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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总理的国际关系思想原则是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内容，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基本原理与当时国际关系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国际关系思想的中国化。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原则是周恩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根本目的是想在利益和矛盾并存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和平合作，避免战争冲突。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原则覆盖领域宽，内容多，系统性，可以适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适用于国际交往领域。
关键词：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原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思想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关系公认准则，是维护国际关系和平状态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就是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或战争还是和平。周恩来分析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和平是共同愿望，为这一共同愿望，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应是合作，国家关系就处于和平状态。他认为国与国的交往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才能在不同政治体制和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有合作的可能。因此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原则的基本原则。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经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后，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1]（P.63）
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思想原则确立过程
1954年4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其议程是关于重建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和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周恩来首次代表中国以大国的身份参加。会议进行了三个月，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关键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作出了大国应有的态度和引导，积极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发表多次演说和辩论，争取恢复印支地区的和平，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称，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在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的休会期，周恩来分别的对印度与缅甸进行了访问。然而，这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国家间交流活动，通过这次的接触和交流，使这次的访问对后来的国家间交往和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作用。周恩来在这次访问期间，先后与印度和缅甸两个国家发表了“中印联合声明”和“中缅联合的声明”。在这两个政府声明中，对和平共处原则的重视显而易见。1955年为期一周的亚非万隆会议，是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而召开的。在会议召开的一周里，许多国家就提出应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到亚非世界中，作为指导亚非地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周恩来在设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主要是为解决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交往困境的，是为突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屏障，争取到更多国际交流机会的。认为在相同意识形态和同一阵营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为共有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在同这些国家交流中不存在屏障，但是经过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关系的波折，不平等和矛盾在两国交往中屡屡出现，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越来越认识到，“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关系好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P.80）而且在1956年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上，也反映出在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阵营内部的交往不是像想象中无往不利，反而也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也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冲突。这一事件同时也进一步暴露出沉积已久的苏东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包含很多，但是无论什么原因，这些多个国家间解决不了的矛盾就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由矛盾产生的冲突使得合作的可能下降。周恩来在认识到这种矛盾后，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使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应不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一视同仁，这样才能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苏联1956年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明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损害了平等的原则，以后将以争取和平和合作为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中国随即发表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予以支持。并且是由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这篇政府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2]（P.319）这次声明不仅明确了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也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国家交往原则的思想，而且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国家交往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以及国际政党之间都具有普遍适应性。已经成为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成为被广大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遵守的国际规范。
三、“求同存异”思想原则
求同存异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为促进国与国间合作的。“求同存异”思想是 1955年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提出的。1955年4月18日， 亚非两大洲有29个国家派出代表聚集在万隆，举行了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在国际关系史上首开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盘古开天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中，没有西方殖民大国的直接参与。其目的在于增进国家间了解，加强国家间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进步。但由于各国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会议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争吵不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补充”发言以扭转这种局面。他指出“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中间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1]（P.122）在这次补充会议上，周恩来肯定了不同意见的存在，承认他的客观存在，但是这并不影响彼此的合作，只要在在中心问题上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就可以在有矛盾的情况下也达成合作。“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同年5月23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戈登夫人等代表谈话时谈到“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比如妇女要和平，就是共同的”“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而去找共同点”。[1]（P.145）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找到了民族国家和政党在国际交往中共同利益，使得有矛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合作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将“求同存异”思想延伸运用到政党关系处理上。首先，周恩来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要求同存异。他认为，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把社会主义各国联系了起来，因此，各党对于和平问题、反殖民地问题和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相似的共同点。同时也肯定的指出了相同之间的不同。因为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为基础开展各国关系，各国又有自己特殊的背景、环境、民族传统和历史发展条件。周恩来认为兄弟党之间的不同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在党际间的国际交往上，因为都是用相同的意识形态建立国家社会制度的，但是国情不同就注定各國政党中存在差异，对于这些差异周恩来认为“有些不同是完全许可的”只要妥善处理这些差异，在国际间政党交往的可行性是很高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终目的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同的国家政党间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追求，使得差异即使存在，也不影响党际间的联合交流。但在交流的同时还要相互尊重，反对强加意识于他党。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同志要能敢于指出做事做的不对的地方，他是愿意接受的。告诉大家不要犯“不尊重人家意见，只相信自己意见对的大党沙文主义。” 但是不是一味的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政党，就只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交流，其次，对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交流也要应该求同存异。1954年8月12日，就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事，在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就如何与英国工党求同存异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我们和英国工党“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3]（P.407）他指出：“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多搞选票。它要在国内多搞选票，就要推进中英关系，如果它用这个条件换取选票，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在这三件事上，我们是可以和它求同的。”但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工党也有不同，要同英国工党合作，周恩来明确指出，不改变各自的立场，不搞争论，相互尊重，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争取和平合作。虽然是针对英国工党意见，但它却是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的指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思想作为促进国与国关系趋于和平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也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胡 悦]
