为了谷玎的前程，她成心毁掉自己似得嫁给了一个人所不齿的家伙，和判了刑的丈夫离婚后，她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最后准备去九华山出家，了断尘缘。可就在出行的前一晚，又因为心软和少提防使逃狱的前夫进屋，遭到了奸杀的厄运。她的逆来顺受源于自我意识的淡薄，这种主体性缺失也影响到她对侄女金虹的看法。她说金虹“本来是一颗完美的果子，不幸被虫蛀了那么一丁点儿”。她在这里不自觉代入了男权主义的偏见，把女性物化为果子，而金虹曾经被玷污、从事过人体展览这样的职业就成了她无法抹去的虫眼。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被环境同化，因而会在潜意识的指引下站在传统道德的一面评价金虹。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要帮着谷家拆散金虹和谷毛宁。和她形成对比的金虹，同样命运多舛，但她自我意识明确，坚强独立、不卑不亢地在北沙县经营玫瑰酒家。从谭静到金虹的性格变化，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正是金虹的坚决反抗才避免了谭静的悲惨命运。
谷玎性格的缺陷表现在他的虚伪和矛盾上。谷玎认为金虹是北沙县的能人，在向金虹筹款时，他满脸堆笑，说“玫瑰酒家是北沙县私营经济的一枝花”，背后却说“这年头，假作真时真亦假，就这么一个小姐，只要离开北沙，换个地方，还不是照样懵人！”。谷玎的虚伪导致儿子和金虹的反感，加速了他们的离开。他性格的矛盾性表现在知识分子人格和官场人格的冲突。一方面他是北沙唯一拥有两个书橱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谷玎怀有一腔濟世热忱，他热爱北沙，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它。他身边的大小头头不怎么关心宾馆建设进程，而是想法儿捞好处，只有谷玎踽踽前行，一心为公地为建宾馆张罗。可以说，他的理想是做为国为民的栋梁之材。另一方面，因久混官场，他又成了一个喝酒抽烟说荤话的麻将牌里的“会儿”，能不发表意见的时候就闭嘴。会议上杨家良提出宾馆计划，他认为与己无关默不作声，间接推动了决策的诞生。可他心底是反对这个决策的。为了完成建宾馆的任务，他与他看不惯的人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官场人格要求他溜须拍马，八面玲珑，处理好人事关系，而不是一味埋头苦干。而知识分子人格却督促他刚正不阿，直言上谏，保持人格独立。这两种人格的冲突表现在外在便是谷玎行为的前后矛盾、延宕犹疑，不赞成建宾馆却为这件事日夜操劳，不爱喝酒却总是酩酊大醉。这种冲突是他精神痛苦的源头，因为执着于两者，他就做不到父亲的洒脱和儿子的单纯、专一，他的人生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二、笑声中的悲悯：《庆典》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
小说《庆典》悲剧意识的表现方法是用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内容。这种喜剧形式，在于小说中始终贯穿的笑的艺术。初读此书，会被小说的幽默语言、人物的喜剧个性逗得发笑，可待读者读罢，却有“一种酸楚和悲哀漫涌而来”。[4]
这些人物的存在是悲哀的，但当作者选择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就有了喜剧的效果。小说描写官员为了拍领导的马屁，都去吐痰以顶替领导，结果与领导意图相反，这种溜须不得造成的悖论反差让人捧腹，但笑过之后又领会到了作者对北沙县不正之风的讽刺批判。旌旗营和莺歌岭在械斗之前互相喊话，他们的喊话内容满是文革语录，还僵持着互唱战歌。由于已经脱离文革背景，这种口号就有了调笑幽默的成分。作者就在这种调侃的语气中暴露了北沙县人的粗莽和缺乏法制精神。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5]当作者嬉笑着把这些无价值的事物展示出来的时候，说明北沙的社会改造仍然任重道远。同时，当读者反省自身，这些无意义在现实中也仍然存在，就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现实生活中，崇高和卑微、美和丑、善和恶、喜剧和悲剧常常以互为印证的形式并存，一方的出现，恰恰能凸显另一方的真实存在。而《庆典》中对喜剧形式的巧妙运用，使得作品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和强烈，就在这种强烈对比中，作品得以深入探寻人的悲剧存在。同时，悲剧与喜剧的交叉融合，使得作品有了笑中带泪的悲喜剧风格，达到了亦悲亦喜的双重审美效果。这种悲喜剧既做到了大俗大雅，又在喜剧的对照中凸显了悲剧的真实和深刻。由于作者在嬉笑怒骂中始终带着温情关怀的色彩，便使得他们的悲剧被读者怜悯，对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性格也有了同情，在对人物的情感认同中得到精神的启发和净化，从而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希望和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这种带有温情的悲剧意识与东北天然的乐感文化分不开。东北在开发过程中汇聚了大量的移民，驳杂的移民文化使东北人形成了少传统文化束缚、粗犷幽默、乐观开朗的个性。这种个性体现在《庆典》的各色人物中。这些人物虽然也感到了命运的悲剧意味，但他们会用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来自我安慰。而王立纯选择温情地看待他的人物，给他们的苦难以“漫不经心的微笑，超然看待周围的鲜花和血痕”，[6]这既是作家的个性使然，也体现了作家可贵的人文主义关怀。
注释：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长篇小说《庆典》，作者王立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参考文献：
[1]车红梅.几乎无事的悲剧——论老舍小说对人性悲剧的探讨[J].时代文学（上半月），2009（1）：98-100.
[2]王立纯.溯流而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339.
[3]连秀丽.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M].哈爾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8.
[4]连秀丽.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6.
[5]鲁迅.坟[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129.
[6]王立纯.溯流而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338
作者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