关键词：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原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思想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关系公认准则，是维护国际关系和平状态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就是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或战争还是和平。周恩来分析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和平是共同愿望，为这一共同愿望，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应是合作，国家关系就处于和平状态。他认为国与国的交往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才能在不同政治体制和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有合作的可能。因此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原则的基本原则。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经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后，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1]（P.63）
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思想原则确立过程
1954年4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其议程是关于重建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和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周恩来首次代表中国以大国的身份参加。会议进行了三个月，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关键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作出了大国应有的态度和引导，积极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发表多次演说和辩论，争取恢复印支地区的和平，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称，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在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的休会期，周恩来分别的对印度与缅甸进行了访问。然而，这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国家间交流活动，通过这次的接触和交流，使这次的访问对后来的国家间交往和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作用。周恩来在这次访问期间，先后与印度和缅甸两个国家发表了“中印联合声明”和“中缅联合的声明”。在这两个政府声明中，对和平共处原则的重视显而易见。1955年为期一周的亚非万隆会议，是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而召开的。在会议召开的一周里，许多国家就提出应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到亚非世界中，作为指导亚非地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周恩来在设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主要是为解决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交往困境的，是为突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屏障，争取到更多国际交流机会的。认为在相同意识形态和同一阵营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为共有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在同这些国家交流中不存在屏障，但是经过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关系的波折，不平等和矛盾在两国交往中屡屡出现，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越来越认识到，“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关系好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P.80）而且在1956年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上，也反映出在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阵营内部的交往不是像想象中无往不利，反而也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也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冲突。这一事件同时也进一步暴露出沉积已久的苏东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包含很多，但是无论什么原因，这些多个国家间解决不了的矛盾就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由矛盾产生的冲突使得合作的可能下降。周恩来在认识到这种矛盾后，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使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应不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一视同仁，这样才能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苏联1956年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明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损害了平等的原则，以后将以争取和平和合作为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中国随即发表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予以支持。并且是由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这篇政府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2]（P.319）这次声明不仅明确了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也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国家交往原则的思想，而且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国家交往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以及国际政党之间都具有普遍适应性。已经成为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成为被广大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遵守的国际规范。
三、“求同存异”思想原则
求同存异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为促进国与国间合作的。“求同存异”思想是 1955年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提出的。1955年4月18日， 亚非两大洲有29个国家派出代表聚集在万隆，举行了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在国际关系史上首开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盘古开天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中，没有西方殖民大国的直接参与。其目的在于增进国家间了解，加强国家间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进步。但由于各国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会议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争吵不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补充”发言以扭转这种局面。他指出“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中间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1]（P.122）在这次补充会议上，周恩来肯定了不同意见的存在，承认他的客观存在，但是这并不影响彼此的合作，只要在在中心问题上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就可以在有矛盾的情况下也达成合作。“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同年5月23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戈登夫人等代表谈话时谈到“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比如妇女要和平，就是共同的”“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而去找共同点”。[1]（P.145）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找到了民族国家和政党在国际交往中共同利益，使得有矛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合作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将“求同存异”思想延伸运用到政党关系处理上。首先，周恩来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要求同存异。他认为，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把社会主义各国联系了起来，因此，各党对于和平问题、反殖民地问题和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相似的共同点。同时也肯定的指出了相同之间的不同。因为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为基础开展各国关系，各国又有自己特殊的背景、环境、民族传统和历史发展条件。周恩来认为兄弟党之间的不同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在党际间的国际交往上，因为都是用相同的意识形态建立国家社会制度的，但是国情不同就注定各國政党中存在差异，对于这些差异周恩来认为“有些不同是完全许可的”只要妥善处理这些差异，在国际间政党交往的可行性是很高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终目的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同的国家政党间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追求，使得差异即使存在，也不影响党际间的联合交流。但在交流的同时还要相互尊重，反对强加意识于他党。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同志要能敢于指出做事做的不对的地方，他是愿意接受的。告诉大家不要犯“不尊重人家意见，只相信自己意见对的大党沙文主义。” 但是不是一味的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政党，就只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交流，其次，对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交流也要应该求同存异。1954年8月12日，就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事，在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就如何与英国工党求同存异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我们和英国工党“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3]（P.407）他指出：“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多搞选票。它要在国内多搞选票，就要推进中英关系，如果它用这个条件换取选票，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在这三件事上，我们是可以和它求同的。”但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工党也有不同，要同英国工党合作，周恩来明确指出，不改变各自的立场，不搞争论，相互尊重，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争取和平合作。虽然是针对英国工党意见，但它却是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的指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思想作为促进国与国关系趋于和平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周恩来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也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胡 悦